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9日，5万人上街的同志大游行刚刚结束，“反歧视”的口号在台北的街头喊的震天价响。那年的“彩虹大使”张悬在台上主动亲吻参与游行的女性，惹得群众惊呼连连。隔天，新北市鹭江国中的杨姓学生疑似因为性向问题遭到霸凌，留下遗书后跳楼自杀。
“这对我是很大的打击。2000年叶永志事件走过10年，中间我们有了《性别平等教育法》（以下简称《性平法》），然后2011年9月教育部确定把‘同志教育’纳入课纲里；社会上，台湾同志大游行人数年年破新高，我们以为这里是亚洲最友善同志的地方。但校园里多数孩子的声音依旧没有被听见。”担任性别平等教育辅导团一员的鹭江国小教师翁丽淑眼眶红了一圈。
“如果我们真的做得这么好，为什么救不了一条命？”她反问。
性平教育常敷衍了事
翁丽淑口中的“叶永志案”，发生于2000年4月，屏东高树国中三年级的学生叶永志在厕所被发现，倒在血泊中头部受重创，送医后隔日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后，外界才慢慢挖掘出，叶永志因性别特质在校长期遭到霸凌。而当年家属站出来追讨正义的过程，让教育界对于过去固守性别刻板印象的现象进行反思，许多同样因为性别特质遭到霸凌的孩子，开始有勇气站出来高喊自己不该如此被对待。
叶永志事件影响了后续《性平法》的修订，翁丽淑说，过程里大家共同努力的风景越来越清晰，对于校园内友善多元性别的意识也越来越具体，因此后来的课纲着重在把“同志教育”、“多元性别”等内容放进去；教育部也汇编了《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和《性别好好教》两本手册，让国小与国中教师在进行性平教育时有一些教材参考。也因为期待校园能成为真正的“性别友善空间”，要让师生更能了解“多元性别”议题，《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这本给国小老师的补充教材手册，放入许多同志相关的议题。
但即便教育部汇编了这样一本手册，“实际的教育现场不过就是每间学校的辅导室或图书馆会放一、两本，很多老师根本不知道有这东西。”翁丽淑笑着说，有些家长以为每个老师人手一本用它来教性别教育，但现实却是“多數老師根本沒看過手冊。顶多有些老师在写教学计划时，会把课纲里的‘性平教育能力指标’拿来抄一下，但即便抄进教学计划里，有没有真正去理解能力指标中对于性别教育的意涵，又是另一回事。”
教学现场的老师究竟如何进行性平教育？翁丽淑举例，《性平法》规定各科都要融入性别教育的内容，所以有些老师撰写教学计划时，就会参考一下课纲的要求，如果要求“性别互动”，老师就在“自然课的分组讨论”这项教学计划中写“男生女生一起讨论，就算是有‘性别互动’，有把性别教育融入课程中。”
翁丽淑讲完翻了个白眼：“这样做不过是‘敷衍了事’，只要有擦到边就随便放进教学计划。”她强调，如果要真正理解“性别互动”要求的是什么，是需要花很多时间设计教学的，“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老师们）只是做做样子。”
翻出100学年度课纲中性平教育的目标，翁丽淑强调起这套教材有相当的进步性，例如其中一项谈“性与权力”……但现场的老师根本连“性与权力”的意涵都不理解，也不懂这份课纲整体架构的意义，孩子学到的当然只会是“不要随便给陌生人摸”。
一部分家长团体反对同性婚姻平权，担忧目前的性平教育是在混淆孩子性别、鼓励“性解放”，一旦修法通过，性平教育内容只怕会让家长们更“惊恐”。
曾担任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的庄淑静听到这个问题大笑不止；她有两个读国小的孩子，自己念的是性别教育。她说：“我问我女儿他们课本里性别教育都在教什么，女儿跟我说五年级买的那本教材根本整学期没翻开几次，教的也不过都是‘爸爸回家要帮忙做家事’的内容，哪有什么‘性解放’。”
以翰林版国小五年级“健康与体育”教材为例，上学期课本提到“什么是性”、“认识性器官”；下学期则是谈到“认识家庭”和“两性间的良好合作”等内容，与“同志”有关的内容几乎不存在。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教学现场的状况，庄淑静请朋友问问自己的孩子学校性平教育教些什么，“结果一问才发现，很多小孩连‘健康与体育’课本根本没有打开过，哪有什么教性平教育，都在上其他课。气得有家长说：‘拿来我自己教！’”
“而且教材里还是用很单向思维的方式在教性别，像是教孩子‘不要随便给陌生人摸’、‘穿泳装遮住的地方不能碰’。”庄淑静皱了皱眉质问，儿少性侵明明大部分都是熟人所为，教小孩不要给陌生人摸，“难道熟人就可以吗？”庄淑静担心，这些单向且僵固的教学内容，才是让孩子在面对真实且复杂的世界时，毫无招架能力的原因。
翻出100学年度 ( 2011年下半到2012年上半 ) 课纲中性平教育的目标，翁丽淑强调起这套教材有相当的进步性，例如其中一项谈“性与权力”，且规画从“身体界线”谈起，再拉到“情欲”的部分，最后谈“性骚和性侵”。“这个阶段性的谈法，就是希望先理解身体界线本身内含的权力结构框架，之后再谈性骚扰。这样孩子才能懂得性骚扰背后隐含权力关系的问题。”但现场的老师根本连“性与权力”的意涵都不理解，也不懂这份课纲整体架构的意义，孩子学到的当然只会是“不要随便给陌生人摸”。
不一样的孩子求援声音出不来
2004年通过的《性平法》让性别团体感觉像是朝时代跨出一大步；但真实的教学现场，性平教育却是原地踏步。这样的落差追根究柢就在于“大人才是最需要性别教育的那一群”。
翁丽淑和庄淑静都感慨，性平教育的理想是创造性别友善的校园空间，但教学现场中多数的老师对于“性别”相对不敏感，因此至今光是要阻止因性别特质而出现的霸凌，都还做得不够。十多年过去，学校内与性别或性有关的霸凌依旧充斥，“像我儿子幼儿园的时候穿着一件有草莓图案的衣服去学校，整个操场的人都在笑他，大人小孩都在笑，连他爸爸的同学都笑他：‘你是男生还女生？’”庄淑静叹了口气。
“另外很多时候老师会跟小孩说：‘这个拿回去给妈妈看。’光是这么一句话，隐含的就是‘你应该要有妈妈’。”翁丽淑说，这样的预设建构出一个“正常家庭”的图像，没有妈妈的孩子不会回答老师：“我没有妈妈。”他只会心里想着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但这些都会伤到孩子，只是那个伤不会马上反扑。”
多年教学经验让翁丽淑相当谨慎，她强调，每个孩子都很敏感，他们会知道大人期待的“乖孩子”是什么模样。所以当他知道老师预设了很多界线后，他要怎么跟老师谈他的烦恼或者他哪里“不一样”？“很多孩子声音一样出不来啊。”
而要让孩子愿意说出自己不一样，得先让孩子知道这个社会接受各种不一样。翁丽淑说，像是高中公民课本里的“性别光谱”，就是在告诉孩子这个世界上有多种的样貌，“不只是要孩子了解自己，更是要他们接受自己。让他们知道‘你不孤单，你一点也不奇怪’。”但《性平法》通过后，老师虽渐渐可以注意到阴柔气质的学生需要保护，教学现场也会节制自己不要毫无性别意识地说出“男孩子哭什么哭”之类的话。翁丽淑感慨，如果教师“本质”里的性别刻板印象依旧存在，遑论“性别友善”。
且即便《性平法》规定每学期应实施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或活动至少4小时，表面上看起来可以增加校内师生对于性别议题的认识，“但实际上很多都是找‘性骚扰防治’的来讲。因为你知道吗？学校每年有好多‘XX时数’要达标，性骚扰也有法啊，也要求要有时数啊，所以你性骚扰防治，可以‘一鱼多吃’，性骚扰防治和性平教育（时数）都有了。”翁丽淑笑着说道。
1997年教育部为了学生自杀问题头疼不已，开始在校园内引进“生命教育”，“那时教育部觉得，最懂生命教育的就是宗教团体吧，所以请宗教团体进来做这块。”……因为这场论战，才让许多家长发现，过去十几年的性平教育教的都是“守贞”等内容。
另一个引发激烈争议的战场，是有学校将“性别平等”相关活动委托给宗教背景团体，其中传授的价值观，也带着高度的“宗教戒律性”，例如“守贞”。
过去20年间，“异性恋家庭”、“守贞”和“反堕胎”等关键字开始出现在台湾社会，并且进入校园。1997年教育部为了学生自杀问题头疼不已，开始在校园内引进“生命教育”，“那时教育部觉得，最懂生命教育的就是宗教团体吧，所以请宗教团体进来做这块。”关注基督徒性别平权的社运人士乔瑟芬说，当时几个基督教团体，例如：“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得胜者教育协会”等积极进入校园。2004年《性平法》修法通过后，明文规定学校每学期得有4小时的性平课程，不少学校便直接将这4小时的时数交由过去进行“生命教育”的宗教团体执行。
“这些当年因‘生命教育’而进入校园的教会成员，长年和家长与学校互动良好，担任志工、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他们很多人可能同时是小孩的家长，你女儿同班同学的妈妈。”乔瑟芬说，这层信任关系经年累月的累积起来，因此当这几年争论性平教育内容，乃至于延伸到婚姻平权的争议时，不少家长团体的思路与逻辑与教会有着异曲同工的特性，并且在反对同性婚姻上连成同一阵营。
庄淑静谈到了一个案例：一位朋友遇到学校的性平相关活动委由宗教背景的团体来上课，“教的内容是要小孩‘守贞’。”家长和学校谈，希望小孩不要上这样的课，但学校回答家长：“这是外面的课程，内容很好，民间的资源又免费。已经上过很多次，成效很不错。”最后还要求家长如果不想给孩子上这些课，那就“请假”。
“最后家长不接受学校要他孩子‘请假’的建议，事情闹得有点大，学校还说：‘那以后老师不敢引进其他资源都是你害的。’”争执过后，家长选择将孩子转到其他学校，也因为这场论战，才让许多家长发现，过去十几年的性平教育教的都是“守贞”等内容。庄淑静说，到现在学校都还是教这种，哪里有什么“性解放”。
守贞教育并未减少未成年怀孕
教导孩子“守贞”的性平教育早已进行多年，像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成立15年来，每周有5000多个志工人次进入国小班级。他们使用名为“青春启航”的教材，教材简介里写道：以生命教育为基础的真爱教育课程……，建立学生“珍爱生命”与“尊重婚姻”的优质人生观。课程内容宣导“守贞教育”。网站上的“青春启航”师资培训报名表里也言明招收对象得“认同‘拒绝婚前性行为’教育策略（非安全性行为），通过信念检核”。
另一个参与校园性平教育的台湾FOCUS爱家协会则是使用“青春无悔”这套教材，教材简介的影片中，强调“每4个发生过性行为的青少年，就有1个可能罹患爱滋病”，教导青少年拒绝婚前性行为。“这套教材学生还要付教材费，费用包括作业本和守贞卡的成本。”翁丽淑笑着说。
翁丽淑说，宗教背景团体推广的性平教育，不断强调“真爱值得等待”、“要留给对的人”，这所谓“对的人”，则和“结婚”划上等号。另外他们也大多会以负面方式描绘婚前性行为，像是容易得到性病或怀孕，怀孕则可能得要堕胎，并强调堕胎的可怕；若是选择生下小孩，成为小爸爸、小妈妈则会因此失学。“这样的内容根本和《性平法》相悖，法里面明明规定要保障怀孕学生的受教权。”
因为这些教材的核心价值就是“守贞”，所以前提上否定孩子的情欲，也不会教导安全性行为。翁丽淑说，一味禁止和否认孩子的欲望，最后结果就是小孩选择“偷偷来”。国中国小未成年怀孕的状况从来没有因为“守贞”教育的推广而减少。
如今既然正反双方对于现行的性平教育都有意见，这一点就是彼此的交集，“那我想我们是有空间可以一起来谈谈，性平教育要有怎样的目标，以及应该要教什么、怎么教。”
而能像翁丽淑一样每年在4小时的性平活动中，邀请同志团体入班分享的老师则是少之又少。翁丽淑说，自己邀请同志前，都会先和家长沟通，甚至希望家长一起来听。翁丽淑强调，通过同志亲身分享生命历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育现场有着各种性倾向的孩子，孩子不说不代表不存在，因此需要透过分享的方式，才能将“你不孤单”这样的讯息传达进孩子心里。
曾经因为玫瑰少年叶永志事件而勾勒出对于校园内友善性别的理想，“但我们就连要追上2004年立下《性平法》时的进步性，都还做得不够。”翁丽淑苦笑了一下说道。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性平法》因此走回头路。”家在彰化的庄淑静说，非都市地区的学校里，孩子的家庭背景落差极大，一个班里可能有收入上亿元的工厂老板的孩子，也有外籍配偶家庭的孩子，或是家里在做资源回收的孩子。对有能力的家庭来说，他们有办法找到很多外援来教孩子，但对多数家庭而言，“学校给的就是他们唯一能获得的资讯、是他们的全部。”一旦性平教育走回头路，那些缺乏资源又没办法理解自身生命的孩子，恐怕会殒落的更快速。
另一方面庄淑静也心疼许多长年在教学现场协助孩子的老师，因为这波婚姻平权争议而遭到漫骂批评。庄淑静说自己过去的相关研究议题与未成年怀孕有关，因此她看过许多孩子在事情发生后不敢告诉家人，只能求助老师，“有些老师偷偷带孩子去看医生，我听到都替他捏把冷汗，万一出事他得要自己担下来耶。”
“《性平法》对这些愿意为孩子付出的老师来说，就是多了一项后盾，像是法令里保障了怀孕学生的受教权，让老师有更多空间可以来协助孩子们。”庄淑静忍不住提高了声量，为教学现场的老师们抱屈。“第一线的老师在做的，也不过就是在避免‘有人死掉’而已，”但这些努力却因为外界的误解而遭到抹煞。
不过两人也同时在这次的争议中看到希望，“像我身边很多家长，根本不知道有性平教育，是因为吵得凶了，才开始了解。”庄淑静笑着说。
而翁丽淑则是发现，原来对方想像的性平教育内容，与学校的性平教育真实现况有这么大的落差。过去她在教学现场碰过不少对她教学方式有意见的家长，“每次他们来找我反应，我都会先称赞他们，因为他们愿意来谈，那就是沟通的第一步。”如今既然正反双方对于现行的性平教育都有意见，这一点就是彼此的交集，“那我想我们是有空间可以一起来谈谈，性平教育要有怎样的目标，以及应该要教什么、怎么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