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2月8日宣布，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北京将高规格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这个消息所散发出来的政治意义极为丰富。
在1947年整个 二二八 事件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介入整个反抗运动。当年除了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声援，将二二八定位为“台湾自治运动”外，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政策，或派遣人员参加当时台湾民众的抗暴行动。
早在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时，北京也曾经展开纪念活动，并且公布南京历史馆的档案。当年，许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由居于中国大陆的台籍人士组成的政党，简称台盟）的台籍人员，大量被派遣到海外接触美国日本的台湾同乡。在七十周年之际，国台办突然又宣称举办纪念活动，显然有其强烈的政治暗示。
北京展开纪念时，究竟采取怎样的立场，颇为耐人寻味。如果强调事件中的主要领袖是日据时期的台湾共产党成员，显然站不住脚。若把整个事件形容为“自治运动”或“抗暴运动”，似乎又对北京现阶段的“维稳政策”构成极大讽刺。
历史纵然发生在七十年前，但是它所挟带而来的政治意义，却相当鲜明而强悍有力。不管北京纪念二二八是为了伸张台湾人民的人权，还是为了拉拢台湾民心，最后都还是会产生极大的批判力量，回到中共政权身上。
中共史观的捏造与荒谬
中共把这次的纪念，定位为“台湾人民推动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事件”，显然是在创造想像中的历史。中共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似乎是在暗示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意义，纯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共在国共内战中的武力行动。
尤其2月23日，台盟主席林文漪在主持“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七十周年座谈会”时，强调这个事件是在“展现台湾同胞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指出这个事件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与“祖国大陆人民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相互呼应”。
这样的想像非常可笑，至少当时的台湾人民思考里，根本完全不存在著中共的影子。如果对1947年的历史事实稍有认识的话，事件里的中共份子可以说作为有限。当年，从延安归来台湾的中共潜伏份子中，领导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蔡孝干，事实上还停留在蛰伏状态。当时领导二七部队的谢雪红，拒绝跟蔡孝干往来联系 。这段史实在我写的的《谢雪红评传》已有过详细讨论。
真正谈的上有参与的，只有省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但其组织“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对抗国民政府，已经是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更称不上领导此一事件。
如果二二八 真的是与社会主义挂勾，今日的中国更没有发言立场。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彻底向资本主义倾斜，早就在实质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立场。北京当权者，已是全世界公认的“极右派共产党”，已经不再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了。在这个议题上，中共是最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定调“抗暴运动”？如何面对六四
如果二二八事件是属于“抗暴运动”，中国人民一定也会联想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到现在为止，中共一直逃避六四事件的历史责任，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曾公开表示，中共所犯的错误已经列入“七不讲”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中共在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外，甚至不容许民间讨论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冲击。
近在眼前的六四事件，中共领导人都极力逃避，现在居然隔海奢谈二二八事件的纪念，这很有可能使中国内部的人民心生不满。权力在握者一方面逃避自己的历史，一方面却又揭开国民党的疮疤，这不是人格分裂又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绝对不只是六四事件而已。历史上的整风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内部人权所造成的伤害，绝对不是任何文字所能形容。二二八事件所释放出来的意义，从当年台北 二二八 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三十二条政治要求”绝对不只是主张“台湾自治”而已，其中还包括了人权与民主的问题。不谈人权，不谈民主，就完全失去了二二八事件的真实意义。
中共当然可以纪念二二八，但是绝对不敢触及事件的核心价值。
定调“自治运动”？如何面对维藏
甚至连当年《解放日报》定调的“台湾自治运动”，北京显然也不敢过分张扬。面对新疆维吾尔族与西藏藏族所要求的自治问题，中国领导人不仅不敢具体处理，反而还派兵进行武力镇压。在彰显二二八事件的抗暴与自治问题之际，北京应该对新疆与西藏也应该有一个说词——除非，这种人格分裂式的处理手法，就是“一国两制”的真正精神？
事实上，70年前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共党员，最后都投靠北京政权，并且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谢雪红，历经整风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他们在七十年前事件中的反抗，绝对比延安时期的中共还更有行动能力。台共在中国所受的政治下场，已经为台湾人民提供了鲜活的教训。
北京要扩大纪念二二八的七十周年，我们不会反对。但是，北京也该给我们一个答复：为什么所有中国境内的二二八参与者，都受到政治迫害？
（陈芳明，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