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硕士生朱科在校务委员（校委）选举期间，发微信红包拉票一事，除了在香港本地人舆论中发酵外，难得也延展到不问世事的内地生群体中。一位港大内地同学告诉我，关注事件的港大学生可以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80块红包也算贿选吗”，一种是“这地没法洗”（意指过失确凿无误，到了连亲近者也不能找到角度为其辩护说情的地步）；另外还有一个群体，尽管留意事件动态，却似乎“谜之无立场”。
此事绝非内地学生来港求学生活之后，港人内地生双方面临的唯一文化碰撞。不过，这次碰撞背后，正显示出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同政体思维，也恰恰因为它涉及了政治活动，使此事显得特别典型。
在选举时发布红包的行为本身，毋庸置疑有问题，就算金额和性质未达“入罪”，至少是行为不当，用一位内地同学的话说，就是“此球至少应吹越位”。不过，支持朱科的内地同学所持的几个主要论点，仍值得一谈，因为这背后的思路，才是真正的、我们每天挂在嘴边的文化差异。
微信红包文化的演化
“微信红包文化论”，是笔者在事件发生后听到最多的一种声音。确实，微信红包尽管只流行了短短两年左右，但已经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网络语言。最初，微信红包多只在农历新年用作祝福亲友，但当网友意识到微信红包中的钱是真金白银后，红包就和微信中一个个分立的网络社群产生化学作用，延伸出各种意义了。
早两年的新年期间，内地不少新成立的创业公司，会建立一个个“微信红包群组”，在其中不停发红包，吸引陌生网友加入，借此吸引更多网友了解其品牌或者参与产品测试。后来，网络商家、营销媒体和个人都会在各种微信网络群组中发布小额红包，并希望领取红包的网友做一些举手之劳的推销行动，例如在自己的“朋友圈”转发宣传图文，或者点赞商品等。
一些需要网友互动的个人，同样会发红包请求网友帮助，例如笔者某个已为人母的同学，会在同学会群组中发红包，并且发布某个商家举办的“最美宝宝”人气比赛连结，希望各位旧同学支持她的孩子，以获得冠军奖赏大礼包。
后来在微信群组文化中，推广内容者发红包逐渐成为一项礼仪，例如在一个生活主题群组发布广告，即使这个广告并不需要网友为它作出任何互动，发布者还是会在群组内发红包，因为发广告“打扰到大家”；有些不遵此道的发布者，可能会被群组管理员踢出群组。
在微信群组中，发红包已是一项约定俗成的举动，因此朱科事件曝光后，有同学以此为由为朱科辩白，认为他并非有心“贿选”拉票。笔者不能读心，无法得知朱同学举动的真实动机，但以笔者对内地生群体和微信红包文化的了解，愿意相信朱同学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当时在做什么；而那些领了红包投票的同学，可能也未必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和投了一票给“最美宝宝”有什么区别。
选举与拉票营销没分别？
然而，即使我们不去批判微信红包文化中的商业宣传和商业拉票这些“收钱打手”现象，先假设它们统统没有问题，也不可能将这一逻辑直接套用到选举宣传中：无论“发红包求转文章”和“发红包求投票”这两件事看上去在形式上多么相似，本质上它们就是千差万别。
选举在民主代议制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过程，所有和选举相关的宣传内容都会被小心对待：选举规条对选举广告的限制十分严格，社会对蛇斋饼粽、旅游巴载老人投票这些贿选疑云相当警惕，甚至连媒体报导某个候选人新闻时，都需要在文末列出其他候选人名称，以示公平。这些对选举公平细致到近乎“吹毛求疵”的要求，是一个成熟的选举活动的基石，在每一个成熟民主制度地区都是很普通的现象，早已作为一种常识融入在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中，每几年浸淫一次选举的香港人也不例外。
然而，对于成长在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内地学生来说，其成长经历中并没有相关经验，唯一可以类比的就是微信红包拉票营销，但他们却未必能直接理解到两者的巨大差异。即使在事件被点破之后有了些抽象的认知，他们也未必能体会到那种选举公平被破坏的切肤之痛。
一个来港求学的内地学生如何了解不同的政体，参与到当地的政治活动中？从目前现状看来，除了摸黑自学，并没有他法。
金额微不足道？
“金额”则是部分内地学生提到的另一问题。80元人民币分给100个人，平均每人才得到0.8元，钱少到微不足道，难道会有人为了几毫子投票吗？事实上，毫子正是微信红包营销中的基本单位。中文大学金融系副教授叶家兴就曾指出，微信红包的出现，影响了用户的“心理帐户”状态，“当生活中，突然可以因为抢红包一事而获利，当平均每个人抢红包都仅是非常小的个位数，其中亦存有许多机运因素，也因此在期望度不高的前提下，若我们得到较为高的红包金额（例如两位数），会带来更高的满足感。” 除了部分“土豪”群组，广告营销时的微信红包大多就是以数毫为计，抽到1元以上的红包，都会被视为“三位数巨款”。
近年一则内地网络段子：“自从微信有了红包之后，抢红包已完全摧毁了我的价值观。以前地上有个1元硬币，我连看都不看，现在超过1元我就觉得是一笔巨款，超过5元我就窒息了，超过10元眼眶都湿了”，正说明这种微妙心理。事实就是，一个5毫子的红包，就能让网友去转发点赞；这些针对网友的宣传呼吁行动，效果并不因为金额“未达三位数”而减弱。
金额问题之争，背后是对贿赂定义的模糊。中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的定义，强调以金额情节量刑：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为一个档位，五万元以上为一个档位，十万元以上又是一个档位，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则“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而香港的相关定义，金额方面则未见下限。在廉政公署发放给新移民的一份资料中，特别提及对“利益”的定义是“利益没有最低金额限制，一封二十元的利是亦算是利益”，以及“行规、惯例不可用作掩饰贪污，法庭不接受此为辩护理由”。
有评论人曾指出，“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历史上，成功检控的案例中，最低的贪污金额是10元。过去香港的医院有‘阿婶’担当为病人打热水，辅助病人如厕之类的工作。病人大多会支付‘阿婶’10元钱的劳务费。而不愿支付10元的病人，就有得不到热水服务的可能。廉政公署认为，这符合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利益的贪污定义，已经构成贪污的罪行。”
此事件中，由于法例并未涵括大学校委会选举，因此朱科在法律上可能不会被认定为贿选，但内地同学可以藉上述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引例，了解香港社会对于收受利益定义的共识。
对手投诉是为权斗？
而第三种具代表性的内地生意见，则是认为竞选对手对朱科“无心之失”的指责，并非出于维护选举公平目的，而是为了权斗及作秀等，因而“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指责”。这种意见认为，问题重点不在于事件的结果本身，而在于朱科本身的“无心”，以及其对手指责他时的“作秀”和上纲上线动机：事情与其说是法律或者道德问题，倒不如说是选战游戏中的政治斗争。
与前两种意见在文化理解上的差异不同，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学与所谓香港核心价值的差异，是实实在在的意识形态差异──他们在理念上并不太认同民主制度。
诚然，制度优劣是另一个巨大的议题，但摆在这些同学面前的事实是，既然参与到当地的政治活动中，无论是否认同当地的政制，遵守当地游戏规则就是基本的要求。一旦违反规则，那后果也必须自行承担。候选人之间互相攻击、寻找对方的黑材料，本来就是选举游戏中的一部分，无论犯错者因此觉得对方和选举这件事本身多么“肮脏”，也不会让他本身犯的错误显得理直气壮。特朗普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更衣室对话被人录音泄露而气急败坏，但选民不会因此就原谅他羞辱女性的事实。
事实上，笔者与多名支持、不支持朱科的内地同学讨论后，无论他们认为朱科是无心之失也好，情节不严重也好，各种观点下都有一个几乎无争议的共识，就是朱科行为至少应当称为不妥当，哪怕是瓜田李下。遗憾的是，截至本文成稿，笔者仍未听到或看到朱同学公开或私下对自身的反省。
法律问题可留待法律解决，但既然一个参选人在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不当行为，作为一个成熟有担当的参选人，向选民承认错误并道歉，难道不是基本步骤吗？至于认错之后该如何补救，是继续更加努力服务同学，还是退位让贤，都是后一步再讨论的事情。动机纯良、无心之失都不是回避道歉的借口；那些举报你的对手是否“动机不纯，政治权斗”，也和你自己犯错无关。别人的问题留待别人去反省，先堂堂正正把自己的过失扛起来，诚恳地说“对不起，我错了”，是基本做人之理。
互相交流价值观的困难
至于为朱科辩护的内地同学，都只是成长经验有别于香港青年的不同个体，他们在两地政治拉锯中过于渺小，也许承担不起“体制之恶”、“中共打手”、“劣质文化”这些罪名。然而，一个同样摆在香港人和内地生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所谓本土文化崛起高喊“蝗虫学生滚出去”的同时，面对一群港人骂不走，推不动也滚不出去的内地学生，如何让他们理解香港的体制和文化？在这个问题被香港社会正视之前，港人和内地生面临的恐怕都是一个双输局面：这些游走在规则边缘、对香港制度无意识的试探，将继续旁敲侧击地发生，松动香港良好制度的根基；内地学生则继续在夹缝中生存，举步维艰。
笔者绝非认为香港人“有义务”投入资源去“教育新移民”，而是认为每年大量高教育水平的内地青年来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已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与其高呼族群抵制，将凝聚这些社群的机会留给那些建制机构团体，不如考虑用一些行动，向“港漂”群体介绍交流港人所笃信的核心价值。
在香港大众文化语言中，“新移民”这一标签，通常勾勒在市民心中的第一形象，是通过中港婚姻来港、在家乡收入低、教育程度低、来港后多从事蓝领工作或无业领取福利的中年女性，以及她们的子女。
然而，内地留学生却与这种想像大相径庭：他们的教育水平至少是大专毕业；家境方面，近年来港尤其是念硕士或以上的，即便不是大富大贵，至少也需是来自城市普通小康之家，才能负担得起香港学费；他们未必都学会了广东话，但不少人可以讲流利英文；他们的年龄大多在20至30岁之间，而当中较为年长者，大多已经对社会和政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是非价值观，尽管这套价值观未必逻辑自洽。因此，如果在关于社会和政治观的交流中流露出“教育”对方或“来自西方文明社会居高临下”的心态，必然不能够与他们有效沟通。
当然，在另一方面，内地留学生同样难以摆脱“客家人现象”。有论者指出，一国人移居海外成为客居人群后，需要以民族主义作为认同资源，缓解置身当地主流社会之外的失落感，以及增进同族群移民圈子的凝聚力，因而会产生比留在母国的族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特别爱国，是被公认的现状。知乎、bilibili 等国内大型网络社区也有不少“为何越留学越五毛”的讨论，不少留学生现身说法，认为自己是在亲身看到西方不足之后才能更辩证看问题。这种自我论证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是心理暗示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某些微妙的心理因素，使得一个与中国意识形态不同的政体试图与中国留学生交流时，具有先天困难。
建制团体的“信息差战”
目前在港经营港漂社群的团体，主要是大量以家乡地域区分的同乡同学会，这些同学会多受该地区的香港商会支持。另外就是一些由港漂自己建立的贏利或非贏利信息交换平台，例如“港漂圈”，以及事件中朱科派发红包的其中一个群组“新港青年会”。相关团体平日会组织派对聚会、球赛、登山、相亲等活动吸引港漂参与，此外亦可能经营网络平台，供港漂发放合租房屋、买卖、易物等生活信息。
这些平台是否卷入各种政治力量，没有实质可考的证据，但笔者曾亲见一则来自这类平台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呼吁港漂学生一齐去“体验游行文化”，内文用七一游行、同志游行的照片吸引港漂参与，却只字未提游行主题，只发布了时间地点叫人参加。经笔者查证，那是某次“反占中”游行。另有呼吁“体验卖旗文化”，内文详述卖旗如何能够募资帮助弱势团体，而最后呼吁人参加的是某建制团体的卖旗活动。
利用新来港者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培养更多的建制支持者，是大众对建制派如何“使用”新移民的普遍想像；但上述的实质操作例子，则恐怕是多数港人未曾考虑过的。建制团体打的是“信息差战”，利用新来港者对情况的不了解，在政治活动中让他们直接成为人力资源。是帮工，又是票仓。
每忆及此，笔者总觉扼腕，不知那些因为一遍善心去帮手卖旗的内地同学，得知他们是在为政党筹款，将有何感想。今年立法会选举期间，黄之锋在 facebook 提及，有一名讲普通话的年轻人主动询问帮他们派发传单，后来工联会称这是他们的义工，并将其带走。选前正是开学季节，一大批鲜嫩出炉的不知情内地学生就在那时来港。那名年轻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当天是在帮谁打工──毕竟在中国社会语境中，“义工”只有助人为乐的意思。
港漂群体就是阵地，面对这个阵地，建制派有天然优势，而非建制的你如果没有兴趣，那就是把这座城池拱手相让了。
（孙小椒，媒体人，毕业内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