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从思乡病开始的。
1999年，刚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毕业的杨小娜（Shawna Yang Ryan），应阿姨之邀，到台中住了段时间。只是没多久，“思乡病”就犯了，她搭着火车上台北，在咖啡、贝果等美式食物中，得到疗愈。1976年生于美国加州沙加缅度（Sacramento）的她，脸孔偏东方，外型说明了她的血缘，却不代表她的认同。“台湾”或“中国”在成长过程中，不过是为了家庭作业中而写下的名词，即使此时踏在台湾土地上，于她而言，就只是母亲成长的地方。
她在台北街头闲晃，无意间走进了二二八纪念馆，看到葛超智（George H. Kerr）的展览。葛超智曾在台北教授英文，战后被派驻台北，因而目击二二八。他不停向美国政府提出控诉，却遭忽视，甚至受麦卡锡主义所迫，离开教职。然他所写的《被出卖的台湾》却影响大批留学海外的台籍青年，他们感到震惊，从而付诸各种行动。杨小娜也是如此。这年，葛超智的台湾研究首次公开，就被她遇上，站在这历史的墙面之前，她心情复杂，“我备受震撼，对于我所不知道的这个历史事件，还有美国的回应。”她想为此创作。
葛超智
自小就梦想写作的杨小娜，刚进大学的主修是人类学，希望可以在这学门中找到一些故事，然而，到了第二年，她明白自己渴望将时间花在小说阅读上，于是转至英语文学领域。如今则是夏威夷大学教授，专事创意写作学程（Creative Writing Program），“我先是个作者，其次才是个学者。”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杨小娜如此强调。
投入虚构创作的杨小娜至今两本作品《水鬼》（Water Ghosts）与《绿岛》都基于历史事实而生——前者谈加州乐居镇（Locke）华工的故事，后者耙梳台湾近代史，两次写作都让她耗费心力投入文献研究，“我大学时就想写乐居镇华工的故事，一直到我攻读研究所都在进行这个计划。”
跨越三代的故事
《绿岛》是她第一部以台湾为背景的小说，题材更直指一段最敏感的历史：政治犯家庭，藉此带出台湾从日治时期到今日追求自主与民主的挣扎与命运。 为了写作《绿岛》（Green island），她耗费十四年光阴，从学中文开始，到阅读文献。杨小娜在二十个正式访谈，与数不尽的谈话后终于完成这本小说。全书于今年二二八前夕在美国出版。还未出版，就受瞩目——亚马逊选书、企鹅蓝灯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首次以“世界书”（OneWorldOneBook）的形式，向全世界行销，将这个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的艰困与血腥，于在野党领袖蔡英文当选总统后，细致又深刻地摊开在世人面前。
《绿岛》全书从1947年二二八这日开始发展，这部小说以蔡姓医生一家三代为主轴。书中主人历经越战、尼克森（大陆译作尼克松）访中国、中美建交、台美断交、江南案、陈文成案件、美丽岛事件、台湾解严，到2003年杨小娜为了研究第二次来台时遇到的SARS。
“我也希望写进SARS。”因为住在台湾与展开这故事都在SARS期间，杨小娜将量温度、街禁、监控等“超越真实的体验”摆置进故事里。故事中，女主角与父亲在医院中照顾即将病逝的母亲，却遭SARS禁令，父亲一直想挣脱禁制，回到妻子的身边。俨然是前半段故事的微型再现。
女主角的人生依循着这些历史开展，也编织出巧妙的故事。“我对一些巧合感到不可思议，像是《上海公报》与‘尼克森访华’这类扭转台美关系的事件，都发生在二月二十八这天。”她道，二二八显然在台湾历史是特别的日子，很适合作为推展女主角故事之用。
既然创作之初是受二二八启发，《绿岛》便也从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日起笔：“我的母亲丽敏的阵痛，从在天马茶房前的寡妇被袭击开始。”叙述者“我”，是蔡医师的么女，在局势大乱之际诞生，没有等到产婆接生的她，由父亲剪断脐带，亲自将她捧进这个世界，然而，这样的父亲因鼓吹民主，被国民党情治人员带走，下落不明。直至主角长至十一岁，父亲终于归来，却再也不是兄姐口中那个令人崇拜的父亲。“他坏掉了。”大哥忿忿地说。
刑求、逼供、监视与威胁，告密和背叛，在在缠绕着蔡家父女，他们无法过着一般人那般普通生活。这是那个年代知识份子、民主人士甚至是一般老百姓的“日常”。阴影层层交错，最终扭曲，成为“坏掉了的人”。这些人是时代的幸存者，但他们往往没有声音，不能辩解。威权与白色恐怖阴影，在蔡家人身上不断作用着，困住了他们。
《绿岛》（Green Island）
出版社：Alfred a Knopf Inc
出版时间：2016年2月
台湾印刻出版已取得繁体中文版权，列出版计画中。
目前常见的白色恐怖作品中，多是受害者的声音，少见背负隐密与罪恶感之人的探索，《绿岛》则多有描述。例如主角的父亲从狱中归来后，一日被主角撞见警总威胁父亲劝说自己的朋友回台湾，精神不堪折磨的父亲遂从其迫。被骗友人因而踏入警总的陷阱被捕。多年后，主角的父亲搭车到台北，要求她作陪，不明所以的主角后来才知，父亲想见见这名友人。
“我的朋友，我原谅你。”主角记得家里曾收到这封信，但此时却遭到闭门羹。她劝说父亲放弃，但他不肯，只说：“这是我该做的。”
当两人终于见面后，主角父亲不停辩解自己受到何种胁迫，例如再也见不到小孩。这位友人仅淡淡地说：“我也是有小孩的。”他露出他遭到刑求伤害的身体——仅剩的一条手臂，但主角父亲仍不断解释。最后朋友留下一句：“即使妻子阻挡，但我已经给你说话的机会了，你心理的重担是你自己的。”像这等背叛与辩解，后来也发生在主角身上。
杨小娜相信“个人即政治”，政治受人所驱使，政治的目的也是为了人。她对政治如何作用在个人、人性层次上有强烈兴趣。
我问杨小娜为何选这个角度，她想了很久，才给我答案：“我们看待这悲剧的方式，就只有死亡，但这悲剧同样存在于幸存者身上。”她对白色恐怖受难者如何活着好奇，毕竟这样的经验会改变一个人。“在这故事中，你可以看到人身上的弹性，同时，也能看到人类精神上的顽强。”
“《绿岛》绝对是个女性小说。”杨小娜强调这个分类……她表示，希望能够探索性别意识中各种微观与巨观的权利侵害，像是不能接受教育、在谈话中要闭嘴等等，“况且，在台湾民主运动与二二八事件中，女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跟葛超智一样，杨小娜也是个探讨二二八的美国人。我问杨小娜，美国背景是否为她带来特别想法？尤其是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她答：“书出版后，我才知道，原来许多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将蒋介石视作好人。”杨小娜在许多书评中看到读者对蒋介石的残酷感到吃惊，似乎有许多人这时才明白原来他是个独裁者。这是出书后她最感到震惊的部分。
杨小娜过去不懂台美关系，但受葛超智影响，她也认为美国对台湾有历史责任，“他们承诺为台湾带来民主，却给蒋介石金援和支持，只为了防堵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对赤化的恐惧，台湾被牺牲了。”在《绿岛》中，她若干程度置入这类观点，一如葛超智所为。
“美台之间关系复杂又诡异，美国官方拒绝承认台湾，但前阵子又卖了一千五百万美金的武器给台湾，这好像是一段每个人都知道，但无人承认的秘密恋情。”杨小娜如此评断今日的台美关系。
事实上她的出身，也反映了某种“台美关系”。1970年代，越战将近尾声，美国空军Ryan派驻台中清泉岗机场，认识了在餐厅打工的年轻大学生，即杨小娜的母亲。这段相遇也被编排进《绿岛》中，以一个美国大兵与主角在酒吧的邂逅代表，然而，伴之出现的却是对女性的鄙夷或斥责：姐姐对着主角大叫：“你在想什么，你还要脸吗？一个美国人？会跟美国人说话的女人，只有婊子。……你难道没有自尊吗？”
“这是你母亲的经验吗？”我投了直球。
“我的母亲并没有跟我提过这类经验。”她没有闪躲这个球，“这段描写是根据平常和美国大兵交往的亚洲女性谈话而来，似乎有很多人会评价这些女性的性关系与忠诚。”
性别意识，也是杨小娜创作的核心，从她选择以政治犯的妻女、民主运动者的太太等视角来谈台湾民主发展史，即可察觉——《绿岛》初开始，女主角的母亲便提及，女孩再如何接受教育，最后只有结婚生子、照料家庭的命，即使她自己也是个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书中也表明台湾社会对女性的检视无所不在。
“《绿岛》绝对是个女性小说。”杨小娜强调这个分类，“男性世界有这么多政治小说，女人在这些作品中都被排除于外，但政治对她们的影响，就跟她们的牺牲一样十分真实。”她表示，希望能够探索性别意识中各种微观与巨观的权利侵害，像是不能接受教育、在谈话中要闭嘴等等，“况且，在台湾民主运动与二二八事件中，女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做过大量访谈研究，发现女性的陪伴与牺牲数量不少，更别说是直接参与者，但很少人正视女性的能量。
杨小娜也从自己的母亲身上，看到这样的能量。小说中的女主角嫁给在美国留学的丈夫后，随之迁居加州，从一个语言不通的新移民到能够上文学院，其间的困难小篇幅地被带过，却也是杨小娜母亲的写照：“母亲生下我时，她才到美国不久，所以我大到可以看见并记得她在美国生活的初期样貌，但直到我长大才明白她经历的这些有何意义。”例如她有着看母亲宣誓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记忆。杨小娜表示，对各地的新移民，生活都不是那么容易，但对她母亲而言，困难应该少一些，“毕竟我父亲在她身边，他会说英语，也懂美国文化。”
没有名字的女主角
如同大多数移民二代，杨小娜自然地在多族群社会成长，很少因此难过沮丧，“我出生在越战时期，那时有非常多亚洲与美国的混血儿诞生，我有一些混血朋友，时常从彼此身上得到力量。”她有个死党，就是越南与白种人混血，她们会假装彼此是亲生姊妹，“我很高兴自己是混血，也感谢我母亲，她总要我为此感到骄傲。”杨小娜不否认自己会遇到些种族主义者，但她会视其为无知，而非想成自己的错误，那是因为她母亲给了她非常强的核心价值。
然而，这样的母亲，在她成长时期，偶会给她一些挫折。杨小娜小时候，老师要她们画家庭树，她写下了China，却遭母亲纠正：“不，是台湾。”年纪尚小的她不懂，明明外公外婆寄来信件上的邮戳是Republic of China，为何不能写China？母亲耐心解释其差异。尽管杨小娜母亲是外省第二代，但出生成长都在台湾，因而特别强调自己的台湾背景。
这其实是我采访她的第一个问题：从动念创作到作品完成，于她的认同有何影响？“我确实重新看待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美国人，而我如何在我的美国幻影中自我防卫，但在台湾生活，让我思考了这些。这个创作促使我思考作为一个台湾美国人的自己，因为我开始明白许多台湾历史都是我家人故事的一部分，而后成为我自己的。”在23岁这年，台湾也成了她摆在心里、日思夜想的故乡。
“中华民国或台湾，都是命名学（nomenclature）的问题。”杨小娜表示，《绿岛》是小说，但某些部分是以母亲和她之间的真实对话为基础，“我知道台湾是台湾，但不懂为何它称作中华民国，这样的对话却反映了一个很大的议题，亦即人们对台湾现况的困惑。对大多数人来说，台湾是从中国分裂出来；对我而言，这故事就是一个广大的全球对话中的缩影。”
正因为这种名称上的困惑，《绿岛》的女主角没有名字。“关于台湾地位的其中一个争论就是命名，在各种国际事件中都发生。例如奥运时，台湾成了中华台北。”杨小娜表示，在台湾地位协商中，名字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于是，她也很难给这个角色一个名字——即使如此，在许多演说场合，杨小娜都以这句话作结：“台湾就是台湾，不论她叫什么名字，都不影响她的本质。”一如“绿岛”这个书名，指的是监狱，也是美丽的台湾。
“我并不确定台湾是否需要第二次机会，我认为许多人已对台湾做出选择，并让台湾有了新的方向。对我来说，这非常让人惊喜。”
及至长成才在台湾生活，却需在作品上呈现早期台湾的生活气味，实属不易，她道自己在采访时，追问许多细节，“像是童年时他们都玩什么玩具，他们的浴室长得什么样子，他们经历台湾历史中哪些重要事件，蒋介石去世等等。”杨小娜观看老照片跟影片时非常关注细部，为的是捕捉那些可以运用的材料，“尽管耗费时间，但很有趣。”
生活气味或可由细节拼凑，但理解历史的巨大图像，却不那么简单，甚至被她认为是最困难的事。“我试着理解台湾历史中复杂的层层叠叠与政治运作，但我自己并非那么政治的人，对政治也没有兴趣，但我对政治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作用好奇，所以试着延伸我的思想，好发现这些答案。”
这作用包含在前述提到的威胁与背叛中。“华人相信命运，可你却屡屡在书中强调，最重要的是选择，在那样受压迫的政治环境中，人们能做出选择吗？”我问。
“命运跟选择不必然是相互冲突的。我认为他们是串连的。”杨小娜说，人生当中会有各种事情发生，有些事我们无法控制，有些却依赖我们的选择，对故事中人物来说，出生在台湾是命运，他们不能控制被国民党逮捕与否之事，但他们人生轨迹大多是选择的结果。
台湾的命运与选择亦同。杨小娜藉着故事中遭暗杀民主人士的女儿之口，说出“机会”二字，暗示着台湾民主之路的乐观，是她对这故事的注解，“我并不确定台湾是否需要第二次机会，我认为许多人已对台湾做出选择，并让台湾有了新的方向。对我来说，这非常让人惊喜。”
她并未明说，但或许指的是再次政党轮替。今年台湾总统大选前，杨小娜在网路上关注选举情势，并对蔡英文表达支持之意。“我支持她，因为她聪明认真又很关心台湾。”她进一步解释，蔡英文并非身在根深柢固的“老男人网络”之中，而这种老男人网络一直以来形塑台湾政治的样貌，“当然这也是她阶级与性别背景带来的不同。”
杨小娜在故事最后，让女主角也进了二二八纪念馆，思考着二二八，“二二八不只是一个故事。”写下这段话的杨小娜想说的是，二二八不只是一段历史，它还活在许多人心中，活在许多人家里，甚至因台湾社会的变动，每年二二八都有不同意义与诠释出现，“像2004年，我记得有牵手护台湾，呼唤大家团结。”杨小娜说，这些事会不断替二二八增添新的意义，纪念也变得不同，她认为二二八不只是学习与记忆这段历史的年度活动。
台湾民主，对杨小娜而言似乎是再乐观不过的了，最后我请她给正在为民主奋斗，想挣脱困境的中国、香港朋友一些话，她提到了画家洪瑞麟，“浮现我脑海的，是很多年前我看到的一张画，有许多男人站在矿坑里，而他们身后有道光透了进来。”她说，永远都有这么一道光存在，不论它多微小或遥远。
注：台湾印刻出版已取得繁体中文版权，列出版计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