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与我生命的最初关联，来自《悲情城市》（1989，侯孝贤导演）。对于一个电影专业的本科生来说，这部电影作为台湾影史上的丰碑，实在难以绕开。单是里面的固定机位长镜头，就足以被一再致敬。只是当年十七八岁的我，对台湾并无共情，因而“神作”看得似懂非懂；镜头当然是美的，也懵懵懂懂能捉摸到写实的力道，只是片中那“二二八”的历史魂魄，距离我的成长背景实在太遥远。
前几天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大陆有关部门会举办“二二八事件”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我有点哭笑不得——
纪念些什么？又为谁而纪念呢？截至我上大学前的整个历史教育脉络中，教科书里从没提过与二二八有关的只言片语，甚至连台湾近现代史都完全空白，因而对于在大陆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来说，二二八是个非常陌生的事件。
然而，中共的官方论述却又将二二八定位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二二八六十五周年时，在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和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二二八”被称为“台湾同胞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体现”。
九份的夜，化为实感的台湾悲情
每种史观背后都有各自的论述需要，但历史与“人”真正产生共鸣的连结中，却一定有情感的参与。大学毕业后我长居香港，对台湾事毫不关心。相比每年维园烛光映照出，那些香港与中国命运的纠结牵绊，台湾对我来说是一个与大陆近乎“无关”的地方。
直到有一年秋天来台北出差，临回香港前的最后一晚深夜，一位朋友带我去了九份——深夜空无一人的九份，昏黄而安静光晕里的九份，那个属于《悲情城市》的九份。
当年侯孝贤电影埋下的美学种子突然化为实感，电影与现实的关联，宛如前世今生被一夜打通。我记得那晚朋友讲了许多关于他的家族痛恨国民党的理由，而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二二八“清乡”，以及紧随其后的“白色恐怖”。
梦魇一般的叙述，让我听得目瞪口呆，也成了我理解台湾历史与命运的起点。
后来，我开始大量读台湾史书籍、来台北看二二八纪念馆、也请更多台湾朋友讲他们所了解的史实，这才发现，生在大陆长在大陆，大学毕业去了香港的我，对于“两岸三地”里的台湾，陌生得近乎一无所知——我过去从没关注过，被共产党打败的“国民党反动派”，离开大陆后究竟做过些什么。
那段日子，很多次在读到本省人被“滥杀”的回忆和记录时，我会难过到哭出来，完全不懂得，为什么一个外来政权可以对当地人民如此残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二二八的认知，和不少厌恶国民党的台湾朋友并无二致，觉得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错，每一年的和平纪念日，这个带有原罪的党都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战后政经情势，将台湾民情煮成沸水
真正理解二二八，是来台湾念博士班，开始从学术角度去理解台湾政治之后。读政治学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教会我“结构”的重要。抽离当时台湾的政经结构去理解二二八，必定是偏颇的。
博士第一年影响我最深的课是“台湾政经专题研究”，我选那门课的唯一理由就是二二八——我心目中沉重的、理解台湾苦难的原点。即便各种文字报导、口述历史、纪念展览早已烂熟于心，该流的眼泪全都流过，认为国民党不可饶恕的情感积淀也足够扎实，但那门课的教授却提醒我：情绪化的爱与恨，只是不曾参详史料的偏见。
族群冲突的表象背后，是当时行政长官陈仪在台湾执意推行统治经济造成的恶果。他沿用了日治时期的专卖制度，还更变本加厉——不但米、糖、盐等物资必须专卖，由行政长官公署统筹运销，到1946年，连烟酒、樟脑、度量衡等日常必需品，也不再准许私人贩售。政府禁止私烟，而台湾当时又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妇孺靠走私洋烟养家，才有了因贩卖私烟被查缉员击伤倒地，意外引爆二二八事件的林江迈。
更深一层，在国共战时物资供应大陆的政策下，行政长官公署强制收购米粮，导致一年二、三收的台湾居然陷入无米可食的窘境。从光复伊始到二二八前夕，米价在台湾涨了四百倍，恒春一带的贫民甚至要吃槟榔叶止饥。特别是二二八发生前的那一个月，城市里的中下居民深受米荒之苦——他们在乡下没有地，在城里又买不起米，而政府少量配米只能满足体制内的“外省人”。
民生问题牵动族群仇恨，本省籍知识精英在光复后又一直得不到重用，并未得到他们想象中脱离日治后的“出头天”，因而当时台湾的状况一如法国大革命前夕：饥饿的灾民加上中产阶级的鼓动，革命一触即发。
贫困的饥民上街发泄怒火（军统也混入其中制造混乱）、想要吃饱，中产阶级则要求政治改革，争取权利，两者的诉求完全不同。然而相同的是，他们都在面对一个和路易十六一样无能的政府——当一个前现代的政府机关，去接收在日治时期已经初具现代化规模的台湾时，会出现的状况就是无力驾驭。二二八诚然是“官逼民反”，只是当时的“行政长官公署”，是封建的官而非现代文官，所以二二八前夕的台湾，更接近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光复初期的政经情势，将岛内民情煮成沸水；二二八，则只是将那锅水掀翻。
二二八叙事的平行空间
然而，以政经结构检视二二八成因的分析视角，与许多场域中的二二八论述，却又像交集有限的平行空间。网路上“二二八真相”铺天盖地，但时至今日，连这场事件中的确切伤亡人数都难以被精确统计。
李敖就曾撰文指出其中矛盾：杨亮功的调查报告中说死了190个人，辜宽敏说死了五万人，《台湾：苦闷的历史》和《台湾人四百年史》两书则皆指死难人数十几万。而每年纪念日在网路上广传的文章中，常见用“每三百（或两百）个台湾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唤起读者的悲愤。除了数字出入，混乱中死难的外省人如何统计？而因掠夺物资、军民纠纷、乃至私人恩怨造成的死伤又如何界定？
不同版本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也有出入。台湾最“主流”，最能唤起台湾认同的版本著眼于“族群冲突”，认为国民党政权接管台湾后，带著“正统汉人”的优越感偏见，认为台人深受日本奴化，视本省民众性命如草芥，故而以残暴武力镇压抗争──初期“见人就开枪扫射”，后期更“有计划地拘捕杀害台籍精英”。
而与之相对应的“外省人叙事”中，“见人就杀”的“暴民”，则变成了仇恨无处发泄的本省人。而在这个版本中，蒋介石“派兵平乱”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而且是“先暴后镇”，并非血腥屠杀。且蒋介石派兵也跟“族群冲突”扯不上关系；他关心的只是二二八是否为“共产动乱”，而其各个情报派系却都揣摩上意、不约而同向他汇报“台民不满与暴动肇因于共党煽动”，且已严重到“叛国夺取政权阶段”。既是叛乱，自要下令剿平。
海峡对岸，中国官方则将二二八解读为“台湾人民抗争国民党专制”的起义，所谓“纪念”则是为了“缅怀起义中被捕和牺牲的先烈与同胞”，进而“继承和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这些文字读来荒诞，但其片面扁平的程度，与上面两种版本不相伯仲。
历史的政治符号化，遮蔽真相追寻
造成这种众说纷纭，主因当然是党国威权的咎由自取。二二八在解严前是令人噤若寒蝉的禁忌。国民党一直遮遮掩掩不肯将资料公开，更不愿直面过错，也已为这种对历史的遮掩，付出巨大代价。正因后人所看到的二二八图像不清晰，故被口耳相传填盖的空间也很大。被当成事实传播的众多坊间版本中，仍有重重疑点。
二二八事件当年的重要症结在于“资源”──包括战后的资源不足，内战动员体制下的资源挪用，乃至本外省族群间的相对剥夺感。而当今对二二八的若干诠释，似乎也隐含资源谁属的暗示。二二八和“反蒋”、“反国民党”等符号，潜移默化著现实政治中的认同，也暗示资源要掌握在土生土长的台湾“自己人”手中，不该被带著历史原罪的国民党再染指。
而二二八既已成为符号，成为情感认同投射的框架，再去详尽追索历史中的疑点，似乎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有些人面对那段历史留下的情感创伤，真正在乎的是如何以此为杠杆，改变现实中的利益与权力分配。而持续探究史料，挖掘历史理解的不同角度，反而与这个目的抵触。
然而，如果人们面对和处理的“二二八记忆”，只是从各自论述脉络中窥见的历史切片，那么“记忆”也就成为各说各话的诠释场域，大家都可选取自己想要的角度去解读。所以也就会出现中国官方竟也纪念二二八、一副要和“台独论述”争抢话语权的滑稽局面。
“勿忘二二八”意义的自我质问
“如果我们不再追索那些未经放大的‘真相’，不去厘清历史中的重重疑点，那么二二八这个符号，是否更容易用于服务现实政治的各说各话，以迎合各方的论述需要？”上学期，我兼职在台湾某大学公行系开设“影像中的政治”课程时，尝试与学生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那次教学经验，也迫使我对历史的态度更为谦卑。我自己的成长背景（从大陆到香港到台湾），与学生们成长背景（台湾的新世代）的巨大落差，使我必须避免任何过于“主观”的论述。尤其涉及到“二二八”这样的议题时，我几乎难以用“教”的心情去面对他们——面对一群土生土长的台湾学生，我有什么资格去“教”属于他们的历史脉络呢？
我只能回到当初认识二二八的起点——电影，与他们分享我对这一事件的认知过程，和其间由感性到理性的思维转变。我更必须将自己的角色放到很低很低，用最谦卑和诚惶诚恐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启发他们，分享属于他们的思考。
所以，透过《悲情城市》，和那些平均比我小上七八岁的台湾本土世代讨论二二八，也是令我自己重新检省“勿忘二二八”真正意义的重要经验。我不断尝试去问他们：
历史叙事，是不是可以不要大而化之地盖棺定论？
是不是可以不要立场先行，沦为政党操作下的议题动员？
我们可以透过不完整的碎片去拼凑出历史的原貌吗？
我们可以相信小说、电影的记录吗？
还是要自己想方设法，竭尽所能找资料去距离那个“历史的真相”更近一些？
追索真相才是真正的反省，是为历史负责的唯一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借鉴二二八？
我记得自己过去和一位朋友说“我每一次看著香港，看著台湾，然而透过它们所看到的，依然是那个我来自的中国大陆。”目睹那些“别处”的经验，映照出的却是对血脉里那个“本土”的想望。
所以每一年台湾的二二八也好，每一年香港的维园烛光也好，我总是忍不住去设想，大陆可以从“别人的民主轨迹”中学到些什么？而大陆的知识分子对于推动更接近真相的史观，透过深入民间又能够做些什么？
事实上，如果威权时代的国民党，有足够勇气去承认二二八真相、厘清伤亡数字，尽早予以调查和赔偿，亦不会在民主化之后处于如此被动的地位，背上“历史原罪”。正因为政府长期遮掩历史真相，采取回避和否认的态度，才致使民间的各种描述层出不穷──其间难免有立场与情感先入为主，或以情感诠释历史的夸张乃至不实版本。
中国至少在这一点上，或可以对岸为鉴——不再蒙蔽真相，竭力还原当年历史，既是执政党应有的承担，更是稳固自身正当性的必要路径。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对历史怀有基本尊重的国民，亦有责任敦促政府趋向这样的选择。
（贾选凝，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