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精神分析哲学家、当代最知名左翼知识分子之一的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接受英国媒体 Channel 4 采访时表示，如果要在希拉里（希拉蕊）和特朗普（川普）之间选择一个投票的话，他将投票给特朗普。此论一出，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广泛反响和争议。 这并不是齐泽克第一次就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发声。在今年早些时候，他就曾反复指出：特朗普在许多议题上的立场，比主流共和党其实要进步得多——尤其是是经济议题，如税收和福利制度。而公众各界在道德优越感驱使下，不加批判拥抱希拉里的做法，对实质改变美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无益。这些表态都没有超出激进左翼人士的普遍立场。
而当齐泽克更进一步，明确表示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会选择后者的时候，舆论的震动自然超过以往。
齐泽克的“崩溃疗法”处方
齐泽克支持特朗普的理由，可以总结为两点：一，希拉里代表了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她上台只会让这一结构在惯性下继续自我加固，所以是“真正的危险”；二，特朗普上台，会使得美国现有政治经济结构无法维持，两党不得不进行根本反思，从而重新构建政治格局、新的政治过程将得以涌现，为左翼政治带来机会。
齐泽克本人究竟支持希拉里还是特朗普，本身无关紧要，对美国大选选情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他此番言论中对未来政治路线的看法，颇为值得讨论和反思——毕竟，以他在当代知识界的地位，齐泽克对左翼政治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齐泽克为左翼政治（或者说美国左翼政治）的未来开出的药方，本质上是一种“崩溃疗法”：现有的两党政治格局崩溃之后，便能出现足够的空间和政治机会，使得左翼力量作为“新的政治过程”走上舞台、争取更大的影响力，以实现自己追求平等、进步的政治议程。崩溃带来混乱和重建，而政治机会就寄寓在混乱和重建的过程中——通俗地说，这叫做“唯恐天下不乱，企图乱中夺权”。
这一政治路线背后，隐含的是这样一种假设：目前的美国左翼力量最缺乏政治机会和施展空间。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的美国左翼力量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真的是上述二者的匮乏吗？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想要实现自身议程，机会和空间都是重要的，但这必须建立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之上：这一政治力量积蓄了足够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从而支撑起自下而上的、能量巨大的社会运动。回顾美国二十世纪的历史，重大政治议程转型的出现，往往都是以蓬勃发展多年、组织能力强大的社会运动为前提条件。
美国左翼，欠缺关键的组织能力
192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之所以出现“罗斯福新政”，实现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背后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稳扎稳打三十年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之所以在种族平权方面取得重大政治进展，根本动力来自于风起云涌的种族平权社会运动；而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政策之所以在里根执政时期出现全面右转，背后重要因素之一，是197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保守主义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往往以商业资本或中产阶级为主体，将多个社会群体对于“高税收、高福利、亲劳工”的现有经济政策框架的不满情绪充分动员起来，加州的“抗税运动”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
在美国历史上，只有那些组织动员能力强大、建基在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基础上的政治力量，才能成功把握政治机会、扭转政治议程。而当前美国的左翼政治力量，又有什么组织动员能力可言？它的社会运动根基在哪里？
1980年代后，基于制造业稳定就业模式的工会组织，以惊人的速度衰落下去，新的劳工动员模式一直没有形成；也差不多从同一时期开始，左翼运动的议题变得越来越分散化，种族平权运动、女权运动、性向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战运动等等各自为战，一致的行动几乎不存在，大大削弱了这些运动的动员基础；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蔚为壮观，但在持续几个月的运动结束之后，留下的社运组织遗产十分有限，没能形成持续不断的、扎根社区的动员势头——反观2010年爆发的草根右翼保守主义“茶党运动” （Tea Party Movement），培育了高效的、掌握大量资源的运动组织网络，使得“茶党运动”的政治议程可以持续不断影响地方和全国层面的政治格局。对比之下，左翼政治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更显得羸弱。
在动员组织能力如此匮乏、社会运动根基相对脆弱的情况下，更多的政治机会，对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毫无意义。
“自发性”的政治幻想，与现实形势的迫切
许多左翼人士，对“自发性”抱有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似乎只要现状变得足够糟糕，忍无可忍的民众就会在对现状的不满下，自然而然地壮大左翼变革力量。对左翼政治来说，这种“自发性”的幻觉恰恰十分危险。马克思本人就批判过这种“当资本主义让无产阶级的处境变得极端悲惨时，无产阶级就会自发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被压迫者要真正成为革命力量、从理论上的“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走向有行动力的“自为阶级” （class-for-itself），必须依靠大量组织动员、依靠在长时间内逐渐培养政治意识、依靠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积累斗争经验。
左翼政治之所以不能依靠“自发性”，是因为人们基于个人处境的自发抗争，往往局限于自身的眼前利益、往往将不满转化为对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憎恨。但左翼政治的理想，恰恰需要人们超越这种短视的思维方式，把为个人眼前利益的抗争，转化成为社会长远利益的抗争，克服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憎恨、把目标对准社会整体，去从系统和结构上变革它。
换句话说，左翼政治是“超越”的政治，它和人们的自发抗争的图景很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认识论鸿沟”（epistemological break）。而这种超越，必须依靠政治意识的长期培养，而这一培养过程，是由社会运动的长期动员、深耕来完成的。
这样看来，在左翼草根运动力量薄弱、右翼运动组织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就算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将美国的政治格局搞得极度混乱和糟糕，美国真的进入政治格局的重组，更可能出现的状况反而不会是人们因为对现状的不满而投身左翼政治，而恰恰是右翼保守主义运动，以更为极端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
只有当希拉里赢得这次总统大选，自下而上的左翼运动才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一方面，特朗普的败选势必让一部分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产生沮丧、怀疑、动摇的情绪，使得这部分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成为左翼政治运动的潜在争取对象；另一方面，希拉里的胜选，将使得民主党内的激进左翼势力有能力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钳制，从而在一些关键的政策议题上为左翼政治赢取实质性胜利，进而有效克服困扰左翼政治运动多年的“无力感”问题、壮大运动的声势。自下而上的运动壮大，将给予左翼政治人物更大影响力；而左翼政治人物在政治博弈中获得的成果，势必激励运动进一步发展——正向的互动就此形成。
正如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总统竞选历程所表明的：左翼政治的未来在于年轻世代。桑德斯的“政治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鼓舞了之前对政治冷感的许多年轻人、让他们产生了投入政治的热情。可以想象，特朗普一旦胜选，年轻世代刚刚燃起的政治热情恐怕很难维持下去，多半要重回政治冷感、犬儒主义的怀抱——这对左翼政治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这才是桑德斯、沃伦（Elizabeth Warren）这些激进左翼政治人物为希拉里站台背书的真正原因。他们支持希拉里，不是因为认同希拉里的做事方式和政治立场，也不是因为对政治现状感到满意，而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希拉里的上台，将为左翼运动组织实力的壮大，提供更为友善的空间，而特朗普的上台，对左翼运动来说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左翼政治的出路，在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不断壮大自身组织动员实力、为变革积蓄能量，而绝不是坐等现有政治格局崩溃、幻想“乱中夺权”。这种寻找机会的观点，体现的要么是“在目前环境下什么都做不了”的极度悲观，要么是无视“政治变革需要草根社运深耕细作”这一关键事实的懒惰心态。悲观或懒惰，不管哪一种，对左翼政治的未来都极度有害。这便是齐泽克此番言论令人扼腕之处。
（张跃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政见CNPolitics团队成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幽灵”写作小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