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春期间，除忙着走春拜年、与亲朋好友共聚天伦之外，也是空闲下来与自己对话的好时机。面对纷繁世态，每天都要作出不同的选择，决定自己所走的再一步。在一年之初，作家李静睿与我们分享了他在2016年所阅读的书目，以书来讨论基于人性与社会语境下，人如何作出他们认为适当的选择？也许是迫不得己，也许是受社会氛围所影响。当下的每一个抉择也如雪球积累成现在，以及未来。
传统习俗中的年初二是新春的“开年”，是诸神归位的日子，故有重新启动的意思。就在这一天，我们读着这张书单的书，重新审视过去，更有意识地作以后每一个会影响人生走向的选择。
1 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Hannah Arendt
译者：安尼
“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概念早已被人熟知，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又译汉娜．鄂兰）这本书其实今年才出简体中文全版，它与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起，展示了理性和职责能造就何等超越人性的灾难。
法庭之上的艾希曼给阿伦特的第一印象让人讶异，“他一点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总而言之，在阿伦特看来，身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以冰冷缜密的计划将几百万犹太人送入毒气室，艾希曼却不过是一个正常人类。正如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结尾处所说：“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卤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卤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发表之后，阿伦特一直饱受质疑，犹太人普遍认为她是在为艾希曼不折不扣的反人类罪行开脱，也不断有新证据表明，艾希曼并非纳粹体制中一颗混混沌沌的螺丝钉，而是主动影响和参与了希特拉的种族灭绝战略。但不管如何，阿伦特创造了一个伟大概念，即使艾希曼本人并非“艾希曼”式的官员，在半个世纪之后，“平庸的恶”依然具有其持久独特的生命力，希望更多中国人能读到这本书，借此审视自己的生活，以及这些生活叠加在一起，所造就的制度和命运。
2 所罗门．沃尔科夫《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Dmitri·Shostakovich口述、Solomon Volkov整理
译者：叶琼芳
读这本书是因为我很喜欢的英国作家巴恩斯（Julian Barnes）今年出版了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前苏联时期俄国作曲家）的传记小说《时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而《见证》是巴恩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见证》出版于1979年，据说是肖斯塔科维奇1971年至1972年的口述，整理者所罗门．沃尔科夫（Solomon Volkov）也是《布罗茨基谈话录》的作者之一（编注︰另一位作者是俄裔美籍诗人Joseph Brodsky）。1976年他移民美国，肖斯塔科维奇则死于1975年。这本书一直有诸多争议，但巴恩斯认为书中的肖斯塔科维奇有很大的真实性，无论如何，它写出了极权政体之下天才艺术家的悲剧——曼德尔施塔姆（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苏联诗人与评论家）是惨剧，肖斯塔科维奇则是悲剧。沃尔科夫在引言中说，“二十年代后期，真正的艺术家们与苏维埃政府间的蜜月过去了。权力终于使出了它一贯的、必然的行径：它要求屈从。要想得到青睐和任用，要想平静的生活，就必须套上国家的笼套听任驱策。”
肖斯塔科维奇认为《李尔王》（King Lear，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中的重要问题是李尔的幻想破灭，“不，不是破灭。破灭总是突如其来的，然后就过去了，那不能形成悲剧，也引不起兴趣。但是，眼看着幻想慢慢地、逐渐地破碎——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痛苦的、令人心惊的过程”。在诸多苏联知识份子还处於伦理昏迷时，肖斯塔科维奇早已作出了自己的预言，创作于1935年至1936年的《第四交响曲》被认为是他情感最激烈的作品，在首演前他自己决定取消演出，从此搁置了二十五年。1936年正是苏联通过新宪法，而史太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是“适宜”的年代，史太林说生活将会变得更美好，肖斯塔科维奇却创作出了悲剧色彩浓厚的《第四交响曲》。
很多人说，肖斯塔科维奇后来对苏维埃政权的屈服让人费解，他无法为史太林写颂歌，却确实为不少社会主义电影谱曲。沃尔科夫在和布罗茨基对话时，就说过他想不通为什么1973年肖斯塔科维奇要在《真理报》上签下反对萨哈罗夫的信件，因为这已经不是随随便便会丢脑袋的年代了，当局已经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损失，布罗茨基则说，我们讨论的这个悲剧就是如此，“房顶业也不复存在，炉子却仍然兀立着”。
制度可以轻易翻云覆雨，人心却不可以，习惯了活在恐惧之中的国民，会下意识低下头来，迎合权力，普通人如是，天才亦如是。
3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罪与罚》
出版时间：2015年8月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Fyodor Dostoyevsky
译者：耿济之
去年对雷洋案（编注︰发生在2016年5月7日的北京，疑因警方执法拘捕手段导致被捕人士雷洋死亡。）最愤怒时，我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又译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顺带又重看了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赛末点》。
《赛末点》（Match Point，另译《爱情决胜点》）开篇不久，网球教练克里斯在自己租的伦敦小房子中，阅读企鹅经典版的《罪与罚》，这一秒钟预示了克里斯的命运，他最终会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犯下谋杀，并且试图掩盖罪行。两者的区别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相信，罪恶会得到惩罚，如果不发生于外部，就会发生于内心。如果不是人间的律法，就将有上帝的审判，在谋杀真正发生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现，“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就把自己毁了，永远地毁了……”
但在伍迪．艾伦这里，罪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发生了，他们杀了人，后来却都活得挺好，也看不出内心有何真正痛苦，时间稀释一切，到最后，没有他人知道的罪恶，终将等于从未发生，死去的人默默地死去，活着的人快乐地活着，罪恶变成虚幻，运气替代道德，成为命运的最终答案。
半年过去，雷洋案已经尘埃落定，双手沾血的人逃脱了命运和内心的双重惩罚，大概正在庆幸于自己的好运气，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并没有《罪与罚》式的结局。
4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张灏
译者：崔志海、葛夫平
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类似，都是能快速入门的梁启超简易读本。
梁启超早年支持君主立宪，但在革命已成定局后，又支持共和，反对冒然再改国体。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他同样反复，变法失败后他曾希望清廷能诛杀袁世凯，开放戊戌党禁，但武昌举事之后，袁世凯成为内阁总理大臣，他却又称应“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张灏的书中也写到，虽然1900年汉口起义瓦解后，梁启超就停止了与革命派合作的尝试，但他在改良与革命这两个问题上尚无定见，“就广泛的社会目标和人格理想来说，他十分明确未来中国需要什么，但在采取何种政治途径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他依然犹豫不定。”
革命是那个时代的核心词，但革命的涵义却暧昧不明。书中写到，梁启超曾强调他所说的英文词“革命”，真正的意思是“国民变革”，而不是“王朝革命”，然而在另外的文章中，在梁启超又倾向于承认有暴力推翻政治现状的必要，“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表述意味着这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决定的问题”。
这种态度，隐隐约约有点像几十年后卡缪（Albert Camus），他身为左派，却对共产主义苏联充满怀疑，他是阿尔及利亚人，却并未对法国的殖民行为进行直接批评，托尼．朱特（Tony Judt，英国历史学家）说过，这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卡缪在个人知识、记忆和他对平等适用正义原则的追求之间真正陷入了进退维谷状态，“知识份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
5 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出版社：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作者：Timothy Brook（主编）
译者︰ 潘玮琳
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汉学家）主编的这套六卷本哈佛中国史，暂时唯读了他写的这本。卜正民是孔飞力（Phillp Kuhn）的学生，典型的西方汉学家，特别精细，习惯从小切口进入，他自己也说，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因为他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本书认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因此在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的时候，卜正民把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都考虑进来。
作为外行，似乎很难接受这样的阐释框架，这本书和他另外一本《纵乐的困惑》一样，细节充沛，但读完和书名一样困惑。明史似乎中国人最能接受的还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文字典雅，既吃透材料，又没有被材料困住，既了解中国历史的微妙之处，又能巧妙地用韦伯解释中国官僚制度。
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史，但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卜正民第一章写“龙见”，即元明时民间对龙的记录，因为就像威尔士（又译威尔斯）的黑豹，无能为力的农民借由自然力量，“用以对抗难以捉摸的国家权力”。书中还说，朱元璋本想把中国变成一个道家的乌托邦，但后来沦为了法家的古拉格（GULAG的音译，是前苏联政府的机构，管理全国的劳改营）。从来如此，幻想天堂的人手握权力，最终把所有人拽入地狱。
6 奥尔加‧格鲁辛《排队》
《排队》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出版社：三辉图书／漓江出版社
作者：Olga Grushin
译者：翁海贞
奥尔加．格鲁辛（Olga Grushin，俄裔美籍作家）在《排队》（The Line）最后的“史实记注”里写了这个故事的来源。1962年，著名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俄国作曲家）接受苏联的邀请，回到祖国访问，他将在列宁格勒（Leningrad，十月革命的发生地）指挥一场音乐会，“音乐会门票在演出前一年开售，购票过程演变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社会体系，人们相互协作，轮流排队……《排队》这部小说虽在整体上将苏维埃俄罗斯虚构化，但最基本的思路来自这个历史插曲。”
《排队》糅合了史太林、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又译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又译布里兹涅夫）时代，最终把它变成了一个既卡夫卡又现实主义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售货亭里卖些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卖，但大家都默默排队，渴望某种不确定的东西。到后来，演出的消息渐渐传开，排队成为所有人的执念，因为他们都以为这场音乐会能改变一点什么，让人在哪怕一瞬间挣脱这窒息的生活，“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对待时间，什么也不会改变，你理解吗？至少这里的一切不会改变”。
在故事之外，改变最终还是发生了，1989年，奥尔加．格鲁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去美国就读本科课程的苏联学生，在她留学期间，苏联解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格鲁辛说这让她坚定要投身于写作，因为“艺术超越政治”。在《排队》的最后，音乐会被取消，但排队再次开始，因为“据说”又有著名画家的画展要售票了，政治粉碎生活，艺术却提供希望，虚幻的也没有关系。
（李静睿，资深法律记者与作家。著作包括短篇小说集《愿你的道路漫长》和长篇小说《小镇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