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工作极为重要。亲朋戚友相逢，多以“现在做什么工作”打开话题。这类问题把工作预设为常态，去判断一个人，端视乎他是否正在工作。假若我们给出的答案非稳定长工，而是随兴趣而活，短期工作以获取最近所需即止，则会招来发问者以至周围质疑的眼光，甚至被教训指导，被指摘兴趣不能当饭吃。
现代意义下的工作已与工资报酬挂勾，我们习惯以一个人的工作来判断其生活意义，如果劳动不能换取工资酬劳，即属次等，鲍曼把之称作“工作伦理”——人不应满足现状，需要不断追求，工作乃是高贵道德，且是责任，而既然工作意味著有所报酬，不工作的人即是不道德的懒人，贫穷乃是穷人不够努力投身神圣工作之故。简言之，“工作伦理”指令人们不断工作，获取“对社会有用”的身份。
“工作伦理”不是自然而来，鲍曼指出这是由早期资本家所发明出来的产物。我们可以想像，在农业社会里，国家所能管理的土地有限，农耕者或工匠手艺人有自己的土地与空间，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节奏与进度，从中获取工作意义及生活所需。再多的工作并没有意思。当历史转入工业社会，可耕之地变少，大型工厂取代手艺工活，人们唯有投身工厂工作。然而工厂工作乃是按别人定下的目标而行事，重复、不带情感且无意义。资本家开始抱怨那些向往自主的工人们厌恶规律，无法把工作做好，于是创造出“工作伦理”的观念——工作本身乃是神圣而高贵，重点不在于为何工作，而是能够工作。这个观念盛极至今，举个近一点的例子，这就好比今天社会几乎无人不抱怨工作之苦，却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工作”，甚至为能够工作不至失业而额手称庆。
环顾我们的社会，固然不少人抱着“有所工作，生活有所意义”的想法，但这种把工作神圣化的观念已有所转变，很多人认为工作不过是赚取报酬的必要手段，无道德不道德，意义不意义可言。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使用酬劳所得来消费——消费才真正具有意义，是使人神圣之务。
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关键（这当然是商家有意为之）——像是“挽回消费者信心”、“刺激内需”、“消费作为经济支柱”这类的话语在每日新闻报导内不绝于耳。消费成为新式定义人们的标竿，但这不代表旧的工作标竿失去效力，由于“工作”能换得酬劳，有酬劳才得以“消费”，这二者共生揉合，成为鼓励人们继续为商家工作，为他们产品与服务付钞的无上律令，也界定了何谓“正常”——不只工作，我们还要有消费能力，方叫“对社会有用”。
“在满是生产者与普遍就业的社会里，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涯规划以消费选择为中心，而非集中于劳动、专业技能或工作的社会里，贫穷又是另一回事。”
以下摘自《工作、消费与新贫》，获“巨流图书公司”授权刊出。
《工作、消费与新贫》
出版时间：2003年01月
出版社： 巨流图书公司
作者：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译者：王志弘
消费社会里的穷人
生产者社会的承平时期里，工作伦理远远跨过了工厂与救济院围墙。其道德规范提出了一种正确且合适，然而尚待达成之社会愿景，而且直到这个愿景达成之前，亦可作为当前行为前进的目标，以及批判当前事物状态的标准。这个愿景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乃是完全就业的状态，是个完全由劳动者构成的社会。
“完全就业”处于一种有点暧昧的位置，既是权利，又是义务。这取决于“劳动雇用契约”的哪一方诉诸该原则，而且无论如何，该契约的任何一种型态都会突显出来，就像所有的规范一样，这两个面向都必然出现，以便确保该原则的普遍适用。完全就业作为“常规社会”不可或缺的特质，同时蕴含了一种受到普遍地以及自愿地接受的义务，以及一种共同分享的、提升到普遍权利层次的意志。
定义正常的同时，便定义了异常。工作伦理把失业的现象作为异常状态的缩影——“异常”就是没有工作。我们可以预期，对于穷人的持续存在会倾向于以工作短缺，或是缺乏工作意愿来加以解释。查理．布斯（Charles Booth）或希朋．龙崔（Seebohm Rowntree）等人所提出的论点——有人可能在完全就业状况下还是贫穷，因此贫穷现象不能够以工作伦理的宣扬不足来解释——震惊了英国开明的舆论。只要工作伦理普遍被接受，在有关社会问题的公众思考里位居要津，并且当成治疗一切社会病态的万灵丹，那么“有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这个观点本身，在名词上便会有显而易见的矛盾。
随着工作逐渐不再位居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复制之汇合点的核心位置，如我们所见，工作伦理也渐次脱离了其担任最高规范原则的功能。至见前为止，工作伦理已经从它先前直接或迂回统治的许多社会与个人领域里撤出，或是被排挤出来了。人口里没有工作的那些人，或许是工作伦理最后的隐退所，或是其最后的存活机会。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里所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乃是责备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落入悲惨境地，并因而指责他们道德堕落，并且把贫穷当成是罪恶的惩罚。
在大部份人类历史里，贫穷状况意指对身体存活的直接危害——饥饿、得不到医疗照顾的疾病，或是缺乏遮蔽场所导致的死亡威胁。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贫穷还是意指这一切危险。即使穷人的状况已经提升到仅求存活的水准以上，贫穷还总是意味着营养不良、无法适应当地反覆无常的气候，以及无家可归——这一切界定，都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对什么是营养、衣物和居住的合宜标准之认定。
然而，贫穷现象并不能化约成物质匮乏与身体苦痛。贫穷也是个社会和心理状态：人类存在的适当与否，乃是由任何特定社会的高尚生活标准来衡量，无法遵行这种标准，本身便是烦恼、苦痛与自我羞辱的来源。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所谓的“正常生活”之外。贫穷意味着“达不到标准”。这导致了自尊的低落，觉得羞耻或是内疚。贫穷也意味着得不到机会，在特定社会里过所谓的“快乐生活”，无法获得“生活所提供的事物”。这会导致怨恨和愤慨，以暴力或自我贬抑，或两者兼有的形式，流泄出来。
在消费者社会里，“正常生活”乃是消费者的生活，在公开展示的愉悦感觉和生动经验机会之间，专注地从事他们的选择。“快乐生活”的定义是掌握许多机会，只能放过一些，或是一个也不能溜走；要把握最为人乐道，亦即最令人欲求的机会，而且不可以落于人后，最好还要抢先一步。就像在其他类型的社会里一样，消费者在社会的穷人，乃是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人，别说是快乐生活了。然而，在消费者社会里无法过快乐或只是正常的生活，便意味着是失败的消费者，或是有缺陷的消费者。因此消费者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界定或是自我定义，首先且最重要的乃是有缺陷、欠缺、不完美且不充足的——换言之，就是不合时宜的——消费者。
在消费者社会里，导致一个人受到社会贬斥与“内部放逐”的最主要因素，正是这个人不够格当一个消费者，这种不够格，这种无能力尽消费者义务的状态，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遭受贬抑的苦痛，不准进入或被驱离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飨宴。克服这种消费者的不适任，很可能是唯一的解药，是脱离羞耻窘境的唯一出口。
彼得．凯文（Peter Kelvin）和乔安娜．雅瑞特（Joanna E. Jarett）在他们有关消费者社会里失业对社会心理影响的先驱研究中，发现对没有工作的人而言，这种处境里有个面向令人格外痛苦：“似乎是毫无止尽的闲暇时间”，加上他们“没有能力运用这些时间”。“每天大部份的时间都没有安排”，但是失业者没有办法以任何称得上是有意义、令人满足、或是值得的方式，来安排时间：
“感觉自己被关在家里，是失业者最常提到的抱怨……失业的人不仅认为自己既无聊又受挫，（而且）这么看待自己（事实上也是如此）也让他暴躁易怒。暴躁易怒成为失业者每天生活的常态。
史帝芬．贺琴斯（Stephen Hutchens）从他的受访者（年轻的男女失业者）那里，获得了以下他们对所过生活感受的报导：“我很无聊，很容易沮丧，大部份时候，我就只是坐在家里看报纸。”“我没有钱，或者说钱不够。我真的很无聊。”“我待在一个地方，除非我去看朋友，我们有钱的时候会去酒吧——实在没有什么好夸口的。”贺琴斯总结他的发现指出：“用来描述失业经验的最流行字眼，无疑是‘无聊’……无聊及时间方面的问题；‘无事可做’……”
在消费者世界里，不会给无聊这种抱怨留有余地，消费文化也正是要消除无聊。在消费文化的界定下，快乐的生活乃是保证不无聊的生活，那是总是“有事发生”的生活，有新鲜、刺激的事情，而其所以刺激，正是因为新鲜。消费者市场是消费文化的忠实伴侣及必要补充，保证能够对抗郁闷、厌倦、过度饱和、忧郁、餍足或烦腻——这些是曾经萦绕在富裕舒适生活里的烦闷。消费者市场确保任何时候，都没有人会因为“全部都尝试过了”，以及耗费了生活必须提供的愉悦泉源，而感到失望或忧烦。
诚如佛洛依德在消费者时代开始以前所指出的，没有所谓的快乐境界这种东西；我们只有在满足令人苦恼的需求时，会快乐一下子，但事后的无聊感立即侵入。一旦欲求某物的理由消失了，欲望对象便失去了诱惑力。然而，消费者市场最终证明，它要比佛洛依德所想像的还有创意。消费者市场召唤了佛洛依德认为不可能达致的快乐境界。它能够办到，是因为它保证激起欲望的速度，要快过抒发欲望所需的时间，以及更换欲望对象的速度，快过对拥有物品感到无聊和厌烦的时间。永远不无聊，正是消费者生活的准则，而且这是个很实际的准则，是可以达成的目标，所以那些无法达致的人，只能怨怪自己，并且轻易成为其他人鄙视与责难的目标。
纾解无聊需要用钱——如果想要一口气便躲开无聊幽灵的纠缠，达到“快乐境界”，便需要一大笔钱。欲望免费降临，但是拥有实际可行的欲望，并且要经历欲望的愉悦境界，就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品无法拿健保处方取得。有钱才能进入可以治疗无聊的地方（例如购物中心、游乐场或健身中心）；仅仅是在这些地方出现，就是避免染上无聊病的最有效预防良药；这些地方的首要目的，便是保持欲望沸腾、不受压抑，而且无法止息，却因为有预期的满足而得到深刻的愉悦。
因此，无聊是其他各种特属于消费社会之因素的自然心理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了选择的自由和丰富，移动的自由，突破空间与安排时间的能力。无聊作为满足的心理学向度，是那些得分较低的人，感到最痛苦，而且会愤怒地排拒的对象。逃避或减轻无聊的强烈欲望，也大有可能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
然而，他们付诸行动以达成目标时，阻碍却非常巨大。穷人无法取得对抗无聊的一般解药，但是所有那些不寻常、不规则或有创意的抗拒手段，注定会被归类为不合法，并且使采用这些方法的人，遭受法律与秩序的捍卫者处罚。吊诡的是——或者其实毕竟没有那么吊诡——挑战法律与秩序的力量，以此试炼命运，本身可能会变成穷人最喜爱的替代品，以取代富裕的消费者那种对抗无聊但节制良好的冒险：欲望与可以承担的风险份量，都经过仔细权衡。
如果穷人困境的基本特性，便是身为有缺陷的消费者，那些置身破败邻里的人，就没有多少余地可以集体发明安排时间的替选方式，尤其是要符合有意义而令人满足的方式。懒惰的指责，总是在失业者家园上头危险地低空盘旋，但可以（而且曾经可以，最明显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用在家里头夸张、卖弄且最终是仪式性的忙碌，来加以对抗——擦洗地板和窗户，清洗墙面、窗帘和小孩的裙裤，照料后花园。不过，没有一件事能够对抗身为有缺陷消费者的污名和羞耻，即使周遭的邻居也是不完备的消费者。与周遭人群的标准看齐根本没有用，因为合宜的标准已经奠定，并且不断被提起，那是来自邻里以外的遥远地方，透过每日报纸和电视传送，表现消费者福祉的，一天廿四小时的亮丽广告。地方邻里的天份所能发明的任何替代品，都无法与之竞争，来保障自我满足，缓和明显处于劣势的痛苦。自己是否算得上是个合时宜的消费者的评估，乃是由远处遥控的，自家的意见无法对此判决提出抗议。
诚如杰洛米．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提醒其读者的，当今社会的秘密在于“发展出一种由人为所创造并且在主观上感受到的不足”，因为对于其基本原则的威胁“没有什么甚于有人宣称自己已满足于所拥有的物品”。某人确实拥有的东西，在有钱人那种逼人而过度张扬的奢侈的浪费之下，都变得寒酸、可耻，而且相形见拙：“有钱人变成普遍崇拜的对象”。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那些“白手起家”后来被标榜为个人英雄且备受崇仰的有钱人，他们的生活正是严格且顽强地执守工作伦理，从而带来良性影响的范例。情况再也不是如此了。现在受到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保障了最新奇而浪费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某人能够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是做过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