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讲到回家接班的儿子，王火成的一张脸，就会夸张地皱成一团：“我是真的、真的很烦恼，为什么好好的工程师不当，偏偏要回来做我们这个夕阳产业？”自从5年前，小儿子王应哲辞掉晶圆厂的工作，告诉父亲要回家帮忙后，两人间的关系一直有点紧张。“制鞋这行太辛苦了，老板辛苦，师傅也辛苦。”王火成说：“就算去卖鞋，都比制鞋好！”
王火成多年来劝儿子退出这行始终不成，如今这几张白纸却轻松办到了。
这一天，王火成收到一份来自台北市政府的公文，上头以违反《都市计划法》为由，明令他所经营的贝斯特鞋业，不得在原址继续营业了。这个晴天霹雳，让父子间一直僵持、谁都不先说破的默契，突然变成必须马上处理的现实。按照规定，日后只要稽查人员重回现场，查获公司有营业事实，便会依次开出新台币数万元不等的罚锾，最后还会强制停水、断电。
能够趁机让儿子死了制鞋这条心，对王火成来说不是件坏事。工厂的房子是自己的，重新整理、隔间租出去后，当个包租公的收益，未必比现在差。只不过，让王火成真正烦恼的是，还有好几名年纪五十开外的师傅和合作厂商，仍然仰赖这间小小的家庭工厂维生，这些人中学毕业后，一辈子就做这么一件事情做到今天，要他们临时转行，也是个难题。
我问起其中一位师傅林呈时，工厂关门之后，他打算怎么办？
“只好再看看其他鞋厂有没有工作机会，不过到时候，应该不会再用现在这套方法做鞋子了。”林呈时将裁好形状的皮革拉紧，让它伏贴地包覆在脚掌模型上，再熟练地落槌，耐心地敲打钉子，将皮革形状固定下来。一会儿，他猛地抬起头说道：“台湾已经没有人这样子做皮鞋了，这后头还有好几道工序要处理，得进烤箱、开沟、车缝线，太麻烦了。我看别家厂商做鞋子，都是拿现成的胶底，胶水涂一涂就直接组装，我们做一双手工皮底鞋的时间，人家胶底鞋可以做两三双！”
“那为什么不换种方式做？”我问。
“可以说是坚持，也可以说是差异化，总之我们不想做跟别人一样的东西。”林呈时手上动作没停下来，片晌才又接话道：“不过，现在台湾的皮鞋业，既没有新血加入，材料也不比以前好叫，我是觉得应该要淘汰了。”
客厅即工厂，被重组的生产流程
台湾人学会制作皮鞋的历史，顶多就是一百年，一般公认的说法，都称这门技艺是由“福州师”从海峡对岸带来的，不过直到1950年代，许多农村孩子还是赤脚上学，根本没有多少人买得起皮鞋，也没有任何产业规模可言。直到1960年代，台湾政府确立吸引外资、扩张出口的贸易政策，美、日各种需要用到大量劳力的产业，陆续将生产据点迁来台湾。当时几乎全程都要仰赖师傅手工的皮鞋产业，仗着人力成本便宜，大量培训来自农村的战后婴儿潮世代，全力冲刺外销。
接下来20年，台湾以台北和台南为中心，形成两大皮鞋生产聚落。全盛时期，光是台北一地，制作皮鞋的劳工，就超过两万人。任何人如果有兴趣和计程车司机聊天，往往会发现，许多台北街头的中年司机转行之前，都曾经在皮鞋业里工作过。当全球化后的供应链落脚于台湾时，他们一度抢走美国人的工作，一如今天中国大陆的民工接棒抢走他们的工作。
外销订单仍然畅旺时，全力冲刺生产数量的台湾人，重新改革了制鞋流程，使它和工匠的手艺逐渐脱钩，形式上越来越像在生产线组装汽车。约莫同一时间，台湾政府也鼓吹起“客厅即工厂”的家庭代工政策，许多工厂更是顺水推舟，将生产流程继续重组，部分工序被发包到住家之中，创造出另类的流水线。
那时节，所有人都忙着赚钱，传统都市计划中住宅区和工业区分立的想像，迅速被台湾人住商混合、游走法规模糊地带的弹性给取代。30年前决定自立门户的王火成，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于台北市的老城区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工厂。
只不过，随着整体社会逐渐富裕，曾经被誉为经济奇迹推手的家庭工厂，角色变得一天比一天尴尬。在农村，排放未经处理废水的小型电镀工厂，成了环保团体声讨的毒瘤；在都市，家庭工厂叩叩叩的机械作业声、有机溶剂的刺鼻气味，往往也成为街坊邻居不睦的纠纷来源，不得不面对法规更严格的检验。
过去一年，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环保局、产业发展局，都曾因为接获同一位邻居检举，来到王火成的工厂稽查过，举凡拉铁门的声音、摩托车熄火的声音、开饮机按钮的声音，都成了老邻居投诉他的理由。虽然前述局处的稽查，最后都符合规定过关，不过王火成终究还是败在都市发展局的那纸公文：
“查旨揭建筑物座落之土地使用分区为‘第三种住宅区’，经本府产业发展局稽查认定‘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皮鞋）制造业之营业型态，归属本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第5条规定之‘第52组：公害较轻微之工业（八）皮革制品（含皮鞋）制造业。’在‘第三种住宅区’不得使用。”
拖到今天，时空背景已经完全不同。皮鞋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而大台北近郊的工业区地价却不断飙涨，形成了黄金交叉，导致迁厂成本变得难以负担。
中午，我依着网络上查来的地址，搭乘捷运来到新北市三重区。有“黑色聚落”之称的三重，许多地目老早划归工业使用，至今仍是台北周遭数一数二重要的工业聚落。工业设计师徐景亭告诉过我，她的荷兰友人曾经为了制作一只手提箱上的扣件，千里迢迢跑来三重。在欧洲，一般中、小型工厂已经消失殆尽，设计师如果想要生产批量不大的产品，根本找不到能够合作的工厂。对年轻一代的欧洲设计师来说，还保留下最后一点制造业根基的三重简直就是天堂，他们只要在几条巷子间穿梭，就能快速满足各项需求。
我的目的地台北科技城，是一栋10层楼高的工业大厦，这里是光电、电子等高科技产业的天下，为传统产业服务的新北市鞋类商业同业公会，略显突兀地坐落在科技城四楼。每隔一段时间，王火成就会来这里待上几小时，翻阅来自意大利和日本的时尚杂志，琢磨今年皮鞋该怎么设计才能跟上潮流。
“以前生意好的时候，老板们都是一张机票就飞去意大利，直接把最新流行的款式买回台湾。”公会总干事林纮震告诉我：“如今大家收入变少，来我们这里看杂志的老板就变多了。”
清瘦的林纮震，模样像是一名仙风道骨的修行人，聊到王火成的工厂，修行人叹了一口气道：“这不是一家工厂的事，而是全台湾小公司的缩影，大家都有类似的问题，可惜错过了解决时机，现在只能一天拖过一天。”
2010年，为了解决家庭工厂和都市计划冲突的问题，台湾政府推出了“临时工厂登记证”制度，让早年没有正式登记设立的家庭工厂，可以有一个转型宽限期：这段期间内，不符合土地使用规画的低污染工厂，只要取得这张临时证明，就可以暂时豁免于罚则，但必须把握时机取得合法的土地和建物使用证明。这项过度制度的目的，无非是要鼓励原有的家庭工厂，逐步搬迁到工业区里头去。
然而，按照林纮震的说法，2010年才推行这套政策，已经太迟了。他以自己熟悉的皮鞋业为例，在20、21世纪之交，台湾的皮鞋工厂虽然因为大陆崛起，外销市场几乎拱手让人，但当时仍有国内市场支撑着，财务上多少还有余裕，负担得起迁移厂房的费用。事实上，当年的确有厂商和政府协调过，希望规画出完整的工业聚落，将各家小小的家庭工厂整合起来，由分进转为合击。可惜到头来因为政党轮替之故，朝野纷争不断，政令窒碍难行，加上各家工厂间也无法就整合方式达成共识，最后便不了了之。
拖到今天，时空背景已经完全不同。皮鞋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而大台北近郊的工业区地价却不断飙涨，形成了黄金交叉，导致迁厂成本变得难以负担。本来表定要在2017年到期的临时工厂登记证制度，又在民意代表建议下，往后展延至2020年。即使如此，对已经没有多余资本再做投资、转型的传统家庭工厂来说，不过是以拖待变，撑过一天算一天罢了。
“临时工厂登记证，还不是接下来最严重的课题。你知道台湾的皮鞋产业，现在还是受保护的吗？”林纮震问我，我摇摇头。
“你都没看电视吗？我们那时候常常上新闻耶！”林纮震正色道：“皮鞋业和毛巾业，是台湾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范下，唯二课征反倾销税成功，并且顺利展延的例子。”
那是林纮震刚接任公会总干事时的事情了，他屈指算了算，每一回的反倾销税，可以连续课征5年，在台湾已经展延了一次的皮鞋反倾销税，到了明年年底就届满10年，有很大机率会正式落日，换句话说，此后台湾生产的皮鞋，将会失去43.46%的高额进口关税保护伞，直接面对中国大陆低成本皮鞋的竞争。
“我其实有点悲观，皮鞋产业虽然制程工序不少，但谈不上高科技，没有太多门槛可以挡下来。”林纮震又感慨道：“你去过广州的鞋城吗？那儿应该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吧！每种鞋材原料、副原料的供应商，都有几十几百家。台湾皮鞋业没有当年的规模经济优势，很多材料想下单，都累积不起数量了。就说皮鞋上的厂牌标签吧，金属制的英文字母，每一个才几毛钱，你的下单量得要非常大，人家才愿意整批卖你，这哪是台湾仅存的家庭工厂办得到的呢？”
重新定位商业策略，找回老师傅的尊严
不过，还是有乐观的人觉得家庭工厂办得到，相信台湾皮鞋业命不该绝。
曾信儒第一次走进新北市鞋类服务业职业工会，是为了帮自己还有公司员工办理劳、健保。虽然许多当年的从业人员，都已经离开了这行，但多数人还是习惯因循旧制，在入行时到职业工会投保。当承办人员看到有新人要投入制鞋业，已经有点诧异了，再看看基本资料，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来，严肃地问了曾信儒一句：“你们每个人都是硕士，没事为什么要来做鞋子呢？”
几年前的这一幕，曾信儒活灵活现地重述了一次，语气中有惊讶也有感慨。他自己的母亲从鞋厂会计一职退休后，至今还在台湾中部守着一间小店面卖皮鞋，有这样的家世渊源，曾信儒对皮鞋产业并不陌生，那些发生在母亲老友身上令人不胜唏嘘的故事，他从小就听过太多。
“台湾不像日本，会用匠师、达人来看待这群师傅，甚至不要管别人怎么看，台湾制鞋的老师傅，很多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他们多半觉得自己只是个‘工人’，是迫于环境不好、学历不高，不得已才投入这行。”刚迈入40岁的曾信儒回忆道：“我读国中时，大人们也警告我，如果我没考上好学校，那就只能去学习制鞋。对他们来讲，学习制鞋就是对我不认真读书的惩罚。”
比曾信儒长一个世代，至今还在生产线上制鞋的老师傅，从入行的那一天起，就是在全球化贸易链里讨生活。他们既不是为了兴趣，也不是因为尊崇这门技艺而学习制鞋，他们心里认定的是，只要学会这门技术，就能快速赚钱、养家活口了。在台湾，这群人属于一个断裂的世代，多数人都是农家子弟，上一代还在种田，这一代就成了工厂里的劳工，他们让自己成为一台大机器的小零件，奉产能极大化为首要目标。
当曾信儒决定创业，成立专攻中、高阶市场的男鞋品牌“林果良品”时，他决定要反其道而行，不再追求大量生产，而是掉过头来强调制鞋师傅的手艺和价值。在曾信儒看来，这既是商业策略上的重新定位，也是帮他熟悉的老师傅们找回尊严的方式。
“几年前我在台南开了一间新店，开幕活动当天，邀请一名老师傅到现场表演制鞋，刚好台南市长赖清德也到了现场，见到师傅就迈步向前，大方找他握手。”曾信儒比手画脚说道：“那大概是70多岁的师傅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一天了，从来没有任何一名位高权重的人如此对待过他。结果他可能因为感动过头，竟然情不自禁喊起要市长‘选总统’。”
虽然曾信儒怀抱着复兴台湾皮鞋业的梦想，但由于早些年厂商外移，许多老师傅早已退出这一行，转业开起计程车或是在建筑工地讨生活，让他在寻找代工厂时花了不少功夫，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王火成的贝斯特鞋业，愿意承做品牌主打的手工皮底男鞋，如今工厂面临关门危机，成了曾信儒创业10年来的最大挑战。生性还算乐观的他，索性幽了自己一默：“老板的儿子说，搞不好他也得上104人力银行找工作，我说你不如帮林果良品的员工顺便找找职缺吧，没有了你们，我们该怎么办？”
10年前，像曾信儒这样的创业者，理解到经营品牌、行销故事的重要性，陆续和星散于岛上的家庭工厂，建立起新的代工关系。这样的合作模式，促成了几间本土品牌崛起，也在最低限度上，延续了家庭工厂的生命，让它们本该落日的产线，余晖又多闪耀了几年。然而这些本土品牌，只要发展得还算顺利，最后几乎都遇上了近似的两难：缺乏新血补充的本土家庭工厂，越来越无法满足品牌商在数量或品质上的需求，品牌商若是经营得法，有朝一日想要扩大产能的话，终究还是得考虑前往中国大陆或东南亚，寻找规模更大的代工厂；又或者，如果品牌商决定妥协，继续迁就台湾各家工厂现况做生意的话，恐怕难逃和这些家庭工厂一样的命运，从以拖待变走到无以为继的一天。
接下来10年，曾信儒得要把握师傅们正式退休前的最后时光，培训新一代的制鞋人才，才能让手工皮底鞋的生命延续下去；还有，明年过后失去反倾销税的保护伞，台湾的皮鞋市场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局，目前也不甚明朗，所有人只能摸着石子过河。
第一张罚单开出后没几天，我带着摄影师回到贝斯特鞋业，王火成打起笑容，把几名师傅都叫了过来，请摄影师帮大家拍一张“毕业照”。一伙人排排站好，行列里就差向来寡言的王锦祥师傅和他的越南籍太太。
“祥仔，一块来拍毕业照啦！”王火成喊着，答覆他的是一片沉默。
“来拍毕业照啦，大家从来没有这样一块合照过耶！”王火成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坐在原位，头抬起来看摄影师就好了。”
王锦祥摇摇头，背对着摄影师的一颗脑袋，这会儿耷拉得更低了。
“来拍毕业照啦！”王火成又催促了一次。
“我不要毕业啦！”王锦祥终于回了话，小小声地，可是每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拨了电话告诉曾信儒这则插曲，他沉默了几秒钟，才幽幽地说：“我其实不意外，你们不在这行的人可能难以明白，但我非常清楚，这份工作，就是王师傅生命的全部，是他国中毕业后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数10年来，他的生活就是围绕着制鞋这件事打转。虽然速度不快，可是王师傅可以敲出品质很好的手工皮底鞋。你要他就这么放弃，谈何容易？”
曾信儒说，几小时前，他才骑车去了三重的工业区，问过几处厂办的租金，认真地考虑要亲自接下工厂，把师傅们全都请过去工作。为此，公司同仁们刚和他吵了一架，毕竟10年下来，林果良品虽然品牌经营小有成就，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管理工厂的经验，跨足到生产端的决定，所有人都觉得实在太过冒险。虽然曾信儒私下盘算，接下工厂后若是继续聘请王火成担任管理者，便能弥补自己在经营工厂上的不足之处，但他也坦承，要说服王火成接受从“老板”变成“雇员”，心态上的调适只怕也是一大难题。
几周后，王火成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当老板。他和曾信儒达成了协议，由王火成将机械设备搬迁至三重的工业区，自行租赁厂房，再由经营品牌的林果良品以提高代工单价的方式，补贴前者突然暴增的房租和迁厂成本；至于他的儿子王应哲，经历过几个月来的纷扰和不确定，加上始终无法说服家人让他留在这行，毅然决定放弃过去5年的成果，远赴上海转行重新来过，他说自己今年才37岁，这岁数换工作还来得及，没有什么好留恋或舍不得的。
一间准备关门的家庭工厂，让许多人的生命都重新洗牌。虽然迁厂提供了转圜空间，不过许多问题还是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接下来10年，曾信儒得要把握师傅们正式退休前的最后时光，培训新一代的制鞋人才，才能让手工皮底鞋的生命延续下去；还有，明年过后失去反倾销税的保护伞，台湾的皮鞋市场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局，目前也不甚明朗，所有人只能摸着石子过河。
在工厂铁门拉下前，我好奇问了林呈时师傅：“如果人生重来一次，你会想从事什么行业？”
“我可能会去当美发师吧。”
他的太太在一旁闻言便笑开了，他们夫妻俩靠着这份工作，好不容易才养大一对儿女，等到孩子们都找到稳定的正职后，今年年初，两人才第一次踏出国门，到北海道玩了5天。美发师这个梦想，她先前还没听先生提过。
“真的啦，我觉得我还蛮有美感的，应该适合当美发师。”林呈时说。
“那如果哪天你真的失业了，要不要去学个美容美发重新来过？”我问。
“不可能啦，我都这把年纪了。”林呈时摆摆手，示意这个假设性问题太荒谬了，他还没那么天马行空。“不过，我们家两个孩子倒是告诉我，将来可以帮我架设一个部落格，让我在网络上接订单，以后留在家帮人修皮鞋。我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你觉得呢？”
我觉得呢？我希望这天不要太快就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