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工作极为重要。亲朋戚友相逢，多以“现在做什么工作”打开话题。这类问题把工作预设为常态，去判断一个人，端视乎他是否正在工作。假若我们给出的答案非稳定长工，而是随兴趣而活，短期工作以获取最近所需即止，则会招来发问者以至周围质疑的眼光，甚至被教训指导，被指摘兴趣不能当饭吃。
现代意义下的工作已与工资报酬挂勾，我们习惯以一个人的工作来判断其生活意义，如果劳动不能换取工资酬劳，即属次等，鲍曼把之称作“工作伦理”——人不应满足现状，需要不断追求，工作乃是高贵道德，且是责任，而既然工作意味著有所报酬，不工作的人即是不道德的懒人，贫穷乃是穷人不够努力投身神圣工作之故。简言之，“工作伦理”指令人们不断工作，获取“对社会有用”的身份。
“工作伦理”不是自然而来，鲍曼指出这是由早期资本家所发明出来的产物。我们可以想像，在农业社会里，国家所能管理的土地有限，农耕者或工匠手艺人有自己的土地与空间，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节奏与进度，从中获取工作意义及生活所需。再多的工作并没有意思。当历史转入工业社会，可耕之地变少，大型工厂取代手艺工活，人们唯有投身工厂工作。然而工厂工作乃是按别人定下的目标而行事，重复、不带情感且无意义。资本家开始抱怨那些向往自主的工人们厌恶规律，无法把工作做好，于是创造出“工作伦理”的观念——工作本身乃是神圣而高贵，重点不在于为何工作，而是能够工作。这个观念盛极至今，举个近一点的例子，这就好比今天社会几乎无人不抱怨工作之苦，却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工作”，甚至为能够工作不至失业而额手称庆。
环顾我们的社会，固然不少人抱着“有所工作，生活有所意义”的想法，但这种把工作神圣化的观念已有所转变，很多人认为工作不过是赚取报酬的必要手段，无道德不道德，意义不意义可言。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使用酬劳所得来消费——消费才真正具有意义，是使人神圣之务。
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关键（这当然是商家有意为之）——像是“挽回消费者信心”、“刺激内需”、“消费作为经济支柱”这类的话语在每日新闻报导内不绝于耳。消费成为新式定义人们的标竿，但这不代表旧的工作标竿失去效力，由于“工作”能换得酬劳，有酬劳才得以“消费”，这二者共生揉合，成为鼓励人们继续为商家工作，为他们产品与服务付钞的无上律令，也界定了何谓“正常”——不只工作，我们还要有消费能力，方叫“对社会有用”。
“在满是生产者与普遍就业的社会里，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涯规划以消费选择为中心，而非集中于劳动、专业技能或工作的社会里，贫穷又是另一回事。”
以下摘自《工作、消费与新贫》，获“巨流图书公司”授权刊出。
《工作、消费与新贫》
出版时间：2003年01月
出版社： 巨流图书公司
作者：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译者：王志弘
没有角色的穷人
至今为止，每个社会都有穷人。这也难怪，容我再次强调，因为任何秩序模式的实行，都是一种区隔的行为，造成社会现实的某些部分因不适当或不正常而资格不符，而将任何特殊存在方式提升为规范，便是把其他不同方式降格为低于标准或异常的类别。穷人正是“不宜”与“寻常”的最佳表征和典范。
每个我们已知道的社会对穷人都抱持着特有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惧怕与讨厌，另一方面是怜悯与同情，两者不安地混杂在一起。两种成份都不可或缺。前者容许为了维护秩序而严酷处置穷人；后者强调身处标准之下者的悲惨命运，这种命运使得那些遵循规范的人经受的一切痛苦，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以这种间接迂回的方式，纵有种种不是，穷人在复制社会秩序及保证遵从规范上，可说是扮演了有用的角色。
然而，每个社会都根据其特定的秩序及规范模式，以其自身的形象建构了穷人，并为其存在提供不同解释，发现不同的穷人用途，并发展出对付贫穷问题的不同策略。
前现代的欧洲，比起现代的承继者，更能发掘穷人的重要功能。在前现代天主教的欧洲里，穷人一如其他人事物，都是上帝子民，是“神圣的存有之炼”中无可或缺的一环；穷人是上帝的造物，就像其他万物一样，在现代的去神圣化或“除魅”（disenchanted）以前，各有意义与目的。穷人饱受苦难，这些折磨是对原罪的忏悔，也是救赎的保证。不过，比较幸运的人有责任援助和慰借这些受苦者，借着行善，也增添了施舍者本身得到救赎的份量。因此，穷人是上帝赐与众人的恩泽：如此才有机会自我牺牲，过着良善的生活，也才能悔过而得到上帝庇佑。我们几乎可以说，一个在彼世寻找俗世生命意义的社会，假使没有穷人的话，也得创造另一种个人救赎工具。
这种情形在“除魅”的世界里尤然，在这个世界里，过往的种种不会仅因其偶然地存在那里，便拥有存在的权利，过往的一切，都必须为其存在的权利提出正当合理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与前现代的欧洲相较，这个现代性的美丽新世界自行制定规则，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既存的一切事物都必须纳入理性的审视，认为自身的权威没有限度，尤其排斥“死者权势大过生者”、传统权威、以及承继的传统知识或习俗。秩序和规范的计划，取代了神圣存有之炼的愿景。不同于被取代的愿景，秩序和规范乃是人类产物，这项设计要仰仗人类行动来执行——是有待制作或建造的事物，不是有待发现而后默默遵从的事物。如果传承而来的现实无法符合计划的秩序，那么出问题的是现实。
由此看来，穷人的存在便成了问题（所谓的“问题”是指某些事物造成不悦，从而引发解决、补救或消除的意图）。穷人是秩序的威胁与阻碍；他们还公然违反规范。
穷人是双重危难：既然贫困不再是上帝的旨意，穷人就没有理由再谦卑感恩地接受命运，而过去穷人抱怨和反抗富人的种种理由，如今都可以归于他们遭受的剥削。另一方面，过去天主教的慈善伦理，如今成了无可忍受的重担，会耗尽国家财富。与不受幸运之神眷顾者分享财富，曾经是对彼世的明智投资，但这“并无道理可循”，更有违于此时此地、此世的商业原则。
除了上述两种威胁，第三个威胁也紧随而至：默默接受困苦，视之为天意的穷人，不会努力脱离困境，因此他们也无心于工厂工作，一旦他们早已习惯并视为“当然”的卑微需求得到了满足，便不愿再出卖劳力。工业社会初期的数十年间，一直苦于劳力短缺。听天由命的穷人，乃是企业主的梦魇：这些穷人对固定薪资的引诱无动于衷，也不认为在足够饱餐一天后，为何还要继续忍受长时间的苦工。这的确是恶性循环：不满于自身困境的穷人会引发反叛与革命；而与悲惨命运妥协的贫民，则会阻挠工业的进展。强迫穷人成为长期的工厂劳动力，似乎是解决恶性循环的良方。
因此，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预备军。就业、稳定的雇佣，以及让人无暇惹麻烦的工作，都成了规范，而贫穷则等同于失业——违反规范，属于异常。这种情形下，治疗贫穷，及早遏止进步的两大威胁的妙方，就是诱导穷人，必要时甚至强迫他们，接受工厂劳动的命运。达到这个目标的最明显方法，当然就是剥夺穷人其他生计来源：不论多么令人厌恶、憎恨，都得接受提出的条件，否则便缩回一切援手。严格说来，在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宣扬伦理责任已属多余；把穷人全都送入工厂劳动，并不是为了回应对穷人的道德冲动。尽管如此，工作伦理几乎还是普遍被认为是治疗贫穷、劳力不足，以及革命威胁这三种病症，有用甚至不可或缺的药方。工作伦理像是一层糖衣，把业主提供的难以下咽糕饼包裹起来。将苦工提升至道德责任的高贵层次，或许能够安抚那些辛勤劳动者的怨怒，同时也抚慰了驱策他们劳动者的道德良知。当然，工作伦理的选择渐趋简单，甚至是再明白与自然不过，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早已接受工作伦理，并据此看待自己的人生。
当时的开明观点多所分歧，有人视穷人为顽强不羁的待驯野兽，有人则是奉道德、良知和怜悯为圭臬，但在论及工作伦理时，各家意见趋于一致。因此，一方面洛克（John Locke）想出一套综合方案，拔除穷人天生具有的“放荡”和“怠懒”，亦即强迫穷人小孩在贫民学校里接受规律工作的职训，而大人就在纪律严明的贫民习艺所里，勉强裹腹，勉力工作，横遭体罚，皆属常态。另一方面，柴尔德（Josiah Child）则悲叹穷人“凄惨、可怜、病痛、虚弱又无用”的命运，他也认为，“让穷人工作”是“人类对上天和自然的责任”。
这种视工作为“人类对上天的责任”的概念，迂回地让穷人置身贫穷这件事，烙上伦理印记。大家都认为，穷人会安于贫困，不愿努力赚取更多，因此薪资必须保持在勉强维生的地步，因此即使有了工作，穷人生活仍然仅能糊口，必须持续劳动才能保命。杨恩（Arthur Young）曾说：“除了白痴，每个人都知道一定要让下层人民继续过贫穷生活，否则永远不会勤勉”。当时学养丰富的经济学家，很快便估算出工资低廉时，“穷人便会较常劳动，实际上会过得更好”，胜过工资较高的情况，因为这时穷人会沈溺于安逸怠惰与放荡喧闹。
边沁（Jeremy Bentham）是身为现代智慧典范的改革家，胜过同时代任何思想家（他的构想为当时学人同声赞赏为“极为合理又富启发”）；他更进一步，主张任何经济诱因都不是达到预期效果的可靠方法；采用纯粹高压手段，对付那些显然意志不坚或缺乏智力的穷人，比什么都有效。他提议设立五百间收容所，每间收容两千名“形成负担的穷人”，置于首长的持续监督以及绝对而不容分割的权威之下。根据计划，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大人、小孩，乞丐，未婚妈妈，不受教的学徒等“人类废物、垃圾”，都应该予以逮捕，强迫进入这些私人经营的强制劳动所，才能“化腐朽为神奇”。有些自由主义者批评他，边沁愤怒地回应道：“反对——被妨害的自由。答覆——作坏事的自由。”边沁认为，那些穷人单凭其贫困处境，就已证明他们和顽童没啥两样，都不能享受自由。他们无法管好自己；必须接受管教。
洛克、杨恩及边沁等人身后，各家各派随之兴起，以探险未知大陆的大胆狂热，宣称逐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现代穷人哲学。如今，鲜少有人敢同样直言不讳地陈述这种哲学的道理，就算有人真的敢说，他们的主张也会引发抗议。然而，这种穷人哲学依据支撑了大部分涉及贫困者的公共政策；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在“不劳而获”的协助下糊口维生。如今，在连串反对“寄生虫”、“骗子”或“领救济金的毒虫”的风潮里，或是三令五申警告要求调薪的人，会有“因付出失业代价”的风险，都可以听到穷人哲学的强烈回响。尽管有许多反证，众人依然坚信贫穷的主因，一如以往，乃是违反了为生计而工作的普遍规范，解决贫穷之道便在于引导失业人口回归劳动市场，穷人哲学的冲击莫此为甚。在公共政策的民间传说里，唯有自身成为商品，劳动才有权利使用同样被商品化了的维生手段。
在表面上，今日的穷人依然保有早期新兴现代工业时代所分派的功能——劳动预备军。这项功能的指派，对那些“不积极工作”者的诚信抱以怀疑与猜忌，并且明白指出要“引导他们回归正途”，并恢复因逃避积极工作而破坏的秩序。然而，有个意想不到的阻碍，在于曾经试图掌握与清楚表述新兴工业时代的穷人哲学，已经丧失原先的效用，跟不上工业时代末期的新状况。穷人哲学曾经是创造秩序的作用者，如今却缓慢但确定地成为一种烟幕，遮蔽了穷人目前所处困境中各种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工作伦理诞生之际的使命，是揭露穷人担任劳动预备军的角色；而其身后的功用，却是担任掩护。
将今天的穷人转变为明日的劳工，过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有道理。这润滑了奠基于工业之下的经济之轮，也顺利执行了“社会整合”的任务，亦即维持秩序与调节规范。这两种功能都不再适用于我们所谓的“晚期现代”后“后现代”，更遑论是这消费者社会了。学到了如何同时增加利润与产量，却减少劳力和成本后，现代经济已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时，对规范与一般“社会纪律”的遵从，大体上是透过商品市场的吸引与诱惑来确保，而非仰赖国家掌控的强制措施与全景监控机构网络城行的训练。不论在经济或政治上，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不需要多数成员通过工业劳动的石磨，便可以繁荣兴盛。就一切的实际意图与目的而论，穷人都不再是劳动预备军，而工作伦理的召唤也愈来愈含糊，脱离了今日的现实。
当代社会的成员主要是担任消费者；生产者的角色属于次要而局部。为了达到社会规范，成为社会的完整成员，就必须立即而有效地回应消费者市场的诱惑；我们必须对于“消耗供给的需求”有所贡献，在经济危机时，也得成为“消费导向复甦”的一部分。这些都是阮囊羞涩、没有信用卡与美好前景的穷人做不来的。由此可知，现代穷人所违反，并因此使其成为“异常”的规范，并非就业的规范，而是消费能力或倾向的规范。最重要的是，现代穷人是“非消费者”，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是被界定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无法完成的最重要社会责任，便是担任消费市场提供之财货与服务的积极有效买家。在消费者社会的损益表上，穷人显然是负债，不必费力思索，也知道他们不可能是目前或未来的资产。
因此这是有史以来，穷人首度纯粹只是令人忧心和令人讨厌的人。他们没有任何优点足以减轻、更不用说要弥补他们的缺点。他们没有任何贡献，能够用来交换纳税人的开销。他们是不良投资，不可能回偿，更别提能够带来任何利润；就像黑洞一般，吸走一切靠近的东西，除了可能有麻烦以外，吐不出任何一点渣。社会里高尚而正常的成员，也就是消费者，根本不想也不期望从穷人身上得到什么。穷人毫无用处。没人——没有任何真正算数、说话有人听的人——需要他们。对他们的容忍度是零。如果穷人把自己的帐篷烧毁，然后搬离，社会境况会更好。没有穷人，世界会更愉快。没有人需要穷人，因此大家都不要他们。因为没有人要，即使将之抛弃，也不会有太多悔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