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著名社会学家之一的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本周离世，享年91岁。
鲍曼一生横跨两个世纪，辗转在波兰、苏联、纳粹德国、以色列与英伦三岛之间，见证了从大屠杀到柏林墙倒下，从科索沃战争到特朗普（川普）上台的漫长历史。他的思想，亦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处境的持续观察。
从波兰到英国
1925年出生在一个波兰犹太家庭的鲍曼，曾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
鲍曼的少年时代历经贫穷与反犹太主义的滋扰。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波兰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鲍曼一家逃去苏联，其后他加入了流亡的波兰军队，跟随苏军一路攻入柏林。
似乎是在战争中被共产主义理念所吸引，鲍曼在铁幕以东的战后波兰加入工人党，任职军事情报部门。他的妻子曾经回忆说，这时候的鲍曼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保证每个具体的人类存在之间的完全平等”。尽管知道苏共内部的丑恶，他仍然对未来抱有期待。
这种期待延续到1953年，那一年，鲍曼因一次反犹清洗而被军队解职。随后他进入学院，在华沙大学担任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讲师。他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只不过和党的路线渐行渐远。
1956年，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清算斯大林时代。苏联和东欧的文化呈现回暖之势，而略微自由的环境也带来了社会的骚动，如同年发生在波兰波兹南抗议-镇压。这一时期的鲍曼，多论著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也逐渐转向文化分析。直到形势急转直下：1968年3月，他和其他几位教授一起，在波兰国内的反犹运动中失去教职。
Culture as Praxis
中文译名：《作为实践的文化》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时间：1973年
鲍曼先是短暂流亡以色列，之后移居英国，在利兹（Leeds）住下。他笔耕不缀，直到去世。尽管因自己的身份而被迫背井离乡，鲍曼仍然更关注社会主义与解放之类的宏大论题。1973年他出版著述《作为实践的文化》，点出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责任。60年代末的社会学界仍然盛行“解释事实”，而鲍曼却说，不能将社会文化当成静态的、可以观察的东西，不论是作为概念或是结构，都没有办法指出文化的可能性。他转而强调要从实践（praxis）来理解文化：文化对我们是矛盾且爱恨交织的（ambivalence），它一方面是束缚，但另一方面也解放了人类行动的潜力。鲍曼一生常年保持高产的研究、写作与公共发声，正是这一判断之下的亲力而为。
反思大屠杀
尽管出生在犹太家庭，但直到1980年代，鲍曼才开始认真介入思考半个世纪之前的大屠杀。1989年，他出版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其著重点是：现代社会如何让大屠杀成为可能？
在此之前，大屠杀常常被理解为欧洲反犹主义，或某种人类原始秉性的延续。但鲍曼问：杀死上千万人，需要日夜不停动手，需要永远保持愤怒和憎恨，但为什么人们不会厌倦？为什么大屠杀已经不需要借助公开的暴力？
他的回答是：“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纳粹德国的工业技术与官僚组织，完全符合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管理的描述，足以克服懒惰与“动物性的同情”。而在现代社会中，暴力被收归集中化、中立化，科学家团体足以设计屠杀机器，潜心研究优生学作为种族清除的理论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者又可以远离政治，不需要为研究结果承担政治责任。
在鲍曼笔下，大屠杀不止是邪恶的人所酿成的恶果，而且是追求美好秩序的“园丁式”管理的失控：“种族灭绝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意图使社会秩序符合对完美社会的设计”，“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这是大屠杀的最恐怖之处。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中文译名：《现代性与大屠杀》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最早出版时间：1989年
鲍曼早年信仰的共产主义对其影响深刻。70年代他陆续撰写一系列著作，讨论乌托邦与阶级斗争。而这些理想带来的种种后果，也促使他转向批判。在那曾经历的时代中，人们普遍相信理性能设计出更美好的社会。而到了《现代性与大屠杀》面世的80年代末，鲍曼和时代一致写下了问号。
1990年，柏林围墙轰然倒下，人们欢呼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走到了它的“终结”。然而鲍曼的思考，却没有因此变得乐观。
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
70年代紧接着60年代末民权运动与左翼风暴的尾巴，但鲍曼已经开始注意到世界正在变化。个体似乎变得越来越自由，鲍曼却越来越看不到其中有任何“解放”的动力。人们沉浸于消费、娱乐，距离社会主义式的政治与经济的民主结合越来越远。人们像是《奥德赛》中被变成猪的队友，完全不想被奥德修斯唤醒，不想继续踏上危险的旅途。
鲍曼对“后现代性”和“流动性”的观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1998年他出版《工作、消费与新穷人》，2000年出版《流动的现代性》。直到他最后几年的著作，讨论的依旧是这些问题。
在鲍曼看来，从前的现代资本主义，与大工业、重资产配置紧密相关，福特制的管理模式，让工人和资本长期结合，像是一段稳定的婚姻，又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大船，由船长牢牢掌握航向。
而到了20世纪末，鲍曼看到的是更加流动化、更灵活多变的资本，这样的资本更少依赖于重投入的制造业，人们更加灵活工作，空间和时间的区隔被打破。全球化带来了空间与时间的压缩。价值的基准从数量变成速度、自由的意义从权利变成流动性、劳动的样板从工厂工人变成派遣工。个体似乎从一个固定的时间地点解放出来了，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
这种快速变化的现代性，鲍曼称之为“轻资本主义”（light capitalism），在这种模式下，没有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婚姻”，只剩下“同居”，世界更像一架不见了机长的飞机，在空中平稳飞行，却找不到任何落地之策。
Liquid Modernity
中文译名：《流动的现代性》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时间：2000年
不同于七八十年代利奥塔等人基于“语言游戏”、打破社会框架的“后现代”，鲍曼的一系列后现代反思著作，无不围绕民族国家的未来，个体自由与安全议题。所谓后现代性，在他那里时常充当现代性中被压抑的一面，即混乱与忧虑。70年代末开始的后现代思潮，回应的是同时代的抗争风潮，而鲍曼则把后现代导向了“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直接面对后冷战时代的生存境况。
后现代执著于差异性及局部性，而鲍曼似乎更不满后现代主义变成了全球化中自由移动的精英话语。于是他更进一步去阐释后现代社会秩序与结构，重构“新穷人”问题。“新穷人”不穷，只是随时因为不稳定的“轻资本”而被抛弃，随时在小康和失业之间徘徊。他们在琳瑯满目的消费商品面前，有如自助餐台前的食客一样拥有无休无止的选择自由，然而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在消费之后一无所有：他们缺少稳定的共同体，缺少人与人之间超出家庭之外的承诺与联结。而当他们需要价值、稳定与安全感的渴望时，又很难不转向虚幻的部落主义，或是“嘉年华式的共同体”，即大家平时过着各自隔离的生活，出于某些所谓共同兴趣而聚集起来，表演完便回到各自日常生活中。
这种“社会”，鲍曼称之为一个“大篷车停车场”，人们驾车到来，停停就走。
数位监控与政治后果
晚年的鲍曼，比许多更年轻思想家更关注数位时代。2010年，鲍曼提出“流动的监控（liquid surveillence）”概念。他认为，狱卒从中心瞭望塔中偷偷监视犯人的“全景敞视监狱”模式，已经在今天的社会中弱化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是科技进步之下更灵活的权力，让监控者可以流动起来。街道上密布摄像头、网站默认储存浏览纪录，都保证监控可以全天候线上线下不间断地实现。又比如，在我们的在线搜索、娱乐与消费行为之中，我们的资料已被传递、共享，最终足以统合成为完整的数字档案。
鲍曼认为，数位时代带来了比监控更麻烦的问题：权力与政治在技术之下分离。
传统的政治依然拘囿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跨国资本及其政治力量，却通过技术蔓延到各个场域，制造出更多不确定性，但同时，普通人对技术和官僚的信任在这种矛盾之下消解。权力随着资本和数位网络流动起来，传统政治却对约束它们无能为力。这也是欧美诸国“部落主义”重新崛起的背景之一。
Liquid Surveillance
中文译名：《液态监控》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大卫·里昂（David Lyon）
出版时间：2012年
在鲍曼看来，监控社会强调自动运行，人们已经和其行为后果相分离：码农们敲出代码，代码运行在无数网站，程序和节点上。具体的人不再需要承担代码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任何社会政治后果。算法被认为是中立的，本身不会优待或歧视任何群体。掩盖代码背后的政治性责任，监控社会就可以一直运行无阻。
而当这种“算法中立”遇到“机器学习”的新世代，又会发生什么？
逆行的历史天使
在鲍曼眼中，今天流动现代性中的个体，无法再用团结（solidarity）来衡量，也不复大工业时代或苏式共产主义对生活世界的掌控力。鲍曼是悲观者，尽管他仍然建议我们回到城邦式的共同体现实政治，但也悲观地认为这种努力很可能会带来空洞的身份政治——我们需要安全感，需要对未来的控制，需要对现实世界的掌握，但我们只能徒劳地避开陌生人，回避“我们做什么”的问题，只问“他们是谁”。
这也是晚年的鲍曼一直对数字媒体的政治影响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几年前，大家还在为美国和西班牙的占领运动欢呼雀跃的时候，他就对这类互联网社运是否持续性，是否能促成现实社会改变表示怀疑。鲍曼看到：人们积蓄了足够的愤怒去破坏一种体系，却想不到重建的方案。
Retrotopia
中文译名：《怀旧乌托邦》
著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时间：2017年
本雅明曾经描述过“历史的天使”，在人类“进步”卷起的狂风中，天使努力保存历史的残片，以避免遗忘。而如今，人们似乎不再遗忘过去，反而恐惧未来。在去世之前的一次访谈中，鲍曼谈到当代人群中弥漫着“怀念旧时光”的想像：几百年来我们一直相信世界会不断进步，未来意味着好，过去意味着恶。但如今，在可能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面前，我们的心态，似乎更像希腊人面对“黄金时代”倒向“黑铁时代”的悲观。
在过去，乌托邦朝向“美好的未来”，但今天，乌托邦指向“美好的过去”。鲍曼的最后一本论著《怀旧乌托邦》将在本月出版，他经历了整个20世纪最悲观和最乐观的时刻，为我们讲出如今至为沉重的预言。
（本文为联合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