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舒适区（Comfort Zone）”也许是这个时代人所亦云激励人心的警句。不同于在一门技艺之间下苦工，这个警句今天已被彻底滥用，要求我们停止深究钻研，命令我们彻底的离开领域（Zone），讲求场域之间的弹性转换与效率。这背后指涉的社会认知，也许是鲍曼点出的“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
现代性是一种对效率永不停步的追求。鲍曼认为过去的现代社会属于固态（Solid），讲求土地占有与劳动力控制，借止建立稳定与流水作业的秩序，压低成本而利润最大，福特主义工厂是典例。即便这破坏了旧有自及自足的生产与生命形态，但资本家与劳动者皆能透过这稳定的秩序而有所预期，相互依赖及保障，比如说往时劳动者往往可能在同一工厂／公司工作至退休。
然而现今的社会已从固态转为液态（Liquid）。我们同样在追求效率，无休止，但科技发展大幅收缩了空间与时间距离，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地球另一端的资讯，亦此生命每时每刻都受不同讯息影响，分秒都有有改弦易辙的可能。原先规模庞大的资产与秩序反而成为资本家的负担，越灵活移动、越能弹性应对瞬息万变“即时”者为王。于是“流动”取代了“秩序”，“短期”胜过“长期”，劳资两方的结合已然松脱，资方不再承担长期投资，对劳方来说以单一技能规划生涯的时代亦不再可能。据Sennett在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一书估计，一位受过两年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可预期在四十年的工作生涯里至少转换十一次工作，并至少改变三次工作技艺。
液态现代性要求我们不断建构自我以满足时代的洪流，我们每刻都要在建构自己，质疑自己，分析自己，批评自己，改造自己，放弃现有的身份，获取完全不同的身份，每刻都是个“新的开始”。于是我们才需要不断（被逼）“逃离舒适区”，仿佛深耕细作是愚蠢，对工艺有感者是不识时务。在日常生活的面向，即所谓消费社会之中，其典型就是日夜不绝的商业广告——鼓励你购买，消费，丢弃，追求再新的商品。
对鲍曼来说，这样的社会形态会改造了我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我们习惯消费，太熟练弹性与即时，失去了经营与创造关系的能力。而另一边厢，每天数以百计的流动关系让人应接不暇，使人只能以接触（connection）而非连系（relation）来应对人际种种，因为接触随时可以断线（disconnect），可是关系一旦开展就无法回头。
这本书是鲍曼对流动现代性如何应影响人际纽带的思考，相比其他的著作，这本书在写作上来得轻松，他也说自己把此书“砍成许多片段，您会发现每片都能自成一体”。为配合这本书的写法，是次书摘也选择以拼凑各种“文本碎片”而成，呼应业已分裂的现代液态生活——“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
以下摘自《液态之爱——论人际纽带的脆弱》，获“商周出版”授权刊出。
《液态之爱——论人际纽带的脆弱》
出版时间：2008年01月
出版社：商周出版
作者：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译者：何定照，高瑟濡
那些来去不定的，让既满足自由驱力、也满足归属渴望变得可能——还能遮掩（若不能完全弥补）上述两种热望的欺骗性。
在“上网”及“网路漫游”的全神贯注与心力耗尽中，上述这两种驱力得以融解、混合。“连线”的理想，奋力掌握这两个对立物间艰难而纷扰的辩证。它允诺一种在寂寞与承诺的暗礁间、在遭排除的天谴与被紧抓的魔掌间的安全（或至少不致命）航行，允诺一种无法挽回的疏离与不可改变的依附。
我们在网路上聊天，也有聊天的“网友”。就像网路上瘾者知道的，网友上线下线，来来去去——但总有几个老是渴望用“讯息”淹没沉默。在“网友”这种关系中，讯息本身并非讯息，讯息的来去、讯息的流通才是讯息——别管内容。我们属于话语和未尽句子（无疑地，简写、删节可使流通加速）的平稳流动。我们属于谈话，而不是谈什么。
别把这个时代的偏执，和桑内特三十年前所担忧的强迫性自白与私密的挥霍搞混了。出声、发讯的目的，不再是放送灵魂内在，好让伙伴检视并认可。说出或打出的字句，不再是奋力报告灵性的发现之旅。就像（《卫报周末版》上）摩斯（Chris Moss）令人崇敬的金句：在“我们的网路聊天、行动电话、全天候的简讯”中，“自省已被一种狂乱、肤浅的互动所取代，后者是除我们的购物清单外，最能暴露我们最深秘密者”。我想说明的是，那种“互动”虽然确实狂乱，却可能不那么肤浅——一旦你了解且记得其重点（也是唯一的重点）是让聊天持续。数据通讯业者不是圣化聊天这种结合之不可侵犯的神职人员。这种结合唯一的支柱，就是闲聊和打字；只要拨号、交谈、简讯存在，它们就跟着存在。停止交谈——你就出局。沉默等于被排除。确实，“文本之外无他”——虽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正如一切井然有序、万物分门别类的现代国家无法容忍“无主游民”，也正如不断扩张、渴望领土的现代帝国无法容忍“无主”荒地——现代市场也不欢迎“非市场经济”：那种不需金钱转手而自行再生产的生活。
对市场经济的理论家来说，这种生活并不算数——也因此不存在。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践者而言，它构成一种罪过与挑战——一个尚未征服的空间，一种对入侵与占领的公开邀请，一个还未完成但吵嚷着要求紧急执行的任务。
为反映出所有以及任何市场与非货币经济共存模式的暂时性本质，在命名自行再生产的生活或是生活中自行再生产的部分时，理论家使用了带有反常与行将消逝意味的名称。能自行生产自己生活模式所需的物品，因此无需固定到商店购物的人们被称作是“胼手胝足”（from hand to mouth）的人；他们那种存在方式的意义只在于它的缺乏或遗漏——那是“经济起飞”带来（无须修饰语的）正常生活以前的一种原始而悲惨的存在方式。只要物品转手时没有金钱流通到反方向，就会被归类到“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的模糊地带——同样地，在称呼与之相对的正常交易（也就是有金钱介入的交易）时则不需要任何特别称呼。
市场经济的实践者尽其所能地触及行销专家还无法触及的部分。他们的扩张同时包括横向与纵向，既广且深：有待被征服的，是那些还坚持“胼手胝足”生活的土地，但也包括已经转换成购物／消费生活的人口中，“非正式”经济所占的时间分量。非货币生活需要被毁灭，这样一来，依赖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就得在购物与挨饿间做出选择（倒不是说一旦他们选择购物，就可保证不挨饿）。还未被商品化的生活领域必须被证明危机四伏，而不购买工具或劳务就无法击退那些潜藏的危险，又或者那生活领域必须被谴责为劣等、可憎、丢脸。而它也的确如此被谴责。
在经济理论家的计算中缺席的最明显角色，且在市场实践者所排列的贸易战争目标中名列第一的，是哈尔西（A. H. Halsey）称为“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的那片广大领域——家人共享的财货与劳务、邻居的帮忙、朋友的互助：所有用来编织人际纽带与持久承诺的动机、冲动与行动。
经济理论家认为值得注意的唯一角色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因为他有功于“维持经济动力”，也是经济成长之轮的润滑油——经济人是一个孤独、自私自利且自我中心的经济行动者，他追求最划算的交易，受“理性选择”支配，小心翼翼不被任何抗拒转换成金钱收益的情感所掳获，而且他所处的生活世界里满是除了这些美德之外别无其他共同点的人。市场实践者能够认出且愿意理睬考虑的唯一角色是消费人——消费人是一个孤独、自私自利且自我中心的购物者，他已把追求最划算的买卖当作唯一能治疗孤独的方法；他唯一知道与需要的社群，是大型购物中心里的那个消费者动群；处于他生活世界里的其他人物除了这些美德之外别无其他共同点。
现代早期“没有个性的人”已经成熟为“没有纽带的人”（或者，他是被后者挤退？）。
经济人与消费人是没有社会纽带的男女。他们是市场经济的理想居民，是让 GNP 观察者快乐的人。
他们也是虚构。
近来真正塑造我们一切行为所受制之境况的势力在全球空间流动，但整体来说，我们的政治行动机构却依然缚于地面；一如以往，它们仍旧在地。
运作于都市空间的政治机构，因为主要仍然在地，所以在政治舞台上往往不幸缺乏足够的行动力，尤其是不足以有效、具权威性地行动。然而另一个结果，则是享有治外法权的网际空间（权力的游戏场）的缺乏政治。
在我们全球化的世界里，政治往往越来越在地，激昂而自觉地在地。被逐出网际空间或遭其拒于门外的政治，退而求其次地返回“伸手可及”的事务，包括地方事务与邻里关系。对于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而言，这些似乎是我们能“有所建树”、影响、补救、改善、改变方向的仅有议题。我们的行动或无为，只在地方事务上才能“带来改变”，至于其他明明白白“超在地”的事务，我们便（又或者我们一再被政治领袖与其他所有“知情者”如此告知）“毫无选择余地”。我们于是怀疑，假使我们能采行的方法与所拥有的资源都不足得可怜，那么无论我们做什么或能明智地盘算该做些什么，事情都会顺其自然轨迹运行。
甚至就连来源与起因毫无疑问是全球性、遥远而深奥的问题，也只透过它们的在地衍生物与影响才进入政治关切的领域。只有在有毒废弃物倾倒场在隔壁，在“我们自家的后院”，与我们的家园令人害怕地邻近、却也令人激励地“伸手可及”时，全球的空气污染或水资源，才会变成政治议题。只有当社区医院被拆除，或地方老人之家与精神疗养机构被逐步淘汰时，显然是跨国制药厂恣意追求利润所导致的健康议题商业化，才会进入政治视野。在全球滋长之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大浩劫，只有纽约这个城市的居民必须面对，至于其他城市的议会与市长则必须担负起保护个人安全的责任，尽管人们现在认为个人安全极易受到远超出任何市政当局管辖范围之势力的伤害。只有在形形色色的“经济移民”涌入曾经看来如此齐一的街道，全球生活境况的惨状与各民族的流离失所，才会进入政治行动的视野……
简而言之：城市已变成全球性问题的倾倒场。城市的居民与他们选出的代表，往往面临一项他们无论如何想像都无法完成的任务：替全球矛盾寻找在地解决的任务。
因之产生了柯司特提到的吊诡，“在一个日趋为全球化过程所结构化的世界里，日趋在地化的政治”。“过去曾有意义与认同的生产：我的邻里、社区、城市、学校、树木、河川、海滩、教堂、安详、环境。”“人们无力对抗全球的旋风，所以只好坚守自己。”我们要注意，他们越“坚守自己”，就往往越“无力对抗全球的旋风”，也越无能决定在地以及表面上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与认同——这正合全球经营者之意，因为他们没理由害怕无自御能力者。 正如柯司特在其他地方所暗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创造，建立了一种透过脱离之威胁来进行支配的新（全球）阶序。“流动空间”可“逃避任何地方的控制”——而（且因为！）“地方的空间被区块化、在地化，并因此越来越无力面对流动空间的易变。地方反抗的唯一机会，是拒绝势不可挡之浪潮的登陆权——但结果只是看到它们在邻近地方登陆，因此导致反叛社区被绕过与边缘化”。
在地政治，特别是都市政治，已然无可救药地负荷过多——远超出它承载／执行的能力。它现在得运用已因失控的全球化而少得可怜的方法与资源，去减轻失控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
无论城市在其历史中发生些什么，无论在这些年或这些世纪里，都市的空间结构、外观与风格可能有多剧烈的改变，有一项特征是不变的：城市是陌生人彼此密切紧邻地居留与移动的空间。
始终与到处都有陌生人临现于眼前与身边，是城市生活的一项固定成分，而这又为所有城市居民的日常事务带来大量的恒久不确定性。那种不可能回避超过短暂片刻的临现，是一种永远不会枯竭的焦虑来源，它具有一种通常潜伏着、但屡屡可能爆发的侵略性。
对未知的恐惧虽然潜在却四面环伺，拚命寻找可靠的发泄管道。累积的焦虑往往发泄在从“外来者”里挑选出来的类别，他们被选出来象征“陌生”、不熟悉、生命背景的不透明、风险与威胁的暧昧不明。当“外来者”中被选出来的类别被驱逐出家庭与商店，不确定性的骇人幽灵就暂时被驱逐；不安这个可怕怪物的肖像被烧毁。边界的关卡被煞费苦心地层层建立，好抵挡“假政治难民”，而“单纯经济上”的移民则希望能稳固自己不可靠、飘忽不定与难以预料的存在。但是无论“不受欢迎的外来者”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液态的现代生活必定会持续飘忽不定与善变，因此焦虑的减缓是短暂的，而依附在“强硬而果决之方法上”的希望在兴起后马上破灭。
根据定义，陌生人是个其意图最多只能猜测、永远无法确实得知的能动者。在衡量该做什么与行为该如何表现的决定时，陌生人是所有运算方程式中的未知变数；因此，即使陌生人没成为公然挑衅的对象、没有被公开而积极地憎恨，行动领域中陌生人的临现仍然使人不安，因为它苛求我们去预测行为的结果，以及行为成功或失败的机率。
与陌生人共享空间，在陌生人不请自来却冒失莽撞地接近自己的状态下生活，这是城市居民难以或无法避免的境况。陌生人的邻近是他们的宿命，他们必须进行实验、试验及测试，（但愿能）找出一种生活方式，好使共居愉快，使生活过得去。这项需求是“给定”、无商量余地的，但城市居民着手满足这项需求的方式，则取决于个人选择。而我们每天都在做这选择——无论是有意或无意，慎重其事或默认之。
现代主权权力受到承认的终极之道，原来是它将人排除在人类外的权利。
在康德写下他的结论并付梓的几年后，另一份篇幅更短的文件出版了——一份比康德的小书还更苦恼着接下来两世纪的历史及其主要演员的文件。那份文件就是“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对此，亚干宾（Giorgio Agamben）得益于横跨两世纪的后见之明评论道，这文件并未解释清楚，到底“这两个名词（人与公民）指涉两个不同的实体”，抑或是第一个名词永远意味着“已经包含在第二个里面”——也就是说，享有权利者，是同时也身为公民的人（或只有当他是公民时，他才是享有权利者）。
这那种模糊性及其所有可怕的结果，之前已被鄂兰（Hannah Arendt）提到过——在一个忽然之间充满了“难民”的世界里。鄂兰想起真正可称之为预言者的柏克 （Edmund Burke）在十八世纪提出的警告：“只身为人类”的抽象赤裸性，是人类的最大危机。柏克说道，“人权”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人类几乎无法从“人权”里指望什么庇护，除非这个抽象概念被填入英国人或法国人权利的血肉。“这世界并不认为身为人类的抽象赤裸性有何神圣之处”——在总结柏克发表其言论之后近一百五十年的人类经验时，鄂兰如此说道。“据称不可被剥夺的人权，结果证实无法执行……每当不再是任何主权国家公民的人出现时。”
的确，仅只具有“人权”——而完全没有其他建立在制度上而更具防御性的权利，好容纳与稳固“人”权——的人类并不存在，而且在任何实质意义上是难以想像的。要认可人类的人性，一个种社会性、太过社会性的力量（puissance、Potenza、might、Macht）明显是必要的。而在整个现代纪元里，这样的“力量”永远正好是在人与非人（亦即在现代名目下的公民与外国人）之间划出界线的力量。在这个被切分成主权国家领域的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是没有权利的，而他们之所以受苦，并非因为他们在法律面前不平等——乃是因为他们不适用任何法律，没有法律可在他们控诉遭受粗暴对待时作为依据，或是没有法律可供他们诉请保护。
在写于下《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数年后，鄂兰在一篇讨论雅斯培（Karl Jaspers）的文章里评述道，虽然对所有先前世代而言，“人性／人类”一直只是个概念或理想（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种哲学上的假设，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梦想，有时是作战时的助攻喊杀声，但很少是政治行动的组织信条），但它现在已“成为某种急迫的实在”。它已成为一件极度紧急之事，因为西方世界的冲击不但已经由其科技发展的产品渗透到世界的其他部分，而且还已将“其解体的过程”输出到世界的其他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形上与宗教信仰的垮台、自然科学令人敬畏的进展，以及民族独立国家几乎成为唯一一种治理形式的优势地位。曾经在西方花费好几世纪来“破坏古老信仰与政治生活方式”的力量，“只在几十年间便瓦解掉……世界所有其他部分的信仰与生活方式”。
鄂兰认为，这种统一只能产生一种“完全负面”的”“人类连带”。地球每个部分的人口都被所有及每个其他部分变得脆弱不堪。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威胁、风险、与恐惧的“连带”。大部分时间里，而且在大多数人的想法里，“地球的统一”浓缩成在世界——一个“向外伸展但自己无法被碰触到”的世界——遥远地方酝酿发展的恐怖威胁。
难民或寻求政治庇护者的居留营，透过其出口的封锁而变成永久的暂时性设施。
难民营或寻求政治庇护者居留营的营民，无法回去“他们原来的地方”，因为他们离开的国家不希望他们回去，因为他们的生计已遭破坏，因为他们的家园已被捣毁、夷平或侵占。但是他们也没有往前走的路：没有政府会乐意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无家可归者涌入，任何政府都会竭尽所能地防止新移民定居。
至于他们新的“永久暂时”住所，难民“身在其中，却不属于它”。他们并不真正属于那个他们在其领土上组装活动房屋或搭起帐蓬的国家。一层看不见、但仍然厚实而无法穿透的猜忌与怨恨帘幕，把他们与地主国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他们悬浮在一个空间虚无中，在那里时间已然静止。他们既没有安顿下来，也不是在移动中；他们既没有栖身下来，也不在流浪中。
若以描述人类身分的惯用语来说，他们是难以形容的。他们是德希达所谓“未定者”的体现。在像我们一样被他人赞许并自傲于反省与自我反省艺术的人当中，他们不仅是不可碰触者，还是难以置信者。在一个充满了想像的共同体的世界里，他们是无法想像者。而其他那些聚集成真实或渴望变成真实的共同体，正是借由拒绝难民被想像的权利，来提高自己想像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