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作家李怡先生以《比梁振英更恐怖》为题，阐述林郑月娥一旦执政，何以比梁振英更为可怖。文章在网络广传，几被奉为至理名言。这种针对女政客性别身份，充斥著僵化性别刻板印象的观点，并不罕见。而此等论调深受追捧，亦折射出香港议政环境中泛滥的性别偏见。
近年香港社会各派撕裂，但不论左中右派、港独本土左胶抑或爱国爱港人士，似乎都有一个共通点：厌女情结。
厌女情结，亦称厌女症（Misogyny）或厌女主义（Misogynism），泛指厌恶、贬损女性，针对女性的歧视与暴力等等。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中，指出厌女症是“性别二元制的核心要素”——通过分化两性，维持紧密的男性社会连结（Homosociality）及贬抑女性等行为，巩固性别二元对立，延续性别不平等的体制和支配。
政治领域权力集中，高度受男性连结支配，其中的厌女情结随处可见，这并非香港独有。2016年，希拉里在美国大选中落败、巴西总统罗塞夫、韩国总统朴槿惠先后被弹劾、台湾首位女总统蔡英文支持度大幅下滑，一个个女性政治人物，或从权力宝座上摔下来，或表现不尽人意，人们都在问：“女人真能当政吗？”
问出这种问题的人，大抵也藏有这种厌女情结。
女性掌政与“厌女症”
世界各地的女性政治人物，面对的困难大同小异：当女性克服了自身面对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步舞至政治舞台与权力相遇时，等待她们的依旧是大众的性别眼光。从样貌、衣著、性格、谈吐、婚恋状况、性倾向到行事作风，都被大众指点品评。女政客不单要面对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质询，更要比男政客抵受更多根植于性别偏见的批评。
在香港，肤浅地针对女政客的样貌身材，使用身体侮辱和性化抵毁，往往是贬损她们的最简便有效方式，例如香港各政治派别对政敌不间断的外貌侮辱、讽刺李偲嫣为妓女、取笑民建联议员李慧琼和蒋丽芸是“689双飞”、张贴叶刘淑仪的乳沟照嘲笑她的身材或揶揄她为人“起机”（暗喻手淫），就连社民连长毛也曾嘲讽热血公民的陈秀慧把温泉照上载是“一双玉臂千人‘目及’”，建制媒体则会对游蕙祯在立法会走光大肆喧染，指她是“街边货扮上菜”。
除了以外貌和涉性语汇攻击，坊间评论还习惯把人的差异简化为性别差异，一如李氏在文中直言林郑的可怕，在于女性是反应直接的“自然动物”，但当“女性的阴柔”结合手握“权力的硬朗”，所行之权术便“绝非男性可以比拟”。这种针以性别刻板印象以“证明”特定女政客比男政客为祸更大的论调，其实与早前一篇中国官媒的文章如出一辙。该文指蔡英文的单身令她的政治策略和风格倾向情感化和极端化，仿佛女政客的问题，是源于整体女性的性别本质。但人们极少以此逻辑加诸男从政者身上，我没听过有人说梁振英的好斗是源于男人的原始兽性，或习近平对异见者的打压是根源于男性天生的好勇斗狠。
女性从政者亦要面对更为严苛的标准。完美演绎此等双重标准的，要算是美国大选中民众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评价。希拉里被指在发言中声线过大，又会突然“大叫”，但三次辩论中多次以声线盖过对手并屡次插话的，是特朗普；在特朗普身陷性侵丑闻的时候，美国社会却仍有不少民众，宁愿责难希拉里对克林顿的多次外遇一直容忍，致使他敢多次向女性“下手”。
除了对政客个人质素的审视标准不一，传统舆论往往对其功过予以不同评鉴。当要证明女性掌权者比男性机心更重、手段更狠时，就举出慈禧江青武则天，往往忘记了焚书坑儒的是男人、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是男人、令上千万中国人因个人恋权而死于非命的，也是男人。当各国的首位女总统被弹劾下台，大伙儿就抢著质疑是否女性无能当总统，好像一个女人的失败，总要被扩展为整体女性的无能；但一个男人的失败，却是他个人的缺失。而为了满足这些不对等的标准，女性政客往往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突显其硬朗、决断、阳刚一面，成为比男人更男人的“荣誉男性”、“好打得”的铁娘子，才能被民众认可，挤进以男性连结构筑的权力金字塔。
女政客的“女性主义”挡箭牌
然而，女从政者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们往往主动运用其性别身份，以更靠近和巩固权力。个人与权力机关总用尽各种方法收编女性主义的运动成果，其中一例是特朗普之女Ivanka Trump。西方媒体戏言，每当特朗普被问及有关女性的问题，他都会转交女儿回答。自称女性主义者的Ivanka亦乐于成为她那个厌女父亲的挡箭牌，并把女性主义变成自己的生招牌，推广以女性充权为榥子的消费行为，为消费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运作镀上一层“女性主义”金漆，以遮盖骨子（结构）里的保守、厌女与1比99%的阶级不平等。
又如一心做特首的叶刘淑仪，要以退为进的时候，便称自己为一个“冇财团撑”的“小妇人”，大打悲情牌；要当领袖时，就大讲特讲女性领袖如何能刚柔并济集两性之长。在主流保守文化和女性主义论调之间“弹出弹入”，赚尽女性身份的文化红利，到底是女利主义之所为。
最令女性主义者不齿的，是女性政客往往挥出“女性”大盾挡开政敌的攻击，不论该批评是否真的沾有性别偏见。就像韩国总统朴槿惠被调查时，她的律师柳荣夏为她辩护说她“成为总统之前是个女人”，因此要保护她“作为女人的隐私”，以阻碍检察官获取机密资料。而香港政坛中甚好此道的，要数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她经常迸出一句“侮辱女性”以反击对手，不但抢占女性主义者经年来搭建的道德阵地，同时亦一次过把政敌、女性主义者及全体女性一同拉到浑水中，不但能使针对己身政治立场的讨论与批判失焦，更能令攻击者背上政治不正确的恶名，再收割非建制女性主义者的平权运动果实，同时使她们置于与建制并连的窘境，足令几败俱伤。
女性主义与政治：“走钢索”的艰难
李怡的文章不但使厌女者狂欢，亦令女性主义者愤怒。实在，此文令我想到女性主义者在涉足香港政治讨论时的永恒两难：要抗击针对女政客的（并经常以讪笑形式出现的）性别攻击，便不得不成为Feminist Killjoy——煞风景的女权主义者，或被目为与建制女政客连成一气的“霸道”妇权分子，助其出头；而如若对性别攻撃沉默，却也违背了念兹在兹的性平原则，放生了各种基于性别和性的污名偏见。在两股拉力中前行，如走钢索。
我们必须拿著一枝名为“警惕”的平衡杆：一边警惕自身与他者的厌女症，一边警剔权力的运作。
女从政者获得权力，不等于女性主义体制化，因为女人不一定拥抱女性主义或具性别平等意识，虽则她们往往受惠于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体制和文化改革，但未必会推行有助于性别平等的政策。例如林郑月娥在推销人口政策期间，便把女性视作“劳动力”而非具行动意志的主体，要“释放劳动力”却不愿实施家庭友善政策；而叶刘淑仪在刚出炉的特首政纲里，亦没提半点性别平等观点主流化的政策。
以性别意识，重构议政方法论
说到底，这条钢索要如何走下去？
Feminist Killjoy 并不易当，特别是处于高度政治化的香港。我无意成为“好敏感”的女权主义者，充当监控各人言论的性别道德警察，但我深信，对政敌发动厌女攻击是万不可取的，这不但因著策略考虑，更重要是基于性平原则。此等攻击往往透过再制性别和性的污名以发挥效力，难免会波及个别社群，例如，当人们嘲讽李偲嫣是妓女时，就是挪用并同时再制了针对性工作者的污名。
为了警剔厌女情结，同时警剔权力的运作，我们应该构建一种具性别意识的议政方法论。具性别意识的议政方法，不是要盲目追求政治正确（如此一说并不代表我认同近年民粹主义对“政治正确”的扭曲与贬损），而是尝试把性别分析的视角放到原来的谈资当中。
比如，当我们谈论从政者的外表和样貌时，我们可否从从“美和丑”中抽身，再进一步揭示她/他们如何呈现己身的性别身份？性别虽经常被挪用以作攻击手段，但不论男女从政者，都会巧妙地运用其性别特质建构公共形象，以此作为“关公”招数，讨好大众或目标支持者。
又比如，当我们谈论从政者的个人品性和质素时，我们可否跳出“阳刚VS阴柔”的二元对立，也绝不以“自然动物”或“社会动物”这种性别本质论的简化逻缉判断出从政者的好坏，却是考究他们对社会议题的倾向，她/他对性别、种族、阶级、性倾向、年龄、身障等身份，和弱势群体身受的制度宰制有没有足够的敏感度？
当我们谈论从政者的政策时，我们能否能建立一个更具性别意识的、更平等的冲量方法？每当有女从政者成为最接近权力的一国之首，我们总会渴望她能实施各种性别平等的政策，在她身上寄托性别平权的终极想望。但如果我们只基于性别而对政治人物投射出期望，那会否是另一种差别待遇？何以偏偏女性才被要求要为性别议题担当更多？男性从政者难道不需要被同等期望？一种具性别意识的议政方法，不但对男女从政者有同等要求，亦不会只质重检视政策是否对女性有利，而是探讨政策本身能否达致更平等的性别关系。
厌女情结，人皆有之，包括我，只因为我们都受教化影响。即便信仰进步思想和价值的人，有时也会被自身的厌女盲点所遮敝。但这几年下来，历经占领、区选、立法会选举以至即将开锣的特首选战，针对政敌的厌女攻势无日无之，实在使人惆然。民主不是靠厌女作为动力，各位嗜用厌女攻势的朋友，何不学习一种具性别意识的批判方法，从而对你们所讨厌的政客，作出更有力、更公允的挑战？
（阿离，关注性别议题的自由撰稿人，来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