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到17年，说是香港的“政治年”也不为过。
立法会换届选举在2016年9月初落幕，选民将多位主张“本土自决”的政治新人送入议会；接着是几位非建制派议员当选人的宣誓风波；纷争还没落幕，退休大法官胡国兴宣布参选特区行政首长，牵动有志者纷纷松口，特首选举前哨战提前开打。
事实上2016到17这个“政治年”，延续的是从2013到16这三年香港政治风起云涌的变化：从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廷倡议“非暴力不合作的占中运动”开始，到2016年初旺角警民冲突事件为止。
努力打破政治天花板
在这三年里，香港政府总部旁的添马公园无疑是最好的舞台：
2014年8月31日，北京发布后来被称作“8．31决定”的香港特首普选框架，等于全面否决占中酝酿期的普选方案，占中三子在添马公园竖起“抗命”二字，发起集会、宣布启动公民抗命。
2014年9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再度聚集于添马公园，大背板已由“抗命”换作“命运自主”，象征他们不仅不接受北京的安排，还要自己决定香港未来。
2016年8月5日，由于多位立法会议员参选人被控主张“香港独立”而被取消参选资格，香港民族党号召3000人于添马公园集会，高呼“香港独立”。不久之后，抗议人士再度集结。此时，背板已变为“香港＿＿”，以噤声表达对当局政治审查的强烈不满。
或近距离观察，或索性参与其中。在梳理这一段历史之后，端传媒总编辑张洁平和记者钟耀华逐渐浮现了“香港三年”的概念与脉络。他们进一步探索：曾经或正处于浪头上的人们，有着什么样的生命经验？他们对于反对运动又有什么样的理解？香港的未来，又该航向何方？这三年，和香港过去三十年的民主运动相比，究竟是往前进了一步，或者是过去三十年历史的又一次轮回？
《香港三年》这本书于焉诞生。10月12日到17日，端传媒在台湾举办五场发表会，从桃园、高雄、台中再到台北，一方面与读者分享香港民主运动的经验，一方面也希望为读者带来更多港台两地对照之下的思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出现民主政治亚体制。”
张洁平引用研究民主转型学者林茨（Juan J. Linz）的陈述。但她说，正是因为今日的香港人并不相信这套论述，这几年才会持续抗争，努力反抗这样的“宿命”，希望突破这个政治天花板。
钟耀华说，伞运期间，“三十年对话之路已尽，全面抗争必然发生”的论述不绝于耳，运动过后，主张菁英议会路线的民主回归派在新进的几次选举中各自交棒，泛民出现世代更替。
在《香港三年》里，钟耀华的角色和位置是多变的：在“雨伞运动”中，他被名列“学联五子”之一，也就是运动决策的核心人士；在伞运过后，他加入端传媒担任记者，他说希望藉此“赎罪”，清偿在运动中累积的资产与人脉，为社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希望回到历史脉络，找寻香港未来的出路。
做记者的半年里，钟耀华访谈即将告别议会或步入议会的两代人，看一代人从议会经验中传承对香港未来的想像，新生代又要如何摆脱旧有路线，走出新的议会政治。而后钟耀华也回首七十年代，盼能从社运风生水起的火红年代，启发香港当下的困境。
为了用文字记录下这场运动的参与者，钟耀华采访过去的战友岑敖晖。两人从运动期间互相支援的伙伴关系，转为采访者与受访者，他们一起回到雨伞运动时的占领区金钟，回忆三年多来，岑敖晖如何从一位“不懂社运为何”的大学生、到当选学生会干部，在参与运动后回归校园所面临的失落与困局。这一次，钟耀华不再只是陪伴者，更是聆听者与记录者，也因为这层关系，让他能将昔日战友描写得深刻而立体。
然而要谈“香港三年”，又怎么能够只看2013到16这三年？ 钟耀华说，伞运期间，“三十年对话之路已尽，全面抗争必然发生”的论述不绝于耳，运动过后，主张菁英议会路线的民主回归派在新进的几次选举中各自交棒，泛民出现世代更替。
从1983年中英谈判、1989年天安门事件，再到1997年主权正式移交、2003年七一游行提出普选诉求，以及往后中共人大几次对香港普选的回应，《香港三年》不但讲述反对运动的这三年，更溯及香港三十年来的历史。从所经历的时代中，试着爬梳香港未来要往何处去。
两代香港人要求民主治港
和钟耀华一同在台北出席发表会的岭南大学教授罗永生，与钟耀华恰好代表争取民主的两代香港人。1984年，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的罗永生，收到赵紫阳对于“民主治港，理所当然”的承诺；三十年后，学联找出这句话，要求北京兑现承诺。
在漫长的民主运动中，于两代人而言，又是如何理解“群众”与“组织”的呢？
钟耀华认为，群众之于老泛民，就是民主派的选票，是可受管控的；但对于学生来说，必须让群众参与抗争，才能从中产生主体性，形成政治意识。他也坦承，学联过去在组织学生群体时并不理想，而正是因为社区组织力不够，无法转化为全面抗争的资源，让群众自发参与。
罗永生归结出香港在伞运后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三个方向：政治目的由“民主回归”转向“独立、自决”；抗争手法由“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转向“勇武抗争”；组织方式则由“菁英政治”转向“去组织化”。然而，在体制层面却尚未完成转移。
对于部分人指老泛民“留下烂摊子”的责备，罗永生承认过去路线在某种意义上的失败，“但仔细分析，现在的抗争有没有超越当年？而在意识到困境之后，又提出克服问题的出路了吗？”他说，并不是老泛民太天真、不够聪明，而是“有些问题，再聪明的人也解决不了”。
面对当前的议会新政，有走出新的路线吗？钟耀华说，就算现在本土自决派的出现，看似产生新的“独立”路线，但却忽略了阶级、性别、空间议题的讨论，“那这样与三十年前的路线又有何异？”
而这两代人也都同意，在当下的困境里，香港需要被放到更大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寻找未来出路。
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无法归为泛民或建制的新世代议员共取得38万张选票，得到将近五分之一选民的支持。张洁平分析，这只能代表选民不满意旧的，并不表示他们认同新的政治力量。
回到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无法归为泛民或建制的新世代议员共取得38万张选票，得到将近五分之一选民的支持。张洁平分析，这只能代表选民不满意旧的，并不表示他们认同新的政治力量；钟耀华也认为，选民想让主张民主自决或本土的人试试看，至于后续如何，仍有待观察。
罗永生对此次选举的观察，除了世代交替与泛民内部的更新之外，也是对雨伞运动“非暴力抗争”路线的重新确认，更是对香港认同问题的转换：从暧昧不明的民主回归框架里走出来，而且不会回头。
在台湾的新书发表会中，无论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抑或是“今日台湾，明日香港”，近年来的变化总让人习惯于两地的相互参照。
一位香港听众在会后发表感想：“香港人不能忘记想要得到民主的想法，很多人认为只要生活安定就好。在香港的教育下，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其实是很少的。”台湾听众也回应：“台湾人的小确幸是建立在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上。台湾人要更了解自己，才能知道我们现在的自由有多可贵。”
另外，也有听众提出疑问：“香港最近崛起的本土派，是不是借镜过去台湾民进党的抗争路线？”罗永生答覆道，台港本土派之间的互动确实密切，但都流于形式，“从台湾拿回来的经验实际上真能运作吗？我想唯有双方深度交心，才能打开真正的对话。”钟耀华与张洁平也认为，除了经验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回到历史脉络”反思自身，才能有所启发，并足以检视两地的经验能否有效运作。
在中共极权政治之下，似乎也串连起两岸三地的人，忽远又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