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加坡战车被香港海关扣留一事，受各界关切；甚至有人怀疑，这是否代表新国对中关系恶化。而昨天（1月24日）下午，香港政府宣布将把战车归还新加坡，中新两国是否进行私下交易，也让多方猜测。
新加坡与中国，近年摩擦频传
近两年，可见中新两国屡次发生摩擦。例如，在南海仲裁案前后，北京坚持仲裁过程无效，而新国不仅强调国际法的重要，又有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及后，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认为新国政府在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高峰会议的发言暗指南海仲裁，大表不满；该报总编辑胡锡进与新国驻中国大使罗家良（Stanley Loh）更展开笔战。
接着，有中国网媒和网友，公开批评新加坡和现任总理李显龙，也有几个双边官方合作的例行会谈被延期。又传新加坡商人，以及赴中旅游、探亲的新加坡人，在中国遭受批评和游说等事。新加坡战车在港被扣押事件，似乎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最新例证。
笔者以为，这两三年新加坡与中国间的的一系列摩擦，其实代表的是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中新关系由于许多原因，被中国大众视为“应该额外友好”。其中较常见的解释包括：新加坡是“以华人为多数”的社会，所以与中国有文化传统、历史、亲情，甚至血缘上的渊源；新加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与中国发展深厚的商业、经济、官方往来，提供中国学习的技术和机会；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交情良好，奠定双边官方互动的稳定基础；新加坡在中国是最大的外来投资著等等。
同时，中国长期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邻国标榜着“搁置争议”、“寻求连任双赢”，甚至“让利”的政策。此类观点臆断中新之间不会有严重分歧、摩擦或者利益冲突，即使有，也是易于处理的事情。
前述诸多案例，加上新国战车在港遭扣留一事，提醒了双方：假设中新关系必然友好不变，相当不切实际。
中新两国，利益与思维的分歧
新加坡的利益与中国有极大不同。作为小国，新国比中国更需要开放经济和区域政治稳定，也更依赖国际法来牵制大国……
新中关系与其他国际往来一样，离不开双方各种利益考量。新国战车在港被扣留，正凸显了两国利害关系在近期的变化。
经历二三十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世界强权。如何在中收入国家转型成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怎样重新定义国际体系和规则，则是当前两大挑战。现有的政经模式和国际体制，有利于中国以往的快速发展，不过未必能够提供中国接下来的需要。上述挑战难免使中国政府承受额外压力，当它回应这种局势时，便可能与其他国家在政策上擦撞。
北京在这一两年内，因为韩国部署战区高空防空系统，与首尔关系恶化；与日本在东海和钓鱼台／尖阁列岛的领土纠纷，造成双方海军、空军互相拦截事件增加；因为南海主权和航行争议，与越南、印尼、美国发生争端——直到2016下半年，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才开始好转。另外，台湾2016大选，民进党掌握行政和立法部门，也让中国政府相当不安。
新加坡的利益则与中国有极大不同。作为小国，新国比中国更需要开放经济和区域政治稳定，也更依赖国际法来牵制大国，以弥补在实力上的不对等。建国以来，新国外交、安全战略的一个主轴，就是如何拿捏国际法空间。新国政府对现有国际体制和法规有数十年经验，熟悉这种环境下的操作。也因此，新国政府对改变国际和区域的法理现状，往往趋于保守。
作为小国，新加坡在面对外来压力时，一般会更坚持自己的立场。这违反“小国会屈服”直觉的反应，源于其相信：软弱或屈服只会鼓励更多强权施压。另外，新国政府一般更强调法理依据、诚信和行为的一致性，以赢取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提升合作价值。
因此，新国政府即便战车遭扣留，也不可能因为中国压力，公开在对台关系上有明显让步。何况，新台关系与新中关系一样，不建立在单一议题上。要为了一件事（特别是，只是几百万的战车）全面改变方向，也相当困难。
之前曾传出，中国提供海南岛作为新加坡部队的训练据点，取代在台湾的军事演习。其实北京在1990年代，就已向新方提过这样的方案；新国向来没有接受。除了台湾特殊地理条件，背后还有其他考量：
新国军用配备，尤其是最先进的科技，大多来自北美和西欧。而美欧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对军事科技和配备流入中国进行管制至今。因此，新国要是希望继续采购美国、欧洲军事科技，以及与这些国家在军事、安全方面合作，就无法在中国领土进行大型军演。
新加坡认同，抗拒“华人文化”意识
新加坡是位置于东南亚的多元种族国家，而不是华人社会。因此，既使族群融合不少有待进步的地方，多数新加坡人对“以华人社会或文化价值主导政策”的做法，感到生疏不安。
在中国常听到一种舆论，认为新加坡华族占人口绝大多数，应该更能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政治立场。因此当新加坡在政治上意见与中国利益不符，就会见到中国民间，甚至学界对新国的失望和批评——时不时还会责怪新加坡“忘本”。在最近新中摩擦频传，网上也充斥这类看法。
相对的，包括华族在内的新加坡人，则对这些看法不解。新加坡人在1965年独立以来，更明显的身份认同是“新加坡人”或“新加坡公民”。这种意识在年轻世代的新加坡人中更为明显。
早期在新加坡华人学校，接触到中华国族主义教科书的新加坡华人，已是年事已高的少数。1970年代，新加坡教育制度转向英语教学后，“新加坡人”的身份更获巩固。如果要论亲情关系，新加坡华人与同样以早期闽粤地区移民为主的台湾人，其实更为亲近。
很多新加坡人认为，新加坡是位置于东南亚的多元种族国家，而不是华人社会。因此，既使族群融合不少有待进步的地方，多数新加坡人对“以华人社会或文化价值主导政策”的做法，感到生疏不安。
前一阵子由于大量中国移工和资金流入新国，产生的社会反弹，让不少新加坡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戒心。新加坡人再怎么样埋怨自己国防部出包，也不可能让他们认同中国政府的做法。
新加坡人同时也认识到，邻国政治人物有时会挑拨族群、宗教关系，对新国外交、安全造成风险，所以总会强调新加坡人能“跨越族群”。在这样的环境，以“华人文化意识”为主的诉求难获认同，还可能有损新中关系。
战车扣留，与香港自由港地位
人大当时决定外国政府在港的财产是否享有豁免权，属中国政府外交行为，香港政府和法院无权干涉、没收或收押。由于在过去一系列案件中，中国坚持绝对豁免权立场，若港府继续扣留新国战车，则行为很可能违法。
新国战车被扣留，直接承受压力的是香港政府。若之前的报导正确，香港海关是因中国官员通知，才扣留新国战车，那背后的含义应该是：中国官方不想此时与新国政府正面冲突，反而希望通过香港间接施压。
同时，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几次提到战车被扣事件，包括在国会询问时，一再强调新中的全面合作关系，不应被单一事件狭持；而新国也会与以往一样，继续遵守自己的“一中政策”。国防部长黄永宏（Ng Eng Hen）在与媒体见面和今年1月份回应国会询问时，也坚持新国政府不会放弃战车，也会以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处理合作关系，包括加强风险管理措施。
这次港方归还战车的决策过程，还未完全明了，不过有两个比较可能的理由：一、新加坡和中国双方不愿为此事撕破脸，破坏两国其他合作。二、香港政府可能发现在处理这个事件上，缺乏法理依据。
新国防长黄永宏和外长维文，在今年1月国会询问时，多次强调各方应该遵守香港法律和国际法，也提出香港海关扣留战车不符合香港法律。两位阁员的发言，或许在影射中国人大2011年，在香港终审法庭的呈请下，对刚果案的释法结果。人大当时决定外国政府在港的财产是否享有豁免权，属中国政府外交行为，香港政府和法院无权干涉、没收或收押。由于在过去一系列案件中，中国坚持绝对豁免权立场，若港府继续扣留新国战车，则行为很可能违法。港方宣称在这个事件上不排除检控，可能是港府在必须归还战车的情况下，维持尊严的台阶。
最后，新方是否有所妥协、中方是否让利的可能，现在当然无法排除。不过这类谅解应该是以私下协议的方式进行，不会放在枱面。
简单疏忽，勾动复杂的想像
新国战车在港被扣这宗事件本身，重要性其实不大，也看不出与任何阴谋、手段、政策有特别的关系。其只不过是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牵涉了一系列政治和文化想像。
从已公开的报导可见，事件源于新加坡国家基金淡马锡控股，将旗下的航运公司 NOL 转售给其他商业机构；而买主看起来基于商业考量，重新划定航线来提升利润、降低成本，并没有多加考虑 NOL 之前与新加坡国防部签署的运输合约。新国政府的负责单位，也没有多追问或者要求调整。
事情如此受到关注，一方面因为中国正在与一些亚太邻国和美国关系较为紧张，另一方面又涉及正在变化的两岸关系，以及中国对华人文化圈的政治想像。
事件正好牵连到四个以华人为多数的社会和政治实体：新加坡、台湾、香港和中国。一些对“华人文化”有政治期望的人，以为这次事件可能有利于带动几个地方，在政治上迈向外交的一致。也有观察者认为，新加坡向来与北京和台北双边有多层面的深入接触，所以应该代表新中、新台“特殊关系”的变化。
但从另一角度看来，新国战车在香港遭扣留，也反映这类“基于文化本位，期待特殊政治关系”的观点，对外交所带来的包袱。这些因素有时造成错误期待，使某些包括权威人士的观察者，有一些很难落实的希望，反而造成更大的刺激和失落感。文化和人脉虽然重要，也不至于会在决策过程上，每次都取代其他考量。认清外交政策和区域政治多层面的影响，会减少认知落差造成的误会，更有助于稳定的合作发展，令国与国关系迈向正常化。
新中关系经过战车扣留案的经验，走向正常化，可能对双方往后的长期交流反而有正面帮助。在一定的氛围下，危机和摩擦可以是学习和进步的好机会。
（庄嘉颖，新加坡政治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