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香港三年？看到《香港三年》书名的读者，都可能会首先浮起这个疑问。
端传媒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袂在2016年7月推出深度报导文集《香港三年》，用香港学者罗永生的话来说，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编辑的正在发生的历史”。特别之一就在于，它首先划定了“三年”，又在同一本书里，把“三年”与“三十年”并列而立，试图营造跨时空对话。
三年，按照编者的说法，是自戴耀廷发起非暴力不合作的占中倡议始，到旺角发生暴力骚乱止，中间所经过风起云涌的三年：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抛下了一颗名为“占领中环”的深水炸弹。
2014年8月31日，后来被称为“8．31决定”的香港特首普选框架出炉，北京尽落三闸，决意将不受其信任的参选人筛走。“占领中环”运动随即发布新闻稿表示：“今天对话之路已经走尽，占中必定发生”。
然而，世事不会依著剧本走。“占领中环”最终没有发生，87枚催泪弹，却于9月28日催生了由学生带领的“雨伞运动”——一场历时79天、在金钟政府总部外的大型占领运动，近百万市民参与。79天后，雨伞运动悄然落幕，没有遭到血腥镇压，亦换不到北京任何让步。运动“失败”，令民主运动参与者或走向激愤难平、或走向郁结创伤，“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成效备受挑战，一度团结一起的公民社会，碎成更多板块。
2015年6月18日，立法会否决了由北京指定的政治改革方案。不过，有别于2004年的那一次否决，北京表示“8．31决定”长期有效，俨然将一颗巨石，横亘在争取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普选）的路上。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争取民主路径被堵，有人开始直指比争取双普选更前瞻的问题：2047香港前途。
同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伞兵”取得最少6席（编按：各媒体伞兵定义不同），传统政党“大佬”却纷纷落马，带来一股“革新”和“政坛新人换旧人”的风潮。
2016年2月8日，原应喜气洋洋的大年初一，却在黑夜中，爆发了一场长达12小时的大型警民冲突。在“旺角骚乱”、“旺角暴乱”、“鱼蛋革命”、“鱼蛋暴动”等纷纭杂沓的命名争议之中，香港人确确实实地见证了躁动民意如何催生暴力抗争。
旺角骚乱将本来寂寂无名的本土派年轻人梁天琦带上了舞台，在2月的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从一个陪跑者，摇身一变成为决定非建制派与建制派谁胜谁负的关键人物，令泛民亦不得不紧张地劝告选民要“顾全大局”。2月29日，补选结果出炉，梁天琦高票落选，但其获得的15%选票，已定下本土派的基本盘，亦令他有力剑指9月立法会选举的议员席位。主张港独的本土派，在“确认书”风波出来之前，一直被认为很大机会首次挤身议会。
从2013年初到2016年初，香港身处剧烈的政治变局，人们习以为常的惯性突然不适用了，“新”的香港前途讨论、“新”的社会及政治运动模式、“新”的政治势力，乃至“新”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光谱洗牌，格局重组，“新”人类们浩浩荡荡，仿佛就要推翻旧有的一切。
香港三年，新在何处？
纵然风起云涌，这三年香港所经历的，真的如此的新、如此的特别吗？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在《香港三年》的新书推介会中，这样回答：这三年可说是挑战了过去30至50年的香港。但是，这三年又不特别，因为“这样的三年我们当年也经历过”。
他说的是中英谈判前的香港，无论是香港要改革还是要革命、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国族观念，还是香港前途往何处去……种种今天在社会上重新被热议的话题，“当年全部讨论过”、“今天我们把很多当年的问题重新问一次，然后说新时代到来了”。罗永生的疑问是，这是因为30年前的讨论未至彻底，还是因为今天与历史之间割断了联系？“也有原因是这三年变化太快，快到我们都不会问问题了。”
雨伞运动中的学联成员之一、《香港三年》的编辑之一钟耀华亦抱有同样的疑问：今天很多人在呼喊新时代已来临，“30年议会毫无寸进”、“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无用”，无论社运界还是本土派都瑯瑯上口，但到底新时代新在哪里？当大家都在强调旧的民主运动模式已经失效，我们对旧的一套，其实又有多少理解？
他指出，回顾历史可以看到，香港的街头运动实际上由1970年代走到80年代，已经慢慢衰落。80年代港英政府开放区议会选举，社运圈子掀起“是否应进入建制”的争论，最终参选议会成为大势所趋。同时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谈判桌的政治想像”扩充到最大范围，港人可以进入不同委员会，参与政治议程，这样的建制安排令很多民主运动参与者转而投身其中。
钟耀华认为30年后的今天，变化最大的，恐怕是“谈判桌的政治想像”本身。紧迫的打压与激烈的抗争之间，还有谈判桌吗？他认为雨伞运动某种程度上，就是“希望从这种逻辑挣扎出来，打破多年来的民主运动困局”。不过，他坦承，这种挣扎也未知是好或是坏，谁也不知道是否能挣扎出新路。这亦促使了他不断思考：今天所谓新的民主抗争运动，是否真的与过往30年的民主运动相差很远？不理解历史，又如何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新在何处”？
罗永生认为，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带著《香港三年》将香港这三年发生的事，跟过去30年的民主运动道路并置，它不是从线性的角度讲述历史，而是试图营造一个现实与历史的对话空间，寻找当中相关及值得参考的地方，尝试找回有用但被遗忘的东西。他亦重申，30年来民主运动的讨论其实重复又重复，很多问题，当年已经提出过，只是未有充分解答。
钟耀华追问罗永生：那为何1980年代后期，讨论停止了，当时的民主运动领导者自然要所有人都放下其他东西，去成就其中一条道路？
罗永生说，今天我们回头去看，会发现那时所有人都选择了“权宜之计”──中共80年代前不收回香港，是权宜之计；80年代决定以“一国两制”收回香港，也是权宜之计。香港当年的运动者们，在这些权宜之计中讨论，以为找到了答案，盖过了其他出路的思考，但其实一切都是“天跌落嚟”（“天”赐的）。例如，80年代，人们谈议会道路，但当时是否真的有足够成熟的条件走这条路？民主运动参与者并未有充分考虑过这些问题。
“三年的时间，还未有沉淀出任何答案……我们希望以‘反对运动的集结与分裂’与‘香港的记忆战场与拾遗’，作为相互对照的两条线索，可以尽可能准确地捕捉时代的气息，梳理来时路，为面向自由未来的公共辩论，打下基础。”这是《香港三年》两位编辑在编者的话中所说。
风暴将我们不断吹向未来，但答案可能亦藏在过去。
《香港三年》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编者：张洁平，钟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