临近特首选举，传媒焦点少不免集中在：梁振英的政纲有没有“走数”、政策失误与几名特首候选人是否有纠葛、候选人政纲是否能够处理现时的施政问题。这些讨论都像隔岸观火，仿佛发生的事情，只是在电视机上放映的情节，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系──一轮放映过后，一阵喧哗一阵叹息，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天朝主义
把这五年的《施政报告》由头到尾速读一次，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汇，就是“天朝主义”四个字。
倒不是说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旧社会之中──“天朝主义”一词由强世功先生在2007至08年的“香江边上的思考”一系列文章演化而来，虽然“天朝”一词只是出现过一次，但却是理解中港关系不得不读的文章。简而言之，这组概念所代表的，就是对何谓“一国两制”的实际理解。
“天朝主义”的“帝国边陲”想像，正日渐主导香港的政治民生。看看我们的城市规划，有多少基建是位处于国家的战略想像蓝图之中？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河套港深科技园、莲塘口岸工业邨，与及一大堆与这些战略性基建相连的连接干道，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的地理空间格局。
为什么在规划香港未来30年发展蓝图的文件“香港2030+”中，会提出需要有80万的人口缓冲？河套科技园会否大量“输入”内地企业与“输出”香港科技专才？新界北坪𪨶恐龙山等棕土作业会否成为“物流中心”？香港的产业、基建政策，都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发展，而是我们必须接受、配合国家宏观政策图像的“新机遇”。
城市规划及产业的变化，已经影响我们的土地政策，以至出现要安老院舍还是郊野公园、要湾仔体育馆还是展览场地、要短租停车场还是保留旧楼的奇异二元对立现象。土地短缺的论述一而再、再而三地构建，以致出现“填海1200公顷的交椅洲东大屿都会计划还是太保守，不得不填够9000公顷”的惊人舆论。
发展与保育的对立，是政府抛给民间转移视线的伪命题。连空气污染相对政治中立的议题，都不得不套用“天朝”的思考框架──国家推行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水域的船舶排放控制区，香港便无声无息地与广东省签署有关协议，承诺于2019年前设立珠三角排放控制区，并静悄悄地出现在今年《施政报告》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
交通规划当然亦不能不以此框架思考：香港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土地用于兴建交通干道、兴建三跑扩大机场容量，以致用于兴建马路的土地面积比现时公营房屋总体占地还要多，其实就是要延续现时基建治港的地理格局，但求能够成为国家的“超级联系人”，继续发挥昔日“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地位。
港奴的命运
上一代人不明白──我这里指的不是年龄分层，而是泛指倚靠上一代游戏规则“获胜”的一辈──我们要的不是“天朝”的再次庇荫，不论这个“天朝”所指的是殖民者，还是大一统意义下的帝国；我们拒绝接受的，不是发展本身，而是“发展”所包涵的认命、“认清状况”与接受现实。所谓的认清状况，意味着要接受过去导致贫富悬殊、基建治港、地产金融独大的那一套意识形态。长于斯生于斯的香港人，怎能够接受把过去殖民时代的不公义游戏规则，硬生地套在名为“发展”的大纛之下？
所以，当我们要求真正的城市自主，眼光绝不能够单单放在政府供应了多少房屋、有没有推行标准工时和退休保障，又或者经济 GDP 增长了多少个巴仙──关键在于追求不受操控、相对自主的生存空间。由狭缝挣扎求存而产生的创造力与生活想像，一直都是香港能够赖以安身立命的要素，不论是在风云变色的年代，还是“天朝”当道的年代，香港人都能够走下去──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真正的自主、真正的不卑不亢。
有这样的觉悟，《施政报告》也好，特首选举也罢，其实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每一个日常倡议都可以成为战场，阵地战的精要不单单在于农村包围城市，更在于每一个细小而具活力的有机体，不断地打游击，冲击建制看似牢不可破的高墙。
回应“基建发展论”的方法，其实不在於单单指出某一个工程项目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金钱，因为这根本没有走进问题的核心。更根本要做的，是用具体行动展现，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例如：城市是可以单车与行人共同主导的，所以部分马路应该要归回行人。解放日常的压迫，就由小小的一条马路使用权开始。
就在农历新年前，网上热传一段短片：《解构港奴的命运──土地霸权官商乡黑》，有超过40万人浏览，反映香港人其实都对土地霸权非常愤怒。但在愤怒的同时，我们不能够不去理解，造成今时今日香港这样的局面，绝不是几个官贾乡绅合谋就可以促成的，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基建治港的迷思
近日，研究者邹崇铭出版了评论“香港2030+”规划的专著《城规．成亏》，就是在尝试回答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香港如何才可以打破天朝格局下、基建治港的超稳定结构？
《城规・成亏》
作者：邹崇铭
出版：印象文字
出版日期：2017年2月
我认为可以做的，至少必须在思想上、在论述层面的建构上，能够慢慢构筑出与主流经济学相抗衡的政治经济发展论述。迫切需要回答的，有四大香港人必须打破的迷思：
一、香港资源短缺，土地不足，需要移山填海造地以求发展；
二、香港既有的新市镇发展模式，是提供优质生活空间的唯一出路；
三、香港的经济产业与新市镇发展，必须透过多快好省的大型基建才能带动发展；
四、空间有价，城市设计必须规规矩矩，高度规范以配合基建带动商业的模式。
整份“2030+”的咨询文件，基本上就是以上思维的缩影。不论是描绘东大屿都会时，超级人工岛所呈现的对大型地产基建的迷恋；洪水桥新发展区所展现的，由轻铁接驳居民去逛公园的“融合自然的城市生活”；还是新界北策略增长区计划，无视日日大塞车的北区交通网络超载现实，声称可以提供21.5万的棕土物流作业的工种……
即使咨询文件订下为每人增加0.5平方米休憩用地的目标，但却是以铲平绿化带建设新发展区为代价。还有文件虽主打智慧出行的愿景，但市区却连基本的行人及单车网络亦未能做好。这些问题所反映的，其实就是基建治港下，所有的规划都注定是为兴建更多的基建而生，而并非从人的角度出发、自下而上解决社区的生活所需。
在刚过去的《财政预算案》，已经见到基本工程开支预测将会在未来5年突破1300亿港元的关口，但地价收入却未能同步跟上。由此可见，基建开支已经成为香港经济与财政收支的一个巨大缺口，唯一能够填补这个缺口的方法，就是任由基建地产的“资本旋转门”继续运转，计划兴建更多的基建与更多的新市镇，才能够创造更多的卖地收入，以填补这个财政黑洞。
香港建筑密度高、人口挤迫，以传统的新市镇基建模式规划，当然是重大挑战，但在另一些学者的眼中，却大有成为“集约都市”（intencity）的发展潜力。在《香港造城记》一书中（注一），作者认为香港便是一个高度集约之城，把几种城市的品质──集中、密度、复杂和垂直性──组合起来，不单有着全球最高的人口与居住密度，拥有558座的摩天大厦，房屋与商业区俱高度集中，街道亦普遍呈现多元的活动和店舖，因此是一个垂直而立体的集约城市。
在这个集约都市中，香港人需要做的，就是思考如何把现时的“公共交通”政策，拓展到“公共运动”（public movement）的城市政策之上。简单而言，我们必须摒弃过去透过兴建运输基建，由市中心向城市边陲带动城市扩张和发展的规划模式。生态为本位的集约型都市，应该是香港未来规划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就是要以高密度城市为基础，透过共享交通系统、基础设施和社区设计，大幅度减低城市对环境及人均能源的需求。例如：香港的车辆密度甚高，平均每公里便有348辆车，因此密集的城市设计和交通规划，必然应以减少依赖汽车，以及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为核心，如此才能够提供更多的土地，增加郊野公园及可耕农地的面积。
简而言之，生态为本位的集约型都市，就是透过增加城市中心的密度，限制城市扩张到边陲未开发地带。
盆菜式的城市化
《香港2030+》的基建治港思维，最大的问题在于主事规划者，往往把城市中的有机体，视为互不相连、各自独立的功能载体。不论是政府兴建的多功能市政大楼，还是土地规划上的功能主义式划分，都见不到城市的活力其实并不源自于用途与功能的规划，而是源自于在地的经济活动。正如我亦曾经在《香港不是Simcity》一文中反驳过，先规划土地用途和功能，再发展在地经济活动的做法，只会把城市规划变成一个犹如 Simcity 的游戏，复制出一个又一个的天水围而已。
套用《香港造城记》一书的比喻，这种思维就像是放在蒸笼中的点心，被一层层叠放的蒸笼所包裹，每一种食物都有严格的分层和分类，也许每一种食物都很出色，但却缺乏整体的关联。
与之相对的比喻，是“盆菜式的城市化”──与点心不同的是，虽然盆菜中的食材也是分层摆放，但食材之间却没有一个严格的分隔，都共同荟萃于同一个瓦盆之内。未来香港的城市规划，正正不应以基建带动、各自分离独立的市镇规划为核心，而应更多是一个高度集约而混合的城市绿洲，有机而互相浸润的组合，街道、地舖与行人活力的纵横交错，就像盆菜的汤汁可以浸润食物的每一层，透过紧密的连接来增强和丰富整体的滋味。
正如邹崇铭所言，集约型城市在西方原是解决城市过度扩张的工具，但在香港却反转过来，成了城市过度扩张的工具。究竟香港的迫与挤，是继续城市推土式发展的借口，还是打破基建霸权城市逐渐走向衰败的契机，这就看居住在香港关心城市研究的各位，有没有与主流意识形态一战的勇气。
（龙子维，关注环保、土地和房屋等议题，编著《重构香港》、《再造香港》、《住屋不是命运》等，影子长策会成员）
注一：Shelton, B., Karakiewicz, J., Kvan, T.著，胡大平，吴静译（2015）：《香港造城记：从垂直到立体之城》。香港：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