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比较想住在这里。”
Legean这看来微小而平凡的“住在这里”心愿，却让高雄市长陈菊既头痛，又“挫折、感伤、难过。”
陈菊，在民进党内辈分极高，18岁便曾担任“党外祖师爷”省议员郭雨新秘书，28岁因美丽岛案入狱，出狱后踏入政坛。2014年地方选举，陈菊在高雄市拿下超过百万票，顺利当选市长，战功隆重，蔡英文曾赞她“不走路就有风”，被尊称为“南霸天”。
但在近一年来，高雄接二连三地爆发反拆迁抗争，陈菊也遭到民间团体猛烈批评，拉瓦克案正是其中之一。与其他案例相比，拉瓦克部落表面上不是新闻热点，但案件本身所牵动的政治敏感神经，恐怕不亚于第一果菜市场拆迁，或者更知名的台南铁路地下化东移案。
毕竟，拉瓦克的多数住民是排湾族人，蔡英文总统的曾祖母也是排湾族人，她更曾在2016年8月1日（原住民日）以总统身份向原住民道歉。若出现警察与族人冲突的画面，无疑是给新政府低落的民调提油救火。
直辖市民高雄负债最高
碰上原住民议题，与面对其他拆迁案件的强硬态度相比，陈菊在拉瓦克确实相对小心。高雄市原民会主委谷纵说，“市长亲自告诉我，处理拉瓦克的最高原则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绝对不要动到强拆。”
陈菊在公开回应媒体询问时，也认为市府已尽力协调，仍引起抗争，让她感到挫折；与族人在沟通过程中失去互信，她觉得相当感伤、难过。
取回这块被“占用”的地对高雄市政府有多重要？数字会说话：
高雄市政府曾依2015年土地公告现值计算，拉瓦克部落占用土地，帐面价值达1.5亿元（约3606万港币/467万美元/ 3203万人民币）。对于债务居高不下、财政压力极大的高雄市政府而言，不是一笔小数字。
根据监察院在2016年7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截至2015年12月底，各市县政府平均每位市、县民负担债务，直辖市部分以高雄市平均每位市民负债9.16万元（约2.2万港币/ 2853美元/1.9万人民币）最高。甚至有媒体和市议员指高雄市就是“下一个苗栗”，濒临破产风险。
高雄市政府推动这些商业开发计划，绝对比将拉瓦克部落族人“就地安置”对充实市库更加有利。
该怎么增加市库收入？2014年总决算审核报告书里提到，“农业局、财政局经管被占用之公有土地，亟待积极排除占用”，亦被列为市府财政改善方案，而拉瓦克部落正是属于高雄市财政局“经管被占用之公有土地”之一。
而拉瓦克部落的搬迁，又是高雄市政府整个“亚洲新湾区”开发计划的一部分。例如台塑的陈情书中可以看到，他们除了诉求保留创办人王永庆遗迹外，另外提出“建议变更为公园用地或文化广场用地，且容许从事销售、餐饮及住宿等商业行为。”高雄市政府推动这些商业开发计划，绝对比将拉瓦克部落族人“就地安置”对充实市库更加有利。
记者问道尚未搬迁的拉瓦克部落会何时清空？会不会因此延迟王永庆纪念公园的建造时程？对此，台塑方面低调回应，“土地是市政府的，一切要看市府进度，这部分我们不清楚，也无法决定。”
注定要拆的违建，为何暧昧多年？
的确，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论，拉瓦克部落确实是违建，土地所有权属于市政府，现在的房屋和居住者都是“占用”市地。
但如果追问这些“占用”是怎么发生的，很可能对这些“违法行为”会另有一番评价：
根据市政府资料，早在1955年，就有居民开始设籍于此，但没有编钉门牌。然而，1990年开始，居民开始依照《高雄市道路名牌及门牌编钉自治条例》有关违章建筑物编钉门牌相关规定，向市政府申请门牌。市政府陆续发放门牌，并向部分的住户收取地价税——这是土地所有权人才需缴纳的税金。
即便编了门牌收了税，市政府却从未放弃拆迁计划。2015年至2016年短短一年间，部落陆续发生两次火灾，共烧毁14栋房屋，出身高雄的监察委员仉桂美领头调查本案，责问高雄市政府为何多年都未拆除这批违建？相关单位是否有过失？最新一波的拆迁行动于焉展开。
但问题是一处早已注定要拆除的违建，应该自始就不该发放门牌、接通水电，为何要暧昧多年后才决意拆除？
这群人向国家“借用”一隅土地，建起被定义称为“违建”的房屋；但相对的，国家向他们借了一生的时间、借走整个部落的命运，成就了城市的繁荣，迄今仍不知如何清算。
“早年国家对于违建的存在，其实是有意纵容的，”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杨友仁如此评论，国家为缓和集体消费压力、引进廉价劳动力，以“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安置底层住民的政策，不单只有高雄如此，聚集了战后各省移民与各地劳工的台北市也如是。杨友仁以“循环的债务”称呼这些城市中的违建，并预言，当常态的都市规划无力合理安排空间资源，“单用推土机式的清除，只会造成贫民窟的移转效果。”
杨友仁的评论，与高雄城市发展史相互印证。自50年代开始，加工出口区与石化工业像一块磁铁，吸引原住民下山、越岭，来到高雄工作。根据2016年6月的最新数据计算，高雄原住民人口总数33209人，在茂林、桃源、那玛夏三个原住民乡设籍的人口却仅有8461人，户籍设在其他行政区域的则有24748人，换言之，高雄七成以上的的原住民都是“都市原住民”。
这群都市原住民固然有成功在都市成家立业的案例，却仍有为数甚多的人口因为贫穷而“占用”土地维生。较为知名的有新北市溪州、三莺部落；与高雄同为海港城市的基隆有快乐山部落；邻近桃园工业区的河岸边，亦有崁津部落、撒乌瓦知部落。这群人向国家“借用”一隅土地，建起被定义称为“违建”的房屋；但相对的，国家向他们借了一生的时间、借走整个部落的命运，成就了城市的繁荣，迄今仍不知如何清算。
这一大群在都市挣扎求生原住民人口，在国家法律框架中时常被隐形。谷纵直言，“《原住民基本法》当中，完全没有关于都市原住民的相关规定。”这些长久在制度中“隐形”的族群，不只一次地让地方首长感到头痛，最近一次要属2008年，台北县（编按：2010年12月25日起改制升格为直辖市，改称新北市）的三莺部落反拆迁抗争。数波激烈抗争中，不但有女学生被警察打断锁骨，现场送医急救，知名导演侯孝贤亦落发声援，登上全国版面，俨然是另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奏。当时的台北县政府不敢大意，暂缓拆迁，台大城乡所教授夏铸九趁机提出“部落自力造屋”方案，让拆迁政策开始转向。
都市原住民自力造屋是否有解？
夏铸九的提案，实有酝酿已久的理论基础。他在1998年发表〈三莺桥下野草花〉一文，将原住民在都市营造的违建聚落定义为第三世界城市住宅问题，引介英国无政府主义建筑师J.Tuner在70年代的自助式住宅知识系谱，说服地方政府改变原有政策，让原住民在都市土地上自力造屋。他乐观（起码在文章中乐观）地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改变都市原住民经济生活的空间营造提案。
美好的提案要成真，并不容易。台湾原住民在原乡拥有细致而严谨的部落文化，却早已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崩解，所谓的都市原住民部落，往往是数个部落或族群混居的临时组合，并非真正紧密的生活共同体，要以此进行“自力造屋”实际上困难重重。
例如2016年，溪州、三莺部落发现，尽管族人已经努力工作储蓄，仍无法负荷原先设计的自力造屋方案，最后由夏铸九与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出面协调，获得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善款挹注，以解燃眉之急。在运动的推进下，个别部落的处境无疑得到了改善，但距离理想中的都市原住民自力造屋提案，恐怕还有一段距离。
“会需要住在这里，关键还是我们（原住民）太弱，我们不能一直弱下去，原民会有相关一系列的脱贫计划，让族人摆脱这个弱者的处境。”
“你是带不走的姑娘，是山里的小姑娘／
我们现在已经都回来，为了山谷里的大合唱／
我会回到这片山下，再也不走了。”
2016年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上，由原住民歌手巴奈Panai Kusui演唱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正是一首刻划都市原住民命运的经典歌曲。它由原住民运动者、歌手胡德夫于1974年创作，彼时正逢台湾经济起飞、部落体制逐渐瓦解，许多少女遭贩卖下山，被迫成为性工作者。胡德夫在一次救援行动中，眼见一位来自大武山的女孩，因过度频繁接客，身体严重受创，难以回复。胡德夫痛心不已，改编部落曲调成歌，抚慰几代被迫离乡的部落少男少女。
当都市原住民部落消失，数年后出现了内建“王永庆纪念园区”的城市公园，或许可以偿还财政帐面上的债务，但长远而言，是否能逃离城市的循环债务？或者仅仅是转移都市原住民居住问题，创造了新的贫民窟？
谷纵的答案相对乐观，“会需要住在这里，关键还是我们（原住民）太弱，我们不能一直弱下去，原民会有相关一系列的脱贫计划，让族人摆脱这个弱者的处境。”
事实上，在2016年之前，高雄市政府早已多次暂缓拆迁，公文书上的理由，亦是考量部落居民居于经济弱势，不忍强拆，并非毫无人道考量。只是这笔巨大的城市发展债务，显然需要更宏观的住宅政策来偿还，市政府在现行框架中努力进行改良的安置政策，能够发挥多少作用？族人很悲观。
“我的儿子已经回不去了。他从小就跟我在平地打工，没有在山上生活的经验，怎么可能回山上呢？他只能在高雄上班。以后房子越来越贵，你们都买不起，他更买不起。我已经告诉他啦，你们以后都会成为流浪汉，他们会说你是都市的毒瘤。”
Siyang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