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把自己的故事，成为创作的材料，在我脑海中马上浮现的是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自传性色彩的作品《The Bed（床）》。这件作品，记录着当时感情不顺的浪荡和绝望，《床》是她的经验，她的故事，也呈现她最真实的私人情感，为她赢得了当年英国当代艺术最高荣誉“Turner Prize（透纳奖）”，因为这件作品直接的引起观赏者的共鸣，尤其是那孤独和绝望，赤裸的呈现。
同样的在黄博志的身上，我看见了他自己和他妈妈最私人、最亲密的情感和关系，相较于翠西艾敏的直接和赤裸，甚至用着大大的霓虹灯，直切用文字表达的感受。相较之下，黄博志的情感是细腻、缓慢和隐晦的。如在展场最后一件作品，有一条像是山岚般棱线的绿色霓虹登装置，这是关于他移动于柠檬田间，再到台北的距离。他透过一字一句的书写，亲身劳力的付出，随着柠檬树的成长和丰收，酿造出带有柑橘沁香芬芳，但又烫口的柠檬酒。
他的创作，反倒更像是日本的私小说，如韩裔日本作家柳美里的系列作品里，她以“我”，第一人称做叙事观点的写作手法。透过个人故事，将个人情感书写出来，那就不再只是私人的笔记，而是有渲染力，有能力乘载时代的经验，成为关怀社会的材料，引发读者的共鸣，升华为文学作品。
借由书写母亲，看见台湾社会的转变
近年来黄博志的作品，大多围绕他和母亲。2011年个展《清水里147号》，他借由声音、影像、访谈纪录他的母亲，间接反应母亲的职业流变，和台湾的社会改革与经济变迁息息相关；2014年台北双年展《生产线 – 中国制照 & 台湾制造》则运用母亲作为纺织工人的经验，描绘全球化后，一件衣物的生产是经过缜密成本计算的供应链。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利用廉价劳力曾撑起一片天，但商人总能找到更便宜的地方，成衣产业终于外移。2013年的时候，这些书写母亲的故事集结成册，以《蓝色皮肤：老妈的故事》发行。
《蓝色皮肤：老妈的故事》
作者： 黄博志
出版社：无限出版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30日
这次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个展《五百棵柠檬树：有机档案》，即是他2013年获得台北奖《五百棵柠檬树》计划创作的实现。他向美术馆提案，邀请五百个人的资助，回到乡下和妈妈一起再一次整理那年久未耕种的田地，重新种下柠檬树，并以柠檬酿酒作为赞助的回馈。这项计划，重新连接他、母亲、故乡，以及过往的家族历史。这段过程的写作和耕作，不再只是他和母亲之间私密的谈话，而是过去三、四十年台湾社会转变的缩影。展览的作为计划结果的呈现，借由柠檬酒作为媒介，将这五百个人连接起乡村和城市、艺术家和美术馆、生产和消费。
柠檬树的缘起：一对失业的母子
酿酒这件事情，最早是黄博志在菲律宾服兵役的想法，当时想的并不是柠檬，而是香蕉，而且当时他也想要留在当地，但在服完兵役后，原来想像的那片香蕉园，被台风给吹坏了。不过，当时他也在写书，常常和妈妈通 Skype 聊天，妈妈问他，柠檬太多了该怎么办，“我说可以酿酒，但是数量太少了，那就种一些好了”。
等到回台湾之后，妈妈问：“你不是想要种树吗？”
黄博志很坦白的说，其实回台湾也不知道要干麻，没有什么资源，所以从提案开始，在青年策展人许峰瑞2013年策划的“展‧欧德‧展”获得了第一笔钱，酿了第一批的酒，也是开启柠檬树计划的第一个展览。不过，他用着一种憨厚直率的口气说，“失业是来自于做艺术的没有方向，想寻找社会，又寻找不到，所以回归到最亲近的，人的关系，两个人都失业，失业要怎么办，那只好做自己的事情。”
这段过程的写作和耕作，不再只是他和母亲之间私密的谈话，而是过去三、四十年台湾社会转变的缩影。展览的作为计划结果的呈现，借由柠檬酒作为媒介将这五百个人，作为计划的一分子，连接起乡村和城市、艺术家和美术馆、生产和消费。
不一样的是，母亲的失业是来自于产业的改变和家庭因素，黄博志认为自己找不到方向，也跟着母亲回到那个他曾经排排斥的乡下。他明白母亲的改变是逼不得已的，由于家庭的变故、失业等，她别无选择。在返乡的过程里头，离家多年的农村的样貌，已经不是小时候想像的，曾经耕种的田地，现在是一片荒芜。他发现，回乡的母亲，重新开始耕种，她可以从其中找到信心价值。基于这样的想法，黄博志开始认真的想，有什么计划可以帮助母亲，同时活化这片荒废的土地，“起初只是单纯、目的性的策略，还有接近她的朋友圈。”他说。
在写书前，他和母亲有些陌生，相处仅止于相处，但写书的过程中，母子透过对谈和聊天，重新让彼此的感情升温。他回忆起小时候，母亲离家到附近的城镇的纺织厂工作，工时长，收入又少，而且母亲常常带回许多棉絮，让他不是很谅解。年轻的他，面对学校调查父母职业，甚至意气用事的表示，让他感到不光彩，“父亲是农艺，母亲是工厂工人，有一种不知道如何阐述他们的价值，有一种尴尬”他有点羞愧地说。后来母亲因纺织产业外流，转到大卖场工作，依然和成衣产业有关。
美术馆提案：工厂
成功的募集五百人的资助后，全心投入柠檬树的栽种和酿酒，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联系自己的艺术家身份，究竟种植柠檬树酿酒，除了书写自己和母亲外，如何用艺术支持这个计划进行下去，尤其在有限的资源下进行下去？不过他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空想这件事情，反而是在劳力付出，耕田的过程里头，得到启发。
“在台北办多么大的展览、台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对他们都是无效的。如果项目在当地可以运作，种植的销售可以产生循环，大家才敢真正进来参与。听我作品的理念，看懂或理解之后，社会参与（Social Engage）要干嘛？”
他笑着说，回乡时，村子里头的人只单纯的知道他在种柠檬，要酿酒，虽然可以连结了许多当地的农夫，还有好久不曾联络亲戚朋友们，但对他们来说，看到黄博志的实际操作，才是有意义的。他若有所思的说：“在台北办多么大的展览、台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对他们都是无效的。如何在当地可以运作运作，种植的销售，可以产生循环，才真正敢进来参与。听我作品的理念，看懂或理解之后，社会参与（Social Engage）要干嘛？还是会害怕，希望作品可以思考现实的层面。”种植柠檬树和酿酒，回到计划中，不是只有品牌，成就一个商品，而是可以永续的进行，让更多人参与。工厂在这里的意义，也是一样的，现在做的是私酿酒，工厂的理由，是想取得合法的执照，才能真正有“买卖”的行为。
“有循环才能够向前，就像轮子一样”他说。
回归到美术馆的脉络，如何把这些计划视觉化一直是艺术家的难题。黄博志采取的方法，近乎极简、非常的干净，并没有太多往常计划性艺术家惯用的手法，证明做过些什么，透过文件式、档案式的展出。走进地下室，会先看到几棵柠檬树，以及计划的简单说明。在展示的柠檬酒后头的画廊里头，他选择把耕种过程里头所用的工具、为了栽种所移除的相思树、死掉的斑鸠标本和一些器具等，去建构一个仿佛是在柠檬树园里头旁的工寮小屋里头一样。
文字和语言，一直是黄博志作品里头，最吸引人的部分，但在视觉主导的美术馆空间里头，要如何让人阅读，除了手册和墙上的标签外头？他把从《蓝色皮肤：老妈的故事》里头和柠檬树有关的节录下来印在纸上，然后堆叠成堆，宛如一件件雕塑般，散落在展场里头，让人可以随手拿取阅读，创造了动线，也呈现了空间感，好像仿佛和艺术家一起走进柠檬园里头。
身为计划创作者，也是劳动者，他拒绝把艺术家的劳动神圣化，“我不觉得，我的劳动有多么辛苦”，他想探索的是用什么办法来纪录这件事情，可以让人进入，道出环境的关系，以及怎么做。他也感到，艺术家介入，有时候会很尴尬和奇怪，而艺术家劳动的持续性，也是他质疑的所在，“纪录一张照片很容易。但从整个企划长期来看，照片的纪录也不是很有效。”在展览里头，人的劳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刻意地被他压得很低。
“我们都需要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尚未种植的柠檬树下。”
“我们来种柠檬树吧！”黄博志在《柠檬树上的斑鸠》对母亲说道，促成了这一段旅程。母亲又一次成为他的创作伙伴，这一次在开幕的时候，母亲也和他一起在共同创作人上署名。母亲的工作在过去影响了他，现在又一而三再而三地卷入，从《生产线》，到《柠檬树》，成为创作的一部分。他对于这样子的转变是困惑和焦虑的，在他妈妈的书写里头，“她应该要制止我，我跟她很害怕，不知道这个演出是否正确。”
这不确定性和怀疑，其实回到了他们俩为何在离开家乡，到了城市又回到故乡的疑问。农业是高资本投入，低收益的，要达到规模经济的时候，才能有循环。母亲意识到黄博志从小对艺术有兴趣，一路上也支持他，但到研究所的时候，她其实很担心，因为母亲认为从事艺术没有那么有保障：参加展览，动用很多资源，支配过后实质的收益却没有那么多。早期透过投影、视觉、影像、装置，视角比较单纯，到后来计划性的创作，成为计划的一分子，母亲更加担心了。
从提案到这次计划，约莫两年多。其实能够去感知到，种柠檬树酿酒，是从个人情感出发的作品，黄博志在这里头，一边创作，一边收集物件，二者互相影响着，是双向的，就像是他早期的影音创作，声音跟影像是同步创作的“物件和文字互相影响而前进”他说。着实地呼应展览的标题“有机档案”，柠檬树的成长和酿酒，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如同他把柠檬酒带去国外展演，他借由酒作为沟通的介质，用来产生简单的对话，听着当地人说着他们的农业的处境，产生短暂交流的媒介，提供他书写的文本，成为酿酒之外的副产品。
从自身家族的书写，映照着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再从艺术家姿态，企图重新建构起农村之间的关系，同时果树丰收的果实，所酿造的酒，成为一种生产计划的契约和机制。
即使以艺术型态介入的社会记录和时代书写，不如其他方法来的有效和震撼，但每一滴酿造的柠檬酒，有着最诚挚的情感。这个计划所牵引的人，有可能是你，是我，是黄博志，是他的母亲，可能是资助这个计划的赞助人，是在工业社会中，仍然与土地密切联系的每一个人。
展览：黄博志个展《五百棵柠檬树：有机档案》
地点：台北市立美术馆
时间：2016 10/08 – 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