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编读手记

读者来函:他们在漩涡下写作 ——记《香港三年》新书分享会

香港用三十年的时间重新走回原点,而新闻、媒体、纪录也随着香港社会一同面对困境。

若弦

刊登于 2016-11-02

#编读手记

《香港三年》新书发表会现场。
《香港三年》新书发表会现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查理斯狄更斯说如是。

在当今冷战体系瓦解,民主化浪潮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全球许多地区正普遍经历著一股社会动荡的阵痛——远如阿拉伯之春,近如去年刚刚发生的太阳花学运——世界似乎沉浸在一阵青黄不接的迷惘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香港的问题绝不是孤独的,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从占中运动到否决八三一决定,香港社会郁结已久的尴尬和焦躁情绪被急速点燃;而另一方面,在历史、社会、政治话语的裹挟下,香港所要解决的问题又都是“世界级的难度”。

在新书《香港三年》中,端传媒的总编张洁平和撰稿人钟耀华,将他们身边一群形色各异的人,在过去三年的经历和思考收编成册,并以此为跳板深度挖掘了香港社会近三十年来所面临的困局。此书从一个新媒体的视角出发,为香港历史留下一笔剪影。正如张洁平在书的封底写的:“在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

我在桃园的《香港三年》新书分享会,见到两位编者,也听到书中深度报导的缘起。作为一个媒体人,张洁平给自己的定位即是“漩涡中的书写者”。她认为,媒体应当秉持不偏颇的视角,以求尽量丰富、全面地呈现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社会事件的观点和看法,从而传达出其对于社会的关怀。而这也是《香港三年》所承载的精神内核。

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记录了香港近三年来社会运动从酝酿、集结、分裂、再到分裂之后集体反思的一个过程。书中的撰稿人有专业的媒体人、社运亲身参与者,亦有政治领域的专业学者,他们以复调的方式呈现出不同社会所感受到的体验和反思。这种同一时空下不同声音的广域集结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使得原本社会上一团乱麻的声音有了进一步沟通和融合的可能。

钟耀华是这些撰写者中的一位,他也是一个参与香港社会运动的积极力量。在分享会现场,钟耀华看起来随和而冷静,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问题都维持一脸轻松的表情,言谈中带著一股港式的戏谑味道。作为一个行动的参与者,他对于社会运动的描述却是格外地平静,谈到社会运动的世代传承时,他始终认为,香港是一个代际割裂的地方,年轻人对于历史的漠视使得社会经验难以累积、传承,香港的政治议题也始终处于毫无结果的恶性循环中。对于这一世代的抗争者,钟耀华也期待自己和朋友们能够具备更为宏大的视野,并且开始重视历史经验的回顾。而面对香港的未来,钟耀华也坦言,在当下的语境中仍然是一片模糊。

著名的政治学者林茨曾经断言道:“在非民主化的国家中,绝无可能产生一个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亚体制。”就现在香港的环境而言,抵抗这个“宿命”,意味著团结起来共同寻找一条可行的出路,而这无疑是一个艰苦卓绝的目标。

在书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正如巴赫金提出的复调理论所说,众声喧哗并非意味著人物视角的机械堆砌。在脉络的梳理上,张洁平(抑或说端传媒)维持了其一贯的调性,对于这种调性的形成,她如此解释:我会在观点保持中立的同时寻找更有生命力的力量加以挖掘,所以相比于其他势力的陈旧表达,我更喜欢把重点放在民主派和本土派身上。

同时,张洁平也坦言,她始终对新闻保持著一种古典式的追求:在她看来,优秀的新闻需要挖掘每个事件背后隐含的一切渊源。的确,纵观全书前半部分,除了“集结之后”记录了为数不少的人物专栏之外,剩下大量的笔墨都花在了香港社会的背景追溯和后续的分析及反思上。内容包含从一国两制的问题渊源到政治派系的比较分析,甚至对于香港前途的大胆想像。当机械般优雅而严谨的逻辑将真实的故事和思考环环相扣的时候,历史就这样形成了。

全书的后半部分多是早前世代人物采访的集结,由三年追溯至三十年,相互呼应,试图从历史的维度上寻找香港社会面临问题的根源,在前人的构想和成果上汲取经验和教训。从历史话语的争夺,到七十年代共产主义和西方文明的交织影响,再到八十年代议会政治的失败尝试,香港的历史弥漫著浓浓的迷惘和彷徨。迷惘在于香港殖民地特殊语境下不同政治势力的交织渗透,而用三十年的时间重新走回原点的挫折则给香港染上了浓浓的彷徨情绪。

香港问题是世界民主问题中的一个罕见的特例,从来没有一个地区在脱离殖民统治之后回归原属国,更没有一个地区在经历了如此这般反复的几十年之后仍然面对著相同的社会议题——或许几十年后依然将面对这样的问题——因此,向历史汲取经验不仅是必要的,更是迫切的。

作为一个媒体人,对于新媒体在香港社会面临的困境,张洁平也露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无奈。一方面,资讯的碎片化使得内容的曝光变得困难,如同过去的精英式大众媒体难以维系,资讯制造成本的降低和香港社会氛围的日益焦躁使得深度翔实的报导难以进入大众的视野。这种情况下,张洁平认为,或许突破传统媒体的思维惯性,创造新的媒体焦点,找到适合的受众,才是一条可行的出路;而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崩塌也导致媒体人的素质难以得到有效的训练,在当下媒体行业和媒体商业深刻矛盾的背景下,让经历者书写自己的历史,与专业编辑合作,不啻为一种可观的方式。或许,《香港三年》就是一次这样的实践。

“我们不要再给这个世界制造垃圾了,毕竟我们看到的已经足够多。”张洁平最后淡淡地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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