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内地沿海一所高校的新闻硕士生，去年5、6 月起，和同学一起设计毕业论文，我们都对“香港问题”很感兴趣，最后我和另一名同学 Yak 将“本土”作为我们的研究议题。新闻专业的论文要求与新闻传播相关，于是，我研究青年新政 Facebook 使用， Yak 研究香港本地青年的媒介素养与本土意识。
“本土派”和“本土意识”成为我们的论文主题，很大程度因为我们是新闻专业，总是用“猎奇”的眼光打量社会。关注香港不久后，我们就发现这座城“闹”得沸沸扬扬的话题大多是本土派青年引起的，他们最博人眼球。
去年“七一游行”，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线和香港民族党相约傍晚在中联办集会，宣传海报上乌云压城，“黑衣蒙面人”煞有气势。这个夜晚，热血公民在旺角升起了红色木棉花图案的“香港国旗”，播放背景音乐《城邦会战胜归来》，在场民众呼喊“香港建国、香港万岁”。
在瞠目结舌中，新闻敏感神经自发触动，开始“盯上”本土派青年。
在研究香港问题上，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硬币的双面。
一面，是身处内地，每次看到涉及香港的“敏感”新闻，我都会暗自评估，我们做的有没有“越界”，是否会被叫去“喝茶”，引火上身。另一面，则是近年来，研究显示香港人眼中的内地人形象越趋负面，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高校生，大多不会讲广东话，在香港会否被“歧视”，会否在不自知之时“侵犯”了港人？
“戴学林事件”不会给我们带来直接的影响，却让我们神经紧绷。另一件让 Yak 担心的事，是“本土议题太敏感了，会不会引起跟港人的冲突”？
说著普通话在香港派问卷，会出事吗？
我们都是做定量研究的， Yak 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需要找到至少 300 名香港青年，填写一份包含 33 个问题、铺满一张 A3 纸两面的问卷。
Yak 在香港的朋友听说我们的计划之后，纷纷表示“难度会很大”。他们认为“本土”话题比较敏感，有一定风险，而且在香港发问卷本身是一件挺难的事。于是， Yak 决定聘兼职派问卷，报酬是时薪60港币，至少要派出5份，每超过一份多给5块。她请香港的同学帮忙发布出去，但几天之后，一个应聘者都没有。香港本地同学说，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了。
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去发。去年12月中旬， Yak 带着她组建的“问卷小分队”六名成员，第一次远征香港。七名队员中，只有一个香港本地人，近一半的人都不会讲广东话。出发前，大家商量怎么发问卷，去哪儿发，用什么语言，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
之所以这么看重语言，是早看到新闻报导说，不少香港人非常反感操普通话的内地人，有的报导里甚至有“港人走在路上，如果听到别人主动跟他讲普通话就会气愤”的描写。
我曾在2016年“七一游行”间采访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彼时，他用普通话与我交流，相谈顺畅。后来，我研究青年新政 Facebook 专页，发现他们将简体字称为“残体字”，反对普通话推广。这一下子让我想起，平日里在报端见到他们“怒气冲天”的表情，我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安全问题更让人担心，我们找的是青年人，做的调查跟“本土”相关，有报导说在“占中”和“旺角事件”中，有些激进的本土青年采取过武力行为。
出发前，几个不会讲广东话的成员临时学会了两句日常用语。在内地读完本科、中大研究生毕业后留港工作的四川妹子 Landy 是“问卷小能手”，一小时能发30份。她懂广东话，但并不是会讲广东话就能多发问卷。地地道道的香港青年 Chandler 只发出去一份问卷。
我发问卷是用普通话，有的人问我会不会讲广东话，有的人要求我出示学生证，还有的人会问我的学校在什么地方，但最后他们都会配合填问卷。不配合的人中，大多是不待我开口就摇头摆手拒绝。
这说明其实对方填不填问卷，可能跟我们讲什么语言没有太大关系。
Landy 的秘诀，是找到人群聚集地，“成片成片地发”，发完之后隔一段时间回来“收割”。
图书馆一排排读者，只要头一个肯填，后面的基本上都不会拒绝。这种方法比一对一发的效率高很多，因为只发给一个人的话，就需要等别人填完之后，再去寻找下一个对象。
Chandler 本不愿意在图书馆里面发，他认为在这样的公共场所不大合适。当其他人都在馆里发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门口发。
其实出发前，地点的选择也让我们头疼。问卷太长，填完一份要10-15分钟，在街边肯定不现实，需要有一个能坐下来填写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去大学院校发，但了解到那个时候已经在放寒假，最后才选择铜锣湾中央图书馆。
Yak 说，他们在发放问卷过程中，有工作人员擦肩而过，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没有谁过来询问或制止。但是一月，我和 Yak 在同样的地方发，Chandler 觉得不妥的事发生了。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制止我们，“读者来这里都是带着各自的目的，不希望被打扰”，不过，他并没有不耐烦。
本来我们还想做一些深度访谈，如果有人对问卷内容感兴趣，愿意多聊，我们可以发展为深访对象。可惜，收回几百份问卷，很少有人对问卷内容提出过质疑或看法。倒是有人提出媒体备选项不完整，题目序号有问题等。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年轻男女，跟我热情交谈，答应帮忙填问卷。待我返回，发现他们已悄悄离开，两份问卷整齐地放在座椅上，一份问卷是空白，一份只填了前面两道题。
香港人想要收小礼物吗？
之前我们担忧的语言障碍、可能遇到的麻烦，统统没有发生。反而是他们彬彬有礼和认真填写问卷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的问卷发放总体来说非常顺利，甚至拒绝率比在内地做调查还要低。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安的因素，比如，是否准备礼物的问题。我不大赞成送礼物，主要是前段时间发生了港大“红包贿选”事件，在这场争论中，我看到更多的香港人对收受礼物非常敏感，所以觉得要倍加谨慎。
最后，我们准备了一支笔当作回报，帮我填问卷的几十个人，他们要么说不需要，要么说留给其他填问卷的人，没有一个接受。Yak 和其他人倒是送出去不少。三百支笔，最后送出去一半以上。如果我们返回时，人已离开，会看到问卷折叠好了放在空位，那支笔连同笔帽插在纸上。
我们还发现了香港人填问卷的一个有趣之处——他们喜欢在问题选项上画圈，而内地人一般是打钩。我们最后在清理问卷的时候，发现三个打钩的样本，仔细一看，“是否是香港人”一题，他们都选的“否”。
在香港研究的成本之大，超乎我的想像。每一次前往香港，过关之后，消费水平就增长好几倍，从罗湖到铜锣湾，地铁单程票价 50 港币以上。内地一罐 500 毫升啤酒，在香港卖到 20 港币，一瓶普通的纯净水至少 10 港币。
不过，完成任务之后，就到了大快朵颐的时间。虽然食物的价格也是内地的好几倍，但是真心好吃，品种多样，食材放心。当然，有时难免也会到购物区逛一逛，当一回“代购党”。
香港是论证内地的样本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非要去香港遭人歧视，现在大陆发展起来了，他们眼红咱们”，一位大学同学在我的微信朋友圈评论说。
这源于我在朋友圈转的一则消息。做香港研究之后，我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香港新闻，关于两地矛盾的不在少数。我朋友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内地大城市崛起，有关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言论早不是新鲜事。而自2003年“自由行”政策实施起，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内地游客蜂拥到香港，旅游素质却饱受港人诟病。
经济地位的跌宕，“反水客”等民间冲突不断，以致近年来，香港人和内地人相互打量对方的眼神已悄然改变。
这样说来，以内地生的身份去研究香港问题，似乎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除了政府、学术机构和高校，内地民间活跃着不少“观察香港”的人士。他们关注香港的政经、社会文化和资讯，方方面面，在媒体上发表观察文章，有不少媒体界舆论领袖。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是“游客”，他们将在香港旅游的短暂经历写下，附带照片发在一些轻博客或写作 APP 上。
相较而言，前者偏深度，多以两地社会现象为出发点，涉及政制层面。
比如，在一个从内地到港工作的媒体人所开观察香港的微信公号中，有一篇《在香港，牛逼哄哄的是老百姓，不是警察》，文中写道“一来香港，我就立意对香港警察展开观察，并乐此不疲”，他通过了解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最后印证“香港人不怕警察”的结论。后文中作者还细致分析了香港老百姓不怕警察的原因，着重从监察制度和监督警察权力的角度出发。
发文时间是内地“雷洋案”舆论正盛之时——不少观察者会特意挑选爆发舆情事件的时间节点推出相关文章。
2月14日，轰动一时的“七警案”宣判，在“占中”事件中被控告殴打公民党成员曾健超的七名涉事警察均被定罪。消息传来，内地某知名媒体人建立的微信群中，一名记者前辈转发该消息时，刻意提醒大家“对照雷洋案”。前不久，内地检察机关宣告对雷洋死亡事件中的五名涉事警察予以“不起诉”。借香港时事抨击内地制度，是不少观察者的初衷。
身边不了解香港的朋友，见我频繁发有关香港的消息，会跟我打听“现在香港下滑了？”第六届立法会“宣誓风波”和“人大释法”之际，一位了解香港的上海媒体老师，发出“香港可惜了！”的一句感叹。
虽然说客观上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地位有所变化，但民间这个自发观察香港的群体，仍将香港当作论证内地的一个样本。从大多数“观察香港”的文本描述中可以窥探到，香港在他们眼中仍然是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社会。在不少人眼中，香港是一个值得倍加呵护的“孩子”。
也许，对孩子的关怀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香港青年怎么了？
“七一游行”、立法会选举、“宣誓风波”、“人大释法”、特首选举，大事件一一扑面而来，都成为我们观察香港的绝佳“窗口”。
我们也渐渐跳出墙内，掌握真正有效了解香港的信息渠道，比如几间大学的民调机构，特区政府的网站，香港本地媒体，以及一些发表深度文章的杂志和相关书籍。
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能十分清楚地说出从“香港青年与本土”议题中研究出了什么结果，只是我通过阅读资料和在香港的短暂经历中获得的一些抽象感受。
在香港，跟内地80、90后类似，也有代际划分，但更加复杂。二十一世纪的年青人通常被成为香港新世代。“世代论”的重要创建者是香港社会学者吕大乐。吕所著《四代香港人》大致概括了香港社会世代轮替停滞的现象，他将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划分为四代。第四代大约是1976—1991年出世的一代，即主要群体是“80 后”和“90 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的“狮子山精神”曾是香港精神的代表，泛指香港人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而现在，靠个人打拼向上流动而改变命运的青年越来越小。“第四代一出生就注定是失败者，完全没有机会”。吕先生这样悲观论述第四代的命运。
但似乎，这一代香港青年们并不甘心落入命运的沉珂。
“反高铁”，保卫天星、皇后码头，“反国教”，都市运动在香港的兴起，主要发起和参与的人群就是“第四代香港人”。到了二十一世纪，从前只懂揾食的香港青年，再一次成为社会运动的核心。他们是梁文道口中“本土意识觉醒”的一代。
反抗，成为这一代青年的代名词。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比如“旺角骚乱”；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举起“港独”大旗而获得数万选票；“宣誓风波”中有关“支那”字词也被部分人认为是分裂主义言论。
吕大乐曾指出，长期以来，有关香港青年的论述，“问题青年”、“人生阶段论”的探讨很多，包括“上位论”，但研究者往往忽视制度内外、不同领域各种因素交织的复杂处境。
“重要的是行动之后的解读”，香港本地环境运动人士、立法会议员朱凯廸如是说。
研究香港青年和本土至今，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行动往往走在解读的前面。本土？激进？分裂？勇武？没有一个早就设计好的框架，每一步都可能给香港带来新的转折。
前路是光明大道还是歧途，谁也不能妄下判断。
改变，是这些新世代香港青年投身运动之中力量和热情的源泉，是他们努力寻求“香港往何处去”的一种尝试。
这像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但我们相信，当下是参与香港社会研究最具挑战的时刻。作为内地一名普通的香港问题的关注者，我乐于成为香港未来诞生的见证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