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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出水面的一中协议书,如何打破台湾陆生政策的危险平衡?

陆生在台湾,是文化交流窗口、招生聚财盆和政治角力场。当盛行多年的一中协议书被揭盖,三者间的平衡或许就此打破。

特约撰稿人 游婉琪 发自台北

刊登于 2017-03-10

台湾的大学过去一直有不少大陆研究生及交流生。图为世新大学的大陆研究生欢迎晚会。
台湾的大学过去一直有不少大陆研究生及交流生。图为世新大学的大陆研究生欢迎晚会。

一纸台湾世新大学在去年12月与大陆学校签署的“研修承诺书”,因“课程内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动,不从事任何有关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方面活动”的字句,意外掀开两岸学术交流茶壶风波。当台湾学者纷纷表态,高喊“学术自由not for sale”时,台湾大专校院五大协进会共同声明反映出来的态度,似乎比较像在宣布“台湾高教on sale”。

“一中承诺书”从何而来

引发这起承诺书争议的世新大学,前校长赖鼎铭接受端传媒采访时直指,大学之所以会签署如今被多数媒体喻为“一中承诺书”的协议,背后显现出来的是:台湾高校对于“陆生来不来?”所产生的集体焦虑。

赖鼎铭表示,早在他2008年接任世新大学校长时,就曾在赴对岸招生期间,遇到台办的官员以担心学生安危为理由,要求台湾学校规范陆生来台交换期间“不得参加法轮功”、“不能接触政治活动”等。每当遇到类似情况,赖鼎铭也只能笑一笑,告诉对方有的学生个性比较保守,即使没人规定也不太敢去触碰敏感议题;有的学生对台湾一切充满好奇心,校方很难、也不该约束。

这些来自对岸的要求或警告,并不会令台校放弃招生,赖鼎铭表示,签署承诺书、协议书的大学,恰恰是希望发挥马太效应:建立基础,长期吸引陆生,让学校在大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届时自然会有更多的陆生想来报到。

因为正式开放大陆学生来台就读,2011年曾被形容为“陆生元年”。但在那之前,南华大学前国际长周平就已经频繁往返两岸,签署各种合作备忘录、缔结姊妹校协约。他心底清楚明白的是:台湾这边的学生真正想去大陆的人并不多,这类“双向交流”,其实更多是为吸引陆生来台。

周平指出,中国大陆这几年在国家资本主义助长下,整体经济蓬勃发展,能够有机会来台念书的陆生,多半生长于富裕家庭。对目前处于财务困境中的很多台湾大学来说,这被视为汪洋中的浮木。根据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统计,世新大学研修生一学期约600到700名,学杂费加上统包性的宿舍收费,一年约可收入1.4亿新台币(约3467万港币),而世新大学每年接受教育部补助仅1.8亿新台币(约4457万港币),两相比较,陆生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台湾高度自由民主的环境中,恐怕不容易有大学真的因为签了一中承诺,就敢去要求校内教授不得触碰敏感议题,否则行之有年的各种承诺书,绝对不会到现在才浮出台面。

周平

但是,因中国威权体制的特殊,担心学生到了台湾后思想被影响,也因此造就了各类承诺书,尤其在审查手续比较严格的省份,如浙江、江苏,要求台校签署承诺书的比例也相对偏高。像是世新大学所签署的对象,就包括江苏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

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指出,2014年318太阳花学运爆发后,两岸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2016年政党轮替后,更多陆校担心学生到台湾后会去参加社会运动,让批准出境的各级单位遭受连带处罚。因此不管是大陆当地学校还是台办,就会更要求签署这类承诺书。

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这类承诺书名实早已分离,白纸黑字双方心中各自有不同打算。对于台湾学校而言,那是一份是能够让陆生顺利来台、申请过程不卡关的催化剂;对大陆学校或台办而言,则像是把学生送到台湾后,不慎擦枪走火、误踩红线时的免责保命符。周平直言,在台湾高度自由民主的环境中,恐怕不容易有大学真的因为签了一中承诺,就敢去要求校内教授不得触碰敏感议题,否则行之有年的各种承诺书,绝对不会到现在才浮出台面。

不过,签了一中承诺书,就能招到陆生赚到钱吗?显然不会。赖鼎铭说得直接:真正在近几年内有可能面临倒闭危机的学校,处境反而是“连想签都没人要跟你签”。

2014年的318太阳花学运爆发后,两岸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2014年的318太阳花学运爆发后,两岸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陆生普遍淡然处之

如果这类承诺书是台湾学校权宜之计,是大陆学校或台办的免责保命符,那凭着这纸协议顺利来台念书的陆生又是作何感受?

一名正在台湾攻读研究所学位的陆生小苹(化名)表示,通常他们回国后,都得缴交学习报告给当地的台办,几年下来,台办可以明显从中发现到,大陆学生来到台湾念书,课堂上或多或少会谈论有关政治、身份认同的议题,尤其是人文科学等特定学科,根本无从回避。

她在网络上看到一中承诺书的相关报导,尽管相信这就是“光喊口号不干活”的面子工程,但依然感到有点难过,觉得自己不被国家信任:如果台湾学校不肯签署承诺书,大陆就不让学生过来念书,那是母国对于自家小孩充满不信任感,就怕在台湾期间被策反。

不愿在学校里触碰敏感政治话题的陆生,与其说是受到官方影响,不如说是担心在台湾公共场合说错话,引来不必要的纷纷扰扰,于是宁可选择冷漠、避谈。

“一中承诺”不只在台湾一方进行,一名来自浙江的本科生叶子(化名)提到,学位制的陆生赴台前,各地台办都会先行召开说明会,嘱咐学生在台期间要“注意个人形象”、“坚持一个中国”。这类会议虽然非强制参加,但陆生普遍都会去,现场会有前几届学长姊们分享经验,在不同地区,也可能会送学生自拍棒、行动电源等时下年轻人喜欢的3C用品,有的甚至会请吃饭。每每寒暑假回国,台办也会召集陆生耳提面命,提醒陆生“不要参加学运或法轮功”,以免被策反或成为奸细,无端替自己惹上麻烦。早就习惯了这些场合的叶子认为,这类会议,和台湾高校签署的一中承诺书差不多,一样是“官方讲是一码事、现实生活又另一码事”。

尽管官方约束未见得有效,但不谈或少谈政治,的确是不少陆生在台湾的选择。

叶子表示,两岸学生因为成长背景不同,对于两岸局势看法有很大歧异,过去曾有陆生在马英九到学校演讲时提问,后来被其他学生透过网络攻击。他认为,不愿在学校里触碰敏感政治话题的陆生,与其说是受到官方影响,不如说是担心在台湾公共场合说错话,引来不必要的纷纷扰扰,于是宁可选择冷漠、避谈。

另一名曾经到世新大学念书的陆生帆帆(化名)也提到,自己在台念书期间,系上有一名教授特别喜欢在讨论跟中国有关议题时,点名他起来发言,而某些议题他其实不够了解,如果不小心给出“大陆式政治正确”的答案,又会隐约感觉不对劲,久而久之,每次上这门课时都提心吊胆。

正视学术自由与青年交流价值

承诺书又会否潜移默化地限缩台湾各大学的校园学术自由呢?

一位不愿具名,长期关注两岸政治局势、过去也曾肩负两岸招生业务的国立大学学者告诉端传媒,据他所知,部分校方确实会提醒老师们在授课时,能够对两岸当前政治环境多体谅——就像是台湾学生到美国留学,遇到老师在课堂上批评台湾根本不算国家,心情当然不会好,而大陆学生在台湾课堂上听见老师批评自己国家,或是被老师要求考试只能手写繁体字,也会不是滋味——但他认为,台湾毕竟是民主法治国家,不太可能以此限制老师思想或教学内容。

尽管如此,这件事对台湾的长期影响,他却相当不乐观。

他表示,这类文件虽然过去就陆续有在签,但自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却越来越常出现,大陆有些省份担心过去几年陆生人数快速扩张,恐在蔡英文政府期间不慎引爆政治问题,因此提出签订协议书要求。而承诺书事件爆发时间点,正值台湾地方县市首长选举前哨布局,让这起风波成为了有意角逐的政治人物舞台。该名学者忧心表示,在政治人物有心扩大解释,刻意只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讨论,而若教育部处理不当,恐加深台湾蓝绿内部对立、海峡两岸对立,以及教育部与学校老师间的对立。最坏情况可能导致两岸学术交流完全中断,每年3万名陆生再也不会来。

对于外界提出大学私下与对岸签署政治协议及文书,却未向教育部报备,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3条规定,他则认为,此条文内容“台湾地区各级学校与大陆地区学校缔结联盟或为书面约定之合作行为,应先向教育部申报”,指的是校级跟校级所签署的双方协议,目前浮上台面的协议书,明显只有台湾学校的签名盖章,非属于两岸关系条例中规范范畴,教育部在惩处以前,应审慎思考法条适用性有待商榷。

他也表示,开放陆生来台是促进两岸青年彼此认识最重要的平台,不仅让大陆学生认识台湾,台湾学生也可以不再只透过单方面的偏狭知识去认识大陆,这种价值,远比拉学生冲招生绩效重要许多。台湾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因为过多设限而绑死自己,应该正确且勇敢的认识对方。

高教学术环境得以让师生在此辩论各种意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高教逐渐商品化的当下,范云忧心,就算大学主事者要把高教当成商品贩售,也不该贩售签一套做一套的“黑心商品”。

台湾大学教授范云响应“台湾高教不低头”活动。
台湾大学教授范云响应“台湾高教不低头”活动。

不过,交流和底线之间的细丝,一触即断。

争议事发后,署名中华民国国立大学校院协会、中华民国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中华民国国立科技大学校院协会、中华民国私立科技大学校院协进会、中华民国专科学校教育联盟的全国大专校院五大协进会发出共同声明,强调台湾需要和全世界竞争、要和全球高等教育环境接轨,“外籍生和陆生都遵循一样的原则,在课堂上以专业学习为重,不涉及政治敏感议题”。

这样的声明瞬间熔断了细丝。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范云在脸书发起“学术自由not for sale”的行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她提高分贝质问:“两岸交流难道完全没有底线吗?”

她强调,开放陆生来台后,她在课堂上接触许多来自对岸的优秀学生,自己也不时会跟中国NGO交流,两岸交流并非坏事,学术界也不是逢中必反。但是,民主自由精神是大学存在的前提,假如为了要让两岸学术交流更顺畅,就非得伤害大学自由,让人无法接受。而“大学领导者,如果完全不为此忧虑,更是学术圈内最大的忧虑。”

针对声明书中写道:外籍生和陆生在课堂上以专业学习为重,不涉及政治敏感议题。范云质疑,难道台湾学生到大陆念书,台湾学校也会要求对岸签署相关承诺书,要求陆校不得对台湾统战吗?或是台湾学生到欧美留学,会要求对方教授在课堂上不得谈论政治?

范云表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我们相信大学生已经是独立自主的成年人,高教学术环境得以让师生在此辩论各种意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高教逐渐商品化的当下,范云忧心,就算大学主事者要把高教当成商品贩售,也不该贩售签一套做一套的“黑心商品”。

事件爆发后一周,教育部手忙脚乱发出问卷,准备花两个礼拜时间,逐一清查各大学曾经签过多少承诺书。教育部长潘文忠委婉地对外表示:“两岸交流重点在维持对等互惠前提下,让两岸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机会。”他甚至一改最初指责世新大学“这是法令的问题,不是一个大学可以自由决定的事”的态度缓颊说,“许多学校虽然对于促进两岸交流怀抱热忱,(但)一线人员却对相关法律规范不是那样娴熟,为了帮助学生赶快来,常常对方一个要求,很快就把文件(指承诺书或声明书)盖章给出去……”

清查历年来究竟台面下有多少纸承诺书,后续如何惩处、辅导大学,这是教育部目前关心的问题。但或许,更应优先关注的是:当学术自由与招生困境同时摆上了天平的两端,台湾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应该要倾向哪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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