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川普）和蔡英文的电话震动了国际传媒。虽然事后，无论中美政府都淡化事件，特朗普阵营也有降低声调的说辞，但这已经为中美关系投下阴影。
美东时间12月11日（周日）下午两点，Fox 电视播出华莱士（Chris Wallace）对特朗普的专访。专访中特朗普一方面辩解，自己是在接电话前一两个小时，才知道有这个通话计划；一方面又强调，自己完全理解这个电话的意义，无法容忍要听命（dictate）中国是否要接电话。
他更进一步提出：美国没有必要被“一个中国”（One China Policy）政策约束，除非中国肯在商业、操控货币、关税、南海和北朝鲜这几个问题同美国达成协议。这是中美建交之后，总统或准总统，首次把“一个中国”打包在对华政策的交易中，是对中国发出的最强硬声音。
特朗普对中国，有别于希拉里的强硬
笔者在7月份就发文讨论过，特朗普上台会对中国强硬───当时特朗普在中国舆论支持者众，大多数人都坚持，希拉里（希拉蕊）才是对中国不利的人。特朗普当选的第二天，笔者在《上报》发文解释了特朗普的外交思维，提及台湾会看到打破闷局的空间；其后再在《明报》指出，日本可能是东亚变局最大的得益者。在美台电话之后，笔者在《端传媒》撰文分析，对华强硬和对台亲善会是特朗普执政早期的路线。
这些分析都基于三个理由：特朗普不是被错误标签的“孤立主义”、中美之间的矛盾并非在商言商可以解决、特朗普阵营中亲台派占上风。美台通电，已经看到了台湾打破闷局的真确性；特朗普的最新访谈，进一步说明台湾会成为中美间的筹码，在国际事物中获得更大关注；从安倍异常积极的外交活动看，日本已经为此做好准备；缺乏准备的中国落在下风。
其实，无论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对中国都会比奥巴马（欧巴马）要强硬。但这两人的强硬是不一样的。
奥巴马推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利中国，但在执行上，奥巴马的软弱一直为美国国内军政界诟病。希拉里沿用“亚太再平衡”战略，赞成推动 TPP，“制定新的贸易规则”；这点和奥巴马别无二致。
虽然希拉里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南海和朝鲜）立场更强硬，但基本上会依照既定的路线，顾及国际秩序，不会触及中国的底线。可以预见，希拉里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会支持台独，也不会干涉新疆、西藏，以及香港。总之，希拉里的强硬是依照规则的、可以预见的、有限度的、可以控制的、以及有预案应对的。中国熟悉这种节奏，面对这种强硬，最多扩张步伐慢一点，但仍然会缓慢地扩张。
特朗普与此相反，他的强硬是无法预测的——这基于他易变的脾性、刻意让人无法预测的商人谈判本性、更基于他“反传统”的外交思维。
从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回荡
战后，自由主义和构建主义的外交理论崛起，到了冷战后更占上风。这些理论支持以提倡人类共同利益（比如气候变化）和共同价值观为出发点，以国际协作为手段，以国际组织作为解决纷争的场所。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思潮，正是和这种外交思维相适应的。
相对而言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利益为出发点、以对抗代替协作的手段、把国家而不是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关系的重心；尽管其一直被运用，却大多被作为分析问题之前的靶子，被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批判。
应该承认，在自由主义和构建主义的外交理论指引下，国际军事冲突的频率与严重性大幅减少。但是外交思维通常是社会思潮的产物；近几年国际形势，导致右翼主义和本土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崛起，除了把特朗普拱上台，也让流行于一战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新抬头。特朗普对维护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兴趣不大。对他来说，这套秩序与其说是美国的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负担。
美国在奥巴马时代因希望与中国携手合作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所以觉得有必要与中国合作。但奥巴马视为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在特朗普看来，要么不是问题（比如气候变暖）、要么本来就应该由中国解决（朝鲜核武）、要么根本无需中国插手（比如敍利亚问题，只要美俄关系回暖就解决一大半）。
客观而言，现行的国际法规则和国际秩序的“现状”总体上对美国有利。比如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受到规则（南海仲裁）和“现状”（各国不希望改变现状）的抵制最大。但也要看到，现状既限制了中国，也同样限制了美国。比如遵守这种秩序和规则，令美国无法在南海中国造岛的时候强力干预（会违反国际法）。因此，这种现行规则也令“特朗普的美国”感到束手束脚。
每种秩序总有终结的时候。如果按照希拉里的路线，美国会逐步减弱优势，最后自然而然地终结美国一超独大的世界——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很长，美国还会是诸强中最强的一个，但不会是唯一的世界强国；中国也可以稳步地成为世界一级，而不是局限于区域强国。
但特朗普的上台，预示了美国不会继续这种路线。他不倾向维护这套国际秩序，而是宁愿趁美国还有优势的时候，“提早”终结这种秩序，打造有利美国的“新秩序”。为此，外交界的“准则”和“禁忌”会被放到次要位置，一切为“美国至上”让路。
族群矛盾与分离主义：中国的软肋
过去十几年来，讨论到中国为何未具备与美国争夺霸主地位的实力时，常会提到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各种分裂势力。美国战略界深知中国这个弱点，但要实际利用并不容易。
第一，美国传统外交思路是以“维护国际秩序”为目标，“干涉中国领土完整”首先遇到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上的问题，与这个目标相悖。《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和国际法尊重各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新疆和西藏都是美国承认属于中国的领土。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开罗宣言》中承诺把台湾归还中国；中美《上海公报》中提及“美国认识到（acknowledge）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若贸然介入中国领土问题，违反过去一贯立场。
第二，中美之间仍有“共同利益”，彼此矛盾还不足以要冒险打破现有秩序。因此这个弱点一直只是理论上的潜在手段，只有在非得摊牌时才可能考虑；美国会在这些问题上打擦边球，但不曾真正冲撞中国的利益。
而这种传统，眼下可能即将被改变。特朗普会对中国如何招数仍难尽料。但能想像，他虽对人权、宗教等问题不感兴趣，却不会将这些议题束之高阁；甚至一直被视为国际交往禁忌的牌——如台独、疆独、藏独、甚至蒙独和港独等，都可能被运用，以换取中方在贸易、关税、货币、南海和朝鲜等议题的让步。
这次 Fox 访谈正清楚证实他这种态度：特朗普不介意提早摊牌，用台独牵制中国。这种摊牌不会止于口头；若得不到中国的让步，下一步可以考虑的低成本手段，包括支持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加强对台售武，放手让日本增加在东亚的军事部署等。更有甚者，他甚至还可能盘算著更狠的招数，比如针对中国的内部民族矛盾做文章。
其实对中国来说，大陆内部的民族问题比台独更为严重——毕竟台湾一直是分立的政治实体。中国本质上还没有完成构建现代多元化国家的进程。这几年，中国民族矛盾加大，虽然分裂势力被强力镇压，但分离主义浪潮没有减弱。
藏独一直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相当大的同情，但对中国来说，维吾尔人的疆独主张威胁更大。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压抑住海外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对疆独的支持。可是世界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给疆独势力注入极端派宗教的动力，让伊斯兰恐怖主义渗透入中国内地。
在对国内穆斯林问题上，中国采用拉一派（回族）打一派（维族）的策略。这种策略对压制疆独有很大成效；但对回族的优惠，却又在汉人中引起强烈不满。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助长了穆斯林在国内的发展，使中国百姓和穆斯林的交往增多。汉人普遍缺乏多元文化熏陶，民族歧视和宗教歧视都相当严重，在发现穆斯林逐步和自己生活相关后，国内社交传媒和论坛反穆思潮泛滥，汉回矛盾激化。可以说，中国和极端派伊斯兰的矛盾，可能是对中国更大的威胁，而这又是可以被用于牵制中国的筹码。
在香港释法事件中，港府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透露：如果对港独“姑息”，那么对疆独藏独怎么办？这不只是梁爱诗自己的理解，也反映了北京真实的担忧。中国之所以要释法打压港独，是因为认识到港独的威胁不局限在香港一地，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向全局扩散。中共中央的这种“不自信”，正是危机感的体现。当时香港有人把释法理解为梁振英争取连任，实在是针孔看世界。
特朗普路线的阻力
当然，特朗普这套是否能行得通，有很大的阻力。首先，中国的实力固然仍逊于美国，但这些年已积累了厚实家底，双方差距有多大，是否会被特朗普“吓住”，还很难估量。这是一个“胆量游戏”，特朗普精于此道，但中国若强力反弹，谁会落在下风还难预料。
况且，近年中国把“维护国际秩序”放在对外宣传的重要位置，反复在国际上声称自己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即便中国不参与南海仲裁案，不遵守其结果，也辩称这才是真正“遵守了国际法”。近年，中国已学会利用国际法推进自己的议程（比如军队进出太平洋），也提出以现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改革方案（如李克强在9月19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座谈会上发布的方案），对大批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如果特朗普放弃现行国际关系范式，中国随时可能取而代之——届时，中国会从改变现状者，一举变为维护现状者，攻守形势互易，会部分抵消美国对中国的外交优势。
其次，比较人少谈及美国国内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对特朗普战略的制肘。近日美国政坛和舆论界对“美台电话事件”争论激烈，一方面反映著中美关系的敏感，以及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夹杂著美国国内政争。
民主党人和特朗普根深蒂固的矛盾，必然将成为阻力。特别是民主党和主流传媒还没有从震惊中走出来，这几个星期“逢特必反”还是常态，以后也不一定会改变。而且特朗普的总统角色与其商业帝国，有很多潜在的利益冲突，民主党要抓“小辫子”相信不难。民主党和特朗普很可能会陷入长时间政争。在中国问题上，民主党主流本来就倾向维持中美现状，国内党争成为制约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现在民主党在选举意外失利下变成一盘散沙，群龙无首，恐在相当一段时间无法恢复。但如果整合好了，预估会给特朗普推行对华政策带来很大阻力。
即使是共和党也可能给特朗普制造障碍。例如近日俄罗斯通过窃取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子邮件，干预美国选举之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不但奥巴马要求 CIA 尽早提交报告，向来对俄强硬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和格拉罕（Lindsey Graham）也参与了跨党派动议，要求彻查此事件。此事不但在美国政坛和舆论掀起反俄情绪，动摇特朗普当选的合法性，也会让特朗普的“亲俄制中”战略蒙上阴影，影响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外交官僚系统中，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者占上风——他们是抵御变化的重要力量。日前潜在的国务卿候选人之一、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John Bolton）曾提出，要在国务院进行“文化大革命”，要把国务院从一个“阻碍总统”的机关，变成“执行总统政策”的机关。这很对特朗普的口味，但是否真能成功尚待观察。
而且，中国在这十几年，逐步拓展了在华盛顿的游说能力（从南海问题可以看出，有不少智库都站在中国的立场说话）。中国如果充分发挥这种能力，就可望在美国国内阻击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相反，中国的外交决策基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上，美国从内部入手的影响力相对很有限。这是对中国有利的地方。
美国目前政坛总体上对台湾有利：特朗普阵营及其在国会中的共和党盟友，普遍比较亲台。特别是这次选后，对中国强硬的克鲁斯（克鲁兹）与卢比奥等，都因曾参与角逐而成为共和党的要角。但涉及中美关系，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而不限于台湾。在其他问题上，国会的意见分歧甚大，比如对华贸易战上，国会反对的声音很强烈。特朗普有一定的总统权限展开局部的对华贸易战，但无法全面开战。
总而言之，特朗普外交是一种冒险，输赢无法预料，也难断言他外交理念的实践幅度。只能肯定，以后四年，对美国、中国、台湾，乃至东亚与世界，都将是翻天覆地的挑战。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近年专注东海与南海史、国际法与东亚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