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491作为题目，是一个挑战史观的年份。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发现”这个用字隐含着欧洲文明的视角，意味着在这之前这片大陆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思考体系之中。历史告诉我们欧洲的殖民者并不是尝试理解异于己身的生活形态，通常是猎奇，更多是带着帝国利益的考量去探索，以至征服之——“美洲住民没有历史，他们是化外之人”，对于“没有文明的野蛮人”，欧洲人的的神圣任务就是要教育他们，“更好”地利用被他们浪费的自然资源。
这种想法深刻影响着至今的政治学，奠基了政治学主要的国家理论——十七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在“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人们处于无政府状态，过着原始生活，无法处理各种琐碎冲突，由是变成纷争，因此人们需要相互结盟以保存己身，是之战事撕杀不断，文明无法产生，浪费各种资源。国家的作用即为最终仲裁者，解决人际间的种种冲突，定下发展方向，社会趋向良善。这种说法，烙有对“原始人”的定见与歧视，也因此证成了国家的权力与其对自然的侵占，美其名为善用资源。今天种种对社会组成国家权力的政治理解，依旧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作为基础，在国际关系层面尤甚。
与之相对对原住民的梦幻刻板形象则是“高贵野蛮人”——未受现代社会沾染，过着简单生活的纯真住民。我们可以从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对自然状态的另外理解中窥探到这种对原始人的美好想像——原始人本性温柔，对同类有爱，日常靠收集野果及狩猎维生，我们无法从群兽中分别独特的个体原始人，他们没有纷争；一切的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只是文明进化的不幸，是原始人以至我们现代人的不幸。
然而不管是“高贵”还是“没有文明”，这两种意像都试图消除原住民的能动性（Agency），即是说，他们并没有自主的行为，而是被动接受任何天灾或人祸的次等人种。《1491——重写哥伦布前的美洲历史》作者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希望透过书写这本书，来消除我们对原住民的定见，以至尝试理解学习另一种生活形态的智慧。
查尔斯．曼恩以其接近报导文学的方式，穿插学术与历史争论，在这本超过600页的中译本里娓娓道出1491年，在哥伦布“大发现”以前，印第安人的历史。他指出，在十六世纪以前，印第安人口一度高达数千万，而且大部份人住在城市里，科技进步，他们会定期烧林开田，制造丰富肥沃的“印第安黑土”，却深诸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与之取得平衡。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见广大无边的亚马逊森林，当日不是现代人想像中的荒野森林，而是印第安人进行各种狩猎、采集、祭仪和人群活动的地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相互构成，对印第安人来说，无“垦植”与“野生”地貌之分，他们只是“单纯依照生长于其中的物种而将地貌分为数十种类别”。
然而殖民者来到之前，美洲却出现大旱灾，以及由欧洲传入的天花病，令到整个美洲的“基石物种”兼土地管理者——印第安人——大规模死亡，土地失去了稳定、灵活的照料，生态出现剧变，森林于是愈来愈浓密，成为后来殖民者所见到的“宏伟荒野”，换句话说，这种“荒野”乃是“人造荒野”。而且，如果把土地描成从无住民管理之空荡大陆，也就意味着土地可以任由殖民者竞夺，合理化他们“更好地”运用资源。“无主之地”这种说法，直到今天仍然是“文明社会”对各地原住民的践踏，“壮丽的荒野”，实际上是建立于原住民的坟墓之上。
在以现代之名排斥毁灭各种生命形态的今天，“原住民”也许意味着更多。以为我们已经了解社会一切，可以操弄自然的观念，不过是近百多年的事。我们读到的历史，也很大部分不过是能够书写文字留有奢华古物者的历史。被消失的历史，总是有意为之，当中总有国家所惧怕的颠覆潜能。我们也许该对各种被指示为落后、不合时宜的耕耘，持有学习的心态，有着更多敬意。
端传媒将一连数天摘载《1491——重写哥伦布前的美洲历史》部份内容，获“卫城出版”授权刊出。
《1491——重写哥伦布前的美洲历史》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出版社： 卫城出版
作者：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
译者：陈信宏
“全然没有人类及人造物的痕迹”
贝尼省不是特例。霍姆柏格的错误（也就是假定美洲原住民生活在恒久不变且没有历史的状态下）一直在学术著作中居于支配地位，并且向外散播到高中课本、好莱坞电影、报纸文章、环保运动、浪漫冒险小说及丝网印刷的T恤上。这种观点以许多形式存在，而且不论是厌恶印第安人还是欣赏印第安人的人士都热烈拥抱。霍姆柏格的错误解释了殖民者为什么认为大多数的印第安人都是无可救药的凶暴野蛮人；与此相对的则是赋予印第安人一种梦幻的刻板形象，视之为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不论正面还是负面，这两种形象的印第安人都欠缺社会学家所谓的能动性：他们不是主动的行为者，而只是被动接受飞来横财或天灾人祸等任何他们遭遇到的偶然事件。
高贵野蛮人这种概念可以追溯到最早针对美洲原住民所进行的完整人种学研究：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主要写于一五三○年代的《辩护史》（Apologética Historia Sumaria）。拉斯卡萨斯是一名西班牙征服者，后来因为忏悔自己的行为而成为教士，将他长寿人生的后半段投注于阻止欧洲人在美洲大陆上横行霸道。在他的心目中，印第安人是一群自然的动物，像牛只一样温和居住在这片“人间天堂”。他认为他们生活在人类堕落之前的纯真状态中，平静等待了数千年之久，才等到了基督教的教导。与拉斯卡萨斯同时代的义大利评论家德安吉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也抱持同样的观点。他写道（我引自一五五六年的英文译本）：印第安人“生存在古代作家经常提及的那个黄金世界”，过着“简单而纯真的生活，毋须强加法律约束”。
今天，我们认为印第安人怀有与生具来的简朴与纯真，指的主要是我们认定他们没有对环境造成冲击的生活方式。这种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梭罗，他投注了许多时间寻求“印第安智慧”，也就是一种原住民族的思考方式，假定其中并不包括计量或分类：梭罗认为计量与分类正是让人类得以改变自然的邪恶能力。梭罗的想法影响力持久不坠。一九七○年首度举行地球日之后，一个名叫“维护美洲之美”（Keep America Beautiful, Inc.）的团体设置了看板，画面中是个身穿印第安人服装的演员对着污染的大地默默哭泣。这场宣传活动大获成功。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哭泣印第安人的形象。然而，印第安人在这个例子里虽然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这则广告还是体现了霍姆柏格的错误，因为它暗示印第安人从不改变环境的原始荒野状态。由于历史记录的是变化，因此他们就是没有历史的人。
拉斯卡萨斯的反西班牙观点受到极严厉的攻击，以致他指示遗嘱执行人在他死后四十年（他死于一五六六年）再出版《辩护史》。实际上，这本书直到一九○九年才以完整的面貌出现。由此一延迟也可知，为高贵野蛮人之说辩护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期间通常备受敌视。美国史学泰斗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即为代表，他在一八三四年指出，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北美洲原本是“一片毫无生产力的荒原……仅有的居民就是散落各地的几个衰弱的野蛮人部落，完全没有商业也没有政治连结”。 班克罗夫特跟拉斯卡萨斯一样，也认定印第安人生活在没有变化的社会里，只是他认为这种恒久不变的状态意味着懒散，而非纯真。
班克罗夫特的观点以不同形式流传到下一个世纪。为美国人类学奠基者之一的克鲁伯（Alfred L. Kroeber）在一九三四年写下以下论述：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不可能发展出历史，也不会有历史，因为他们的生活满是“永无休止的疯狂战争，持续不断的耗损消磨”。他认为，要逃离那样的冲突循环，“简直不可能”。“如果有一个群体试图将自身的价值观从战争转换成和平，就几乎注定会提早灭绝。”1克鲁伯承认，印第安人在战斗中还是会抽出时间种植作物，但坚称农业“不是东部生活的基本要素，而是辅助元素，可以说是一种奢侈”。所以，“九九％以上可供开发的﹝土地﹞仍是处女地”。
四十年后，两度获得普立兹奖的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他共有两册的《欧洲人的美洲大发现》（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中做出简明的结论，主张印第安人没有创造出任何持久的建物或制度。他们被囚禁在亘古不变的荒野中，是“人生短暂而野蛮的异教徒，未来毫无希望”。英国史学家格兰顿戴克男爵（Baron Dacre of Glanton）崔姆路普（Hugh Trevor-Roper）在一九六五年宣称，原住民“在历史中的主要功能，就是向现代人呈现历史没有记载的一幅过往图像”。
教科书忠实反映了学术信念。作家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检视美国学校的历史课本，指出从一八四○至一九四○年代，教科书对于印第安人的描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么无疑是出现了倒退”。早期的作家认为印第安人虽然未开化，却相当重要，但后来的书籍把他们凝结为一种公式化的形象：“懒惰、幼稚又残酷。”而一九四○年代的一本主要教科书只用了“少数几段”描写印第安人，“其中最后一段的标题是：‘落后的印第安人’”。
生活在现代的人总是很容易觉得自己比生活在过去的人优越。德州大学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指出，许多欣然接纳霍姆柏格的错误的研究者，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推动各种重大事件的似乎都是欧洲主要领袖，白人社会似乎压倒了世界各地的非白人社会。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民族主义的声势不断上升，史学家于是将历史与国族连结在一起，而非文化、宗教或生活方式。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西方世界体认到非西方人（在这个例子里是指日本人）也有可能达成快速的社会变革。欧洲殖民帝国的迅速瓦解又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克罗斯比认为这些事件对社会科学家造成的影响极为巨大，就像天文学家“发现银河系各个恒星之间那些模糊不清的痕迹其实是遥远的星系”一样。
另一方面，新学门与新科技也开创了检视过往的新方式。人口学、气候学、流行病学、经济学、植物学与孢粉学；分子生物学与演化生物学；碳十四定年法、冰核抽样检验、卫星摄影与土壤分析；微卫星遗传分析和虚拟3D飞越：许许多多的全新观点与技术纷纷冒了出来。而当学者开始运用这些观点与技术，以往认为这片占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地区，其上仅有的人类居民在数千年间几无改变的想法，也就显得缺乏可信度。当然，有些研究者猛烈抨击这些新发现，视之为恣意夸大。（“我们只不过是用一种新的迷思取代过去那种﹝未受改变的荒野﹞的迷思而已，”地理学家韦尔﹝Thomas Vale﹞讥嘲道：“也就是人工化地貌的迷思。”）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掘与辩论，美洲及其原始住民的新图像已开始浮现。
广告所颂扬的印第安人形象，仍是过着游牧生活且对生态毫无破坏，骑着马匹在北美大平原上捕猎犎牛；但在哥伦布的时代，绝大多数的美洲原住民是住在格兰德河（Río Grande）以南。他们不是过着游牧生活，而是建造并居住在世界上几座最大也最奢华的城市里。大多数的印第安人根本不仰赖狩猎大型猎物，而是生活在农场。另外有些人是靠捕捞鱼类和甲壳类动物为生。至于马匹，则来自欧洲；除了安地斯山脉的骆马之外，西半球并没有驮兽。换句话说，昔日的美洲远比研究者原本想像的更繁忙、更多元，人口也更多。
而且历史也更悠久。
其他新石器革命
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考古学家都认为印第安人是横越白令海峡来到美洲，时间约在一万三千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接近尾声之际。由于极地冰层锁住了大量的水，世界各地的海平面因此降低三百英尺左右。浅水的白令海峡于是成为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一道陆桥。理论上，所谓的古印第安人是直接步行穿越现在分隔亚、美两洲的那段五十五英里的距离。一九六四年，亚利桑那大学考古学家海恩斯（C. Vance Haynes）为这项理论添上了最重要的一笔，他注意到证据显示加拿大西北部的两大冰盖层正好在一万三千年前时是分开的，形成一道相对温暖的无冰走廊。古印第安人可经由这条通道从阿拉斯加前往南方较宜人居的地区，不需要越过大片浮冰群。当时的浮冰群从白令海峡往南延伸了二千英里，几乎寸草不生。如果没有海恩斯所说的那道无冰走廊，实在很难想像人类如何能够南下。陆桥与无冰走廊的组合在过去二万年来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只持续短短几百年。此外，这种现象就发生在当时所知最早的美洲文化兴起之前，即克洛维斯（Clovis）文化，因其遗迹最早是在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镇被确认而得名。海恩斯的阐释使这项理论显得无可置疑，立刻被教科书采用。我念高中的时候老师这样教，三十年后我的儿子进入高中，老师还是这样教。
到了一九九七年，这项理论突然摇摇欲坠。拥护最力的几位支持者，包括海恩斯在内，公开承认智利南部的一场考古挖掘已发现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显示那里在一万二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人居住。由于那些人居住在白令海峡以南七千英里处，这样的距离跋涉起来必定得花上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几可确定他们是在无冰走廊开启之前抵达的。（无论如何，新研究也对那道走廊的存在提出怀疑。）由于要在没有那道走廊的情况下穿越冰河几乎不可能，有些考古学家因此主张最早的美洲人必定是在二万年前抵达，因为当时浮冰面积较小。甚至更早：智利那座考古遗址里有些文物的历史可能达三万年之久。或者，最早的印第安人也许是搭船前来，所以不需要陆桥。又或者，他们可能是穿越南极经由澳洲而来。“我们处于混乱不已的状态，”考古顾问费德尔（Stuart Fiedel）对我说。“我们以前知道的一切，现在都被认为是错误的，”他有点夸大地接着强调。
目前仍无共识，但有愈来愈多的研究者认为新大陆原本只有一支横越白令海峡而来的小群体，受困于阿拉斯加这一侧，然后分成几群缓缓迁移到美洲其他地区，极有可能是搭船沿着太平洋岸南下。研究者对于细节各有不同看法；有些科学家推论，美洲在哥伦布之前有过多达五波的移民潮，最早的一波发生在五万年以前。不过，在许多推论版本中，今日的印第安人都被视为相对晚进的族群。
印第安权益促进人士不喜欢这种推论。“不晓得有多少白人告诉过我，‘科学’显示印第安人只不过是一群闯入者而已，”波德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的政治学家狄罗利亚（Vine Deloria Jr.）二○○五年去世之前曾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这么对我说。狄罗利亚著作甚丰，其中包括批判主流考古学的《红色的地球，白色的谎言》（Red Earth, White Lies）。这本书的基调可从索引中看出；在“科学”这个索引词下的条目包含“贪腐、欺诈与科学”、“科学在解释印第安问题上的盲点”、“科学理论缺乏证据”、“科学客观性的迷思”，以及“科学的种族偏见”。依狄罗利亚之见，考古学把重点放在平抚白人的罪恶感。认定印第安人接替了其他族群正合乎这种需求。“我们如果只是一群从别人手上窃取了土地的贼，”狄罗利亚说：“他们就可以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这里的外来移民，不是吗？’”
狄罗利亚引述的这种“我们都是外来移民”的论点，其中的道德逻辑禁不起分析；这种说法似乎认为两个错误可以互相抵销。不仅如此，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中的第一个“错误”真的是个错误：我们对于古印第安人那几波移民的状况一无所知。然而，不管今日大多数的美洲原住民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抵达美洲的族群，都跟评估他们的文化成就毫无关系。在我们想像得到的每一个情境中，他们都是在新石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离开欧亚大陆。
新石器革命就是农业的发明，此一事件的重要性无可言喻。史学家莱特（Ronald Wright）写道：“人类生涯自此一分为二：新石器革命之前的一切和那场革命之后的一切。”新石器革命在一万一千年前左右始于中东，在肥沃月湾的西半部。肥沃月湾位于伊拉克南部与以色列之间，延伸至土耳其南部。那里的采集社会聚集成永久定居的村落，并学习种植当地的野生小麦与大麦。在后续几千年间，轮子与金属也出现于同一个地区。苏美人统合运用这些发明，再加上书写文字，在西元前三千年创造了第一个伟大文明。自此之后，每个欧洲与亚洲文化，不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同，都受到苏美人的影响。早在农业发明之前就离开亚洲的美洲原住民，则是错失了此一丰硕的成果。“他们一切都得自己来，”克罗斯比对我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竟然成功了。
研究者早在许久以前就知道中部美洲发生了第二场独立的新石器革命。确切的时间不确定，因为考古学家一再将时间往前推，但现已大致认为那场革命发生于一万年前左右，在中东的新石器革命之后不久。不过，二○○三年，考古学家在厄瓜多沿岸的安地斯山脉山脚下发现栽培型南瓜的古老种子，可能比中部美洲的任何农业遗迹都古老；这代表有第三场新石器革命。这场新石器革命可能造就了贝尼省的各种文化和其他许多事物。美洲这两场新石器革命的散播速度比欧亚大陆的那一场慢，可能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印第安人都没有时间达成必要的人口密度，也可能是因为印第安人最重要的作物玉蜀黍（maize）所具备的非凡特质。
小麦、稻米、小米和大麦的祖先看起来和它们的驯化后代很像；由于这些作物可食用且产量高，很容易可以想像古人为什么想栽种它们做为粮食。但玉蜀黍由于种子被外皮包裹住而无法自行繁殖，因此印第安人必定是从其他物种培育出这种作物。不过，野生物种当中并没有类似玉蜀黍的植物。玉蜀黍在基因上的最近亲是一种名为大刍草的山地杂草，但两者的外型非常不同。别的不提，单是大刍草的“穗”就比中餐馆供应的玉米笋还要小。没有人会吃大刍草，因为大刍草产生的谷粒太少，不值得花力气摘采。印第安人从这种看起来毫无前景的植物创造出现代的玉蜀黍，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以致考古学家与生物学家针对他们如何达到这项成就争论了好几十年。玉蜀黍和南瓜、豆类、鳄梨，为中部美洲提供了均衡的饮食，也许比中东或亚洲的饮食更有营养。（安地斯地区以马铃薯与豆类为主的农业，和亚马逊地区以木薯为主的农业，虽然都造成广泛影响，但在全球层面上的重要性却不及玉蜀黍。）
从中东新石器革命初现曙光到苏美文明建立，大约经过了七千年。印第安人可能用了略短的时间就达到同样的发展（这方面的资料太粗略，无法得出更精确的数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奥尔梅克文化，也就是西半球第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文化。奥尔梅克人约在西元前一千八百年出现于墨西哥“腰部”的狭窄地区，居住在以土墩型神庙为中心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中散落着巨大的男性头颅石雕，许多都高达六英尺以上，有着看似头盔的头饰、一致的蹙额神情，以及略带非洲人特色的五官，学者也因为这种相貌而猜测奥尔梅克文化可能受到来自非洲的水手启发。奥尔梅克只不过是中部美洲出现的众多社会中最早出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些社会大多都拥有以活人献祭为核心的宗教，就当代标准来看显得颇为恐怖黑暗，但它们的经济与科学成就却相当璀璨光明。它们发明了十几种不同的书写系统、建立了广泛的贸易网络、追踪了许多行星的运行轨道、创造了三百六十五天的历法（比欧洲同时代的历法更准确），并且利用无花果树皮纸记载历史，再折叠成像手风琴一样的“书”。
它们最重大的智识成就可说是发明了“零”。数学家丹齐格（Tobias Dantzig）在《数字：科学的语言》（Number: The Language of Science）这部经典论著中，称零的发现为“人类最伟大的独特成就”，是数学、科学与科技的“转捩点”。零的概念在中东最早出现于西元前六百年左右。巴比伦人计算数字的方法是把数字排成一列列，类似今日儿童的学习方法。为了区别11与101这两个数字，他们的做法是在数字之间加上两个三角形记号：1△△1。（由于巴比伦数学是六十进位制而不是十进位制，所以这个例子只是在原理上正确。）奇特的是，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个记号区别1、10和100。此外，巴比伦人也不会使用零进行加减，更遑论利用零进入负数的领域。印度的数学家在西元后的头几个世纪最早开始以现代意义使用零，也就是把零视为一个数字，而不是占位符号。零直到十二世纪才随着我们今天使用的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当时有些欧洲政府因为担心诈骗行为，禁用这种新数字）。另一方面，美洲关于零的最早纪录，是在一件西元三五七年的马雅石雕上，可能比梵文出现的时间还早。除此之外，还有些年代在基督诞生之前的石碑，虽然碑文上没有零这个数字，但标记日期所采用的历法却是奠基在有零这种概念的基础上。
这是否表示当时马雅人比其他民族（例如欧洲的民族）更加先进？社会科学家回避这个问题，他们会有这种反应也是理所当然。奥尔梅克、马雅及其他中部美洲的社会，在数学与天文学方面都是领先世界的先驱，但他们并没有使用轮子。令人讶异的是，他们发明了轮子，却只当成儿童的玩具使用。如果想要证明印第安人的文化优越性，可以拿零的概念当证据；如果想要证明印第安人在文化上的失败，则可以举轮子做为例证。不过，这两种论点都不怎么有效。最重要的是，到了西元一○○○年，印第安人的新石器革命已在西半球扩展开来，从而产生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文明。
五百年后，哥伦布航行进入加勒比海，分属世界上不同新石器革命的后代就此相遇，而对所有人造成了无可抵挡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