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梁振英昨天发表2017《施政报告》，一如过去几年的方向，土地问题仍是一大重点。而当中“土地利用——发展与保育问题”的环节，更是完美演绎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罗范椒芬早前说的“保育要适可而止”，进一步确认保育要让路予房屋发展。
虽然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尝试铺陈他为环保出了多少分力，但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近年香港环境保育运动屡战屡败，同时不少建制中人为了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谬论：机场扩建第三条跑道时，机场管理局说海豚会转弯避开工程；大埔龙尾的人工沙滩工程，政府直接“帮”海洋生物搬家；落马洲河套发展，罗范椒芬指“蝴蝶、动物都很聪明”、“有脚走、有翼飞”；政府说即将发展的绿化地带都没有生态价值；现在甚至把手延伸到郊野公园……
以上言论虽然荒诞无稽，但我们若要真正在香港推展环境运动，就不应把这些言论仅仅当成是发言者的胡言乱语，反而应该正视这些话语背后短视的、与世界脱轨的城市规划观念。
从未被香港政府重视的保育
对比起同样富裕的亚洲城市如东京、台北、新加坡，香港的环境保育政策、讨论及科研都好像落后了一个世纪。说白点，香港政府从来都没有压力要去保育香港的自然环境。推回去殖民时代看，郊野公园的设立是因为当年缺淡水资源、新界是因地理政治关系而一直未有高度开发，或是呈“无王管”状态。到回归后，香港没有外交权，在环境保育上从来没有踏上过国际的舞台，所以亦没有国际压力要达成什么目的。只因中国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并将之延伸至香港，政府才搞了个《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但当中内容了无新意，举办的活动也只是讲座和参观有机农场等。即使环境问题愈来愈严重，诸如堆填区逼爆、空气污染、异常天气等问题迫在眉睫，历届政府还是从容不迫的将减废、减排等政策通通放在经济发展之后。
若保育要适可而止，那要先给保育一个开始。每当发展计划遇上反对声音时，政府官员总是第一个扑出来把环境置于经济的对立面，而政府眼中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倚重卖地起楼这单一模式。虽然政府常把可持续发展挂在嘴边，但那概念趋近于“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即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的效益，可以弥补自然资源甚至社会的损害，所以以推动经济为大原则。然而，因为鼓吹发展而带来的额外自然资源压力往往被轻视，政府并未考虑到经济增长率有可能盖不过环境衰败的速度。
保育，其实从来没有被香港政府真正重视过。
近年，政府更厚颜地直接把土地利用说成是发展与保育之间的选择。除了自然生态外，郊野公园亦有提供消闲娱乐空间给本地大众，以及吸引海外旅客的功能，但当中的经济价值从来没有被重视或研究，反而被轻易认为可以为经济增长而牺牲。另一方面，造地起楼的发展模式，虽然的确曾带领香港高速走向城市化发展，炒卖楼宇的风气更成就了不少人，然而政府却未有正视到此模式和风气带来的副作用。结果，楼价的高企不下、“棺材豪宅”的涌现，统统都被政府归因为土地供应不足，却不去思考市场机制的失控或倚重单一经济模式的危险性。
当其他城市都积极尝试另类的城市发展模式，如都市耕作提高城市自给率、拓展生态旅游或社区经济实验，去开拓本土经济，香港政府却如此快速地为香港的问题立下“发展与保育对立”的结论，以继续沿用过往的发展模式。这既是逃避深思过去失误的责任，更是没有应对未来城市危机的勇气和想像力。
将保育与经济、社会问题脱钩
政府的另一大问题，是它在应对环境问题时，常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及社会问题脱钩，以致在制定政策时不周全。加上政府“缩骨”（怕事）的性格，经常因为怕尴尬和不想回应反对意见，而不经咨询随便决定政策，结果更容易招来民怨，进一步造成恶性循环。
例如，2013年政府为打击豪宅偷偷发展，提出把西湾村纳入郊野公园范围，却又没有为村未来的发展好好打算，令村民因为《郊野公园条例》的限制导致原来的生计受损，村民无故成为牺牲品，更致使郊野公园不包括土地成为环团保育与村民发展之争的战场。而当村民与环境保育团体为不包括土地拉锯时，政府却失踪了，任由各持份者自己打生打死，最后才出来执死鸡（捡便宜），将这次事件纳作自己的保育功绩。此次事件显示，政府没有好好支援社区的发展，又没有衡量各持份者之间意见的机制，最后即使进行了咨询，其过程或结果都可能只会被约化成无意义的程序或数字。这对于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或营造公民社会，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另一例子是，即使全球的目光都已放在应对气候变化之上，香港政府还未有掌握气候变化对香港的全面影响，例如受影响的地理、人口分布等。渔护处及天文台的网站讲及气候变化对香港的影响时，只有寥寥数句讲温度、水平面上升及极端天气等等。但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围绕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绝不只是有多少天天晴或冬天是否要穿长袖的问题这般简单。我们需要思考未能负担冷气费的贫穷人士如何度过更热的夏天、本来就看天食饭的农夫面对不稳定的天气是否要食谷种。
姑且暂不论政府多年来制定的政策成效如何，其狭隘的视野以及各部门各自为政的现况，令政府没能够开放思考研究环境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足见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如何马虎及不全面。
香港环境保育需要一个跳步
在缺乏政府的推动下，香港的环境保育运动多年来只靠环保团体推动，直到近年才有所突破。香港环团较类似早期由精英贵族推动的模式，多于1980年代在欧美兴起的环保运动（Environmental Movement）浪潮。环团多年来以“打”议题为模式，其去政治化的作风只为打入政府的内心而缺乏与市民大众的连结，以致团体本身积弱。
因着科学研究和国际对某些物种保护的光环，环保团体一直守着重要的阵地，但在开拓方面却举步为艰。一方面，它们放弃不了本身跟政府“又倾又砌”（又沟通又批评）的影响力，又因资金来源制肘而未能完全摆脱配合商界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未能为支持议题的人充权（empower)，难以建立议题之间的连结性，事倍功半。
不过，因着雨伞运动之兴起，民间自发的环境／另类经济运动愈来愈受到关注。从环保回收到共享经济，这些新兴的计划或团体从议题研究以至组织决策，方方面面都在试验香港这个金融地产城市还可以走出一条怎样的路。
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扭结（co-evolution）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情况去发展。而在经济发展占上风的背景底下，要求刚起步的环境保育要适可而止，根本是无稽之谈。在政府放软手脚、环团被缚手缚脚的情况下，香港的环境保育运动需要民间的力量去翻开新的一页。相较欧美都有推动环保的政党打入议会、环保成为国家的一个大政策范畴，香港是迟了起步，但只要一个跳步，我们还是可以追上的。
（陈大鼻，曾在香港城市规划界工作，正于德国修读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育相关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