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不寻求连任，震动香港，许多人兴奋不已，亦有人惴惴不安，认为中央的强硬路线，不会更改，梁振英虽走，却并没有根治香港问题。
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历经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三朝，董时代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政府弱势；曾时代主打强政励治，引入专业政治化妆，政府开始建立舆论阵地，但在没有民主普选下，港府认受性不彰，最终我们迎来的，就是鹰派梁振英的五年管治。
到底梁振英路线是如何崛起的？在梁振英宣布不连任后，香港又何去何从？
建制分裂远因早种
本地建制派存在两条路线之争，一直明显。在今次选举中，早前大热门曾俊华，和上届的唐英年代表的，就是传统商界和公务员的利益，他们是本土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与之相对的，就是新兴的建制鹰派，代表一条更红的新路线。
这一切要由中共的统战传统说起。在回归以前，中共便开始陆续部署，要令原本亲英的香港主流政界精英、传媒、公务员等，承认新的管治现实。使用的手法，就是所谓“统战”。“统战”源于列宁时代苏共的革命传统，希望把工人组织起来，共同对抗阶级敌人。这种传统尔后成为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铁律，并广以化之，把原先针对的统一工人战线，变成统战拥有共同主要敌人的次要政治对手。
依循着这种统战思维，中共收回香港时，为了确保政权稳妥移交，把原有港英的政经结构大体上接收，而统战的主要对象，就是香港商界、公务员和原有的政治精英。早期的香港政治研究，例如，学者刘兆佳在1982年提出的“功利家庭主义”，把香港描述为一个以家庭为单位、不关心社会时事的政治冷感群体。这类说法在当年应是大致正确的，而且不止把握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更持续影响香港政治的走向，因为其塑造了上一代管治精英对香港的政治认识，听说更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中共对于香港权力分配的想像。因此，中共早期对港统战政策，非常注重原有管治结构的稳定，忽视并压抑极左群众运动，“爱字头”组织在回归前实是难以想像的。
这一个政治传统，却种下了建制派分裂的远因：在回归前已忠于中共的支持者，例如曾经参与港英时期极左群众运动的一群，被北京遗忘；主流的建制派亦没有执政的可能，在回归后没法取得管治权，所以不时有“打江山的却不能坐江山”或“有辱无荣”之叹。他们当中有些人加入了既得益利的管治团队，余下的向专业方向包装自己，但却仍常常要配合国策，为既得利益管治集团出错所导致的管治危机背书。在他们眼中，自己成为了被牺牲的一群。
这种情感滋长出一股不满原有本地既得利益集团的情绪，虽然党的组织纪律限制了他们大动干戈夺权，但这种不忿之情却令建制派内部分裂。与本地得利益集团关系良好、“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味”浓厚者，如曾钰成，便和既得利益集团较为亲善；建制派内最边缘化的“土共”，则成为颠覆力量最强的中坚。
不少论者早已指出，建制派的两条路线之争，说到底属于利益之争，是源于建制派内的失意者不满港英遗留下来的政经结构继续主宰香港，希望取得管治权所致。这条“新左路线”的参加者在香港既有的利益分配上没有主导权，他们被原有的管治集团排挤，既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与大地产商相比，经济上也没有多少甜头，这是他们要改变原有政治结构的动力。
这些人有很大的劣势，最重要一点在于“无人无物”，既缺乏人才，亦身处较边缘的政经位置，甚至不被香港主流接受，被标签为“土共”。但反过来说，这也成为了他们的优势：他们没有需要维持既有政经结构的包袱，故要在建制派内部建立合法性的话，第一步便是要力陈原有管治集团的不济，并自我标榜对中央绝对忠诚，能够为港请命，敢教日月换新天，不怕把一些香港的传统例如法治、高昂地价、公务员纪律打个稀巴烂。
这种对既有利益分配的不满，本身只能永远止于不满，因为这个派别缺少资源去颠覆原有的结构。他们的政治能量，源于找到盟友：同样不满香港现状的中共鹰派。
一国两制保险作用减退的后果
“一国两制”其实是早期中共对自身缺乏信心的产物，其时的香港，既有被“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价值，亦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对还处于国力上升阶段的中国而言，香港是有用的，但其自由倾向亦是危险的。所以，中共希望维持政权顺利过渡，确保过程可控，并不会波及中国的崛起。
“一国两制”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可以隔绝香港，保留了香港的现状，但亦为中共未来对港的全面权力掌控留下尾巴──法律的解释权及政治任命的控制权，均牢牢掌于中共手上，在政治上既稳妥，亦进可攻退可守。这种政治设计在八九十年代，是相当大胆的，后来虽然在战术实施上有高低起伏，但在战略上，则大致达到中共所希望的效果：香港仍然是自由港，它的自由主义并没有传到深圳河以北，确保了内地的政治稳定及往后的国力增加。
不过，在政治经济结构都改变了的三十年后，中共对“一国两制”的思考自然完全不同。站在中共的角度，看到香港在政治上已无法构成威胁，却又“乱象”频生，“一国两制”原有过于保险的设计是否仍然适合现时的国策，便值得商榷。于是，中共部分人希望转以更进取的方式去解读“一国两制”，站在利益的角度相当合理：如果这个体制的保险作用愈来愈微小，那么便不值得处处畏手畏脚，不妨收权加强掌控了。
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敌人”去维持自身的认受性，香港无疑是中共官员一个很好的假想敌：他们既可以宣称找到“外部势力”的踪迹，亦不用和真正的外部势力对决（与外部势力对决的工作困难得多了，谁会想和美国中情局决战？）；港独少年无权无勇，以国家机器决战之，可谓关门打狗，是非常方便且容易的项目，加上“蝗虫论”等确实损害了中共官员的民族情感，在香港展开左倾斗争，便亦符合中共内部一些人的利益。
香港的新左路线，其实是这种大形势改变，加上本地建制派的利益之争下的产物。
利益再分配──“新左路线”的合法性来源
“新左路线”的斗争手法，可以由他们所处的政经位置上推论出来，或找到解释。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 的场域理论，把团体内部的斗争，定义为各派争夺一个“场域”（field），在争夺战中，新兴的派别缺少资源，却往往会主动挑起战火挑战旧派别，并建立出新的象征论述来取得合法性，以排斥旧人。香港的政治论述也如是，很多时只是工具，背后往往喻示竞争派别的利益。
建制派内部的斗争，恰好是一场“场域”之争。在政治上，“新左路线”努力建立内部的合法性论述，批判传统本地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央的忠诚度不够，指责他们斗争不够坚决，事事只想自己的利益，而不思考中央的“大局”，这种说法和愤恨的“土共”一拍即合；在经济上，他们主张自己可以打破原有的利益结构，惠及百姓。
香港利益结构最根本之处，在于土地分配，所以梁振英政府主打土地政策并非偶然，而是这个位置是冲击原有政商秩序的最大杠杆，既直击了本地既得利益者的痛处，又容易得到广大市民支持。这种利益再分配的政治包装，往往以“善治”作为出发点。
事实上，历史上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在早期看来都是很基进的，因为既得利益结构盘根节错并且不公义，是以“再分配”的口号听上来自然很公义。但问题是，“再分配”的结果浮现时，却往往并非如承诺般的公平或有效率，又或是这种分配本身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例如专政者往往把土地分配给新兴特权阶级以自肥，或把透过推行一些平等有效的经济政策得来的合法性，和更专制的中央集权政策捆绑起来。这种手法不论在左右翼专制政权治下均很常见，由纳粹到苏共中共到全球新兴专制政权，简直是史不绝书。
但冲击原有利益分配后，新的利益如何分配，对于要建立政治论述（political discourse）的“新左路线”而言，则并不重要。因为这种批判的角度在当下并没有施力点，事实上，土地再分配延伸出来的种种问题，只是取得全面管治权之后的事。关键在于，“再分配”本身是一种能方便地取得合法性的强大宣传工具，非常动听，对于不满现状的港人，有相当的号召力，同时是重新再分配利益的重要杠杆。
平情而论，本地既得利益集团给予了新左路线可乘之机，完全是因为自身出现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和一般民众出现巨大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严重的贫富不均之上，令原有牢固的管治集团出现裂痕，而这道裂痕结果就被充分利用了。
旧建制集团与中共利益分歧
本地既得利益集团的第二个死穴，在于他们在前一代的历史时空下，和中共建立的利益联盟，不再牢固。时至今日，他们的利益和中共本身的利益不一定等同，甚至是充满矛盾。
如前述，中共的国力腾升自信增加，本身已令“一国两制”的保险功能大打折扣。其次，香港的政治社会亦有本质上的变化，“家庭功利主义”近年成为学界热门的批判对象，尤其是在零三七一之后，香港的公民社会发展非常明显，已非复昔日的政治冷感和家庭本位，昔日中共只统战商界、专业人士、公务员、政治精英的一套故技，慢慢无法应付公民社会的各种诉求。于是，极左的群众运动便重新再现生机，“以群众斗群众”成为应对公民社会的一个选项。
不过，对于本地既得利益集团而言，这种改变却是不利的，他们最希望的就是香港政经结构维持不变。但对于中共而言，香港维持不变却只是以往政治时空下的一种决策。中港两个管治集团的利益看似类近，本质却完全不同。香港保持稳定，或能令中共有点安全感，但对这种稳定结构导致由港英时代继承回来的各种问题积重难返、漏子不绝，却肯定令中共感到不耐烦，香港本土既得利益集团的无能自肥，便愈发明显。
中共最大的利益，一向在于保持自身在中国大陆的管治不变，或是在维持政权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壮大自身阵营。所谓“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是这种需求下的产物，说穿了是避险并增加利益的最大化操作：倘若香港的不变符合中共政权利益的话，香港就可以不变。如果“变”了香港，并无政治上的风险，那么也不介意把你灭掉。在中共自信增加、香港对内地慢慢失去影响力之际，把香港全面“变红”，这个选项便不再被排除。
建制鹰派路线土壤仍存在
本地既得利益集团在上一次的选举中，失去了政权。他们现时要重夺政权，其政治策略看来仍是坚持故智，强调香港政治稳定性对中共的实际利益有好处（以政治正确的语言来说，就是安定繁华，香港好国家好），并指出新左路线的冒进与传统国策目标并不契合。这种说法，想必对中共仍有一定的市场，但在新的政治形势底下，却必然会遇上困境。因为传统国策的土壤正在消亡，而香港全面变红，却可能符合帝国管治阶层更多人的利益。
此消彼长，即使本地既得利益集团反扑成功，甚至重新再取得政权，但建制鹰派抬头的客观条件，业已存在。没有唐英年，可以来一个曾英年；没有梁振英，亦不代表建制派的鹰派路线将会消亡。
不过，本文的一些分析和归纳，只是为了梳理香港政治发展至今的历史文本环境，并希望有志于民主运动者，为未来发展作一些思想准备，但历史发展往往充满偶然和意外。以唯物的历史观来看，历史发展不以人类的意志转移，我们不能控制历史的走向，但我们总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香港的民主运动仍然是一场持续的斗争，正于彭定康所言，“All we can do is all we can do”，我们可以做的决不止于抑望“梁唐曾林叶”，而是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并为所追求的价值坚持不懈。我如此相信。
（梁一梦，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