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族人至高雄市府诉求「反迫迁」、「就地安居」。](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6/11/eb7ec0c1c907459dad9100a03d451e59.jpg?imageView2/1/w/1080/h/721/format/jpg)
“我还是比较想住在这里。”
Legean这看来微小而平凡的“住在这里”心愿,却让高雄市长陈菊既头痛,又“挫折、感伤、难过。”
陈菊,在民进党内辈分极高,18岁便曾担任“党外祖师爷”省议员郭雨新秘书,28岁因美丽岛案入狱,出狱后踏入政坛。2014年地方选举,陈菊在高雄市拿下超过百万票,顺利当选市长,战功隆重,蔡英文曾赞她“不走路就有风”,被尊称为“南霸天”。
但在近一年来,高雄接二连三地爆发反拆迁抗争,陈菊也遭到民间团体猛烈批评,拉瓦克案正是其中之一。与其他案例相比,拉瓦克部落表面上不是新闻热点,但案件本身所牵动的政治敏感神经,恐怕不亚于第一果菜市场拆迁,或者更知名的台南铁路地下化东移案。
毕竟,拉瓦克的多数住民是排湾族人,蔡英文总统的曾祖母也是排湾族人,她更曾在2016年8月1日(原住民日)以总统身份向原住民道歉。若出现警察与族人冲突的画面,无疑是给新政府低落的民调提油救火。
直辖市民高雄负债最高
碰上原住民议题,与面对其他拆迁案件的强硬态度相比,陈菊在拉瓦克确实相对小心。高雄市原民会主委谷纵说,“市长亲自告诉我,处理拉瓦克的最高原则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绝对不要动到强拆。”
陈菊在公开回应媒体询问时,也认为市府已尽力协调,仍引起抗争,让她感到挫折;与族人在沟通过程中失去互信,她觉得相当感伤、难过。
取回这块被“占用”的地对高雄市政府有多重要?数字会说话:
高雄市政府曾依2015年土地公告现值计算,拉瓦克部落占用土地,帐面价值达1.5亿元(约3606万港币/467万美元/ 3203万人民币)。对于债务居高不下、财政压力极大的高雄市政府而言,不是一笔小数字。
根据监察院在2016年7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截至2015年12月底,各市县政府平均每位市、县民负担债务,直辖市部分以高雄市平均每位市民负债9.16万元(约2.2万港币/ 2853美元/1.9万人民币)最高。甚至有媒体和市议员指高雄市就是“下一个苗栗”,濒临破产风险。
高雄市政府推动这些商业开发计划,绝对比将拉瓦克部落族人“就地安置”对充实市库更加有利。
该怎么增加市库收入?2014年总决算审核报告书里提到,“农业局、财政局经管被占用之公有土地,亟待积极排除占用”,亦被列为市府财政改善方案,而拉瓦克部落正是属于高雄市财政局“经管被占用之公有土地”之一。
而拉瓦克部落的搬迁,又是高雄市政府整个“亚洲新湾区”开发计划的一部分。例如台塑的陈情书中可以看到,他们除了诉求保留创办人王永庆遗迹外,另外提出“建议变更为公园用地或文化广场用地,且容许从事销售、餐饮及住宿等商业行为。”高雄市政府推动这些商业开发计划,绝对比将拉瓦克部落族人“就地安置”对充实市库更加有利。
记者问道尚未搬迁的拉瓦克部落会何时清空?会不会因此延迟王永庆纪念公园的建造时程?对此,台塑方面低调回应,“土地是市政府的,一切要看市府进度,这部分我们不清楚,也无法决定。”
![拉瓦克部落房屋内部。](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6/11/345e3edd753249638cd7c0306b2a566a.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注定要拆的违建,为何暧昧多年?
的确,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论,拉瓦克部落确实是违建,土地所有权属于市政府,现在的房屋和居住者都是“占用”市地。
但如果追问这些“占用”是怎么发生的,很可能对这些“违法行为”会另有一番评价:
根据市政府资料,早在1955年,就有居民开始设籍于此,但没有编钉门牌。然而,1990年开始,居民开始依照《高雄市道路名牌及门牌编钉自治条例》有关违章建筑物编钉门牌相关规定,向市政府申请门牌。市政府陆续发放门牌,并向部分的住户收取地价税——这是土地所有权人才需缴纳的税金。
即便编了门牌收了税,市政府却从未放弃拆迁计划。2015年至2016年短短一年间,部落陆续发生两次火灾,共烧毁14栋房屋,出身高雄的监察委员仉桂美领头调查本案,责问高雄市政府为何多年都未拆除这批违建?相关单位是否有过失?最新一波的拆迁行动于焉展开。
但问题是一处早已注定要拆除的违建,应该自始就不该发放门牌、接通水电,为何要暧昧多年后才决意拆除?
这群人向国家“借用”一隅土地,建起被定义称为“违建”的房屋;但相对的,国家向他们借了一生的时间、借走整个部落的命运,成就了城市的繁荣,迄今仍不知如何清算。
“早年国家对于违建的存在,其实是有意纵容的,”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杨友仁如此评论,国家为缓和集体消费压力、引进廉价劳动力,以“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安置底层住民的政策,不单只有高雄如此,聚集了战后各省移民与各地劳工的台北市也如是。杨友仁以“循环的债务”称呼这些城市中的违建,并预言,当常态的都市规划无力合理安排空间资源,“单用推土机式的清除,只会造成贫民窟的移转效果。”
杨友仁的评论,与高雄城市发展史相互印证。自50年代开始,加工出口区与石化工业像一块磁铁,吸引原住民下山、越岭,来到高雄工作。根据2016年6月的最新数据计算,高雄原住民人口总数33209人,在茂林、桃源、那玛夏三个原住民乡设籍的人口却仅有8461人,户籍设在其他行政区域的则有24748人,换言之,高雄七成以上的的原住民都是“都市原住民”。
这群都市原住民固然有成功在都市成家立业的案例,却仍有为数甚多的人口因为贫穷而“占用”土地维生。较为知名的有新北市溪州、三莺部落;与高雄同为海港城市的基隆有快乐山部落;邻近桃园工业区的河岸边,亦有崁津部落、撒乌瓦知部落。这群人向国家“借用”一隅土地,建起被定义称为“违建”的房屋;但相对的,国家向他们借了一生的时间、借走整个部落的命运,成就了城市的繁荣,迄今仍不知如何清算。
这一大群在都市挣扎求生原住民人口,在国家法律框架中时常被隐形。谷纵直言,“《原住民基本法》当中,完全没有关于都市原住民的相关规定。”这些长久在制度中“隐形”的族群,不只一次地让地方首长感到头痛,最近一次要属2008年,台北县(编按:2010年12月25日起改制升格为直辖市,改称新北市)的三莺部落反拆迁抗争。数波激烈抗争中,不但有女学生被警察打断锁骨,现场送医急救,知名导演侯孝贤亦落发声援,登上全国版面,俨然是另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奏。当时的台北县政府不敢大意,暂缓拆迁,台大城乡所教授夏铸九趁机提出“部落自力造屋”方案,让拆迁政策开始转向。
都市原住民自力造屋是否有解?
夏铸九的提案,实有酝酿已久的理论基础。他在1998年发表〈三莺桥下野草花〉一文,将原住民在都市营造的违建聚落定义为第三世界城市住宅问题,引介英国无政府主义建筑师J.Tuner在70年代的自助式住宅知识系谱,说服地方政府改变原有政策,让原住民在都市土地上自力造屋。他乐观(起码在文章中乐观)地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改变都市原住民经济生活的空间营造提案。
美好的提案要成真,并不容易。台湾原住民在原乡拥有细致而严谨的部落文化,却早已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崩解,所谓的都市原住民部落,往往是数个部落或族群混居的临时组合,并非真正紧密的生活共同体,要以此进行“自力造屋”实际上困难重重。
例如2016年,溪州、三莺部落发现,尽管族人已经努力工作储蓄,仍无法负荷原先设计的自力造屋方案,最后由夏铸九与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出面协调,获得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善款挹注,以解燃眉之急。在运动的推进下,个别部落的处境无疑得到了改善,但距离理想中的都市原住民自力造屋提案,恐怕还有一段距离。
“会需要住在这里,关键还是我们(原住民)太弱,我们不能一直弱下去,原民会有相关一系列的脱贫计划,让族人摆脱这个弱者的处境。”
“你是带不走的姑娘,是山里的小姑娘/
我们现在已经都回来,为了山谷里的大合唱/
我会回到这片山下,再也不走了。”
2016年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上,由原住民歌手巴奈Panai Kusui演唱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正是一首刻划都市原住民命运的经典歌曲。它由原住民运动者、歌手胡德夫于1974年创作,彼时正逢台湾经济起飞、部落体制逐渐瓦解,许多少女遭贩卖下山,被迫成为性工作者。胡德夫在一次救援行动中,眼见一位来自大武山的女孩,因过度频繁接客,身体严重受创,难以回复。胡德夫痛心不已,改编部落曲调成歌,抚慰几代被迫离乡的部落少男少女。
当都市原住民部落消失,数年后出现了内建“王永庆纪念园区”的城市公园,或许可以偿还财政帐面上的债务,但长远而言,是否能逃离城市的循环债务?或者仅仅是转移都市原住民居住问题,创造了新的贫民窟?
谷纵的答案相对乐观,“会需要住在这里,关键还是我们(原住民)太弱,我们不能一直弱下去,原民会有相关一系列的脱贫计划,让族人摆脱这个弱者的处境。”
事实上,在2016年之前,高雄市政府早已多次暂缓拆迁,公文书上的理由,亦是考量部落居民居于经济弱势,不忍强拆,并非毫无人道考量。只是这笔巨大的城市发展债务,显然需要更宏观的住宅政策来偿还,市政府在现行框架中努力进行改良的安置政策,能够发挥多少作用?族人很悲观。
“我的儿子已经回不去了。他从小就跟我在平地打工,没有在山上生活的经验,怎么可能回山上呢?他只能在高雄上班。以后房子越来越贵,你们都买不起,他更买不起。我已经告诉他啦,你们以后都会成为流浪汉,他们会说你是都市的毒瘤。”
Siyang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