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最后一天，刚遭免除院长职务的夏林清忙碌地穿梭在辅仁大学社科院的办公室之间，交接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见到她时，她刚离开一个会议，神情看上去有一点疲惫，但是很平静，看到我站在门外，她微笑招呼我进她的办公室。
眼前的这位老人，头发花白，身材消瘦，1300度的近视让她查收公文都很吃力。4个月之前，她几乎不使用脸书，“我本来真的不觉得自己跟网路（网络）文化有什么关系，我巴不得早一点退休，不要再看电脑。”但是在这4个月内，她使用脸书发布了超过60篇贴文。这些贴文中，有向学生喊话的，有回应外界质疑的，也有内心自白和诉说心情的。
之后随着各方进场，卷入这场洪水当中，她的发文越来越频繁，其中不乏言词激烈，像是战斗檄文一样的声音。而回应她的人们大多与她针锋相对，贴文多的爬不回一楼。（编按：指贴文多到看不到第一篇留言。）
搅动这场激烈对抗的，是一场发生在1年多前的性侵案。
没有调查权限的第三轨
2015年4月，辅大心理系（简称辅心）的第一届陆生朱伯铭将要毕业了，在面对人生进路时，他选择继续深造，他只填了一个志愿，那就是继续留在辅大心理系读研究所，这是他投注4年青春人生的地方。师长们对他喜爱有加，带他进入田野场地，进入社会运动，用辅心引以为傲的实践方式，带他了解“最真实”的台湾社会。
左派的立场，贴近底层的方式，让他成为了一个标榜“左派”的青年。而接受访问的辅心学生多数以“积极”、“好学”和“热情”形容他。
但现在休学回家的他已不愿意回顾辅大这段经历，再谈起时，他称之为“黑历史”。
一切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毕业典礼的那个晚上。朱伯铭在2016年5月29日于自己的脸书上贴出一篇长文（以下简称“529贴文”），自述在去年毕业典礼的晚上，他参加完一个活动，回到辅大，联络同样是心理系毕业生的女友巫同学，但是迟迟未取得联系。他知道她和朋友们在心理系所在的圣言楼851教室聚会。夜已深，焦急的他前往851教室，想要接女友回宿舍，却在楼梯口撞见事件正在发生的那一刻。新北市地检署检察官日后以“乘机性侵”的罪名起诉了王姓学生。
心理系事发后的半个多月，成立了一个包括系主任何东洪、教授夏林清、其他老师、硕博士生和助教共8人的“工作小组”，这个小组不在校内“性别平等教育”的机制下，成立的目的是想尝试在体制之外“多做一点”。
何谓“多做一点”？据工作小组成员介绍，在性侵案件中，走入司法程序之后，双方都只能等待法律的推进，但是这两位当事人都是系上学生，他们的生活圈高度重叠，不得不去面对人际关系的撕裂，工作小组希望能够帮助和陪伴当事人走过这段创伤时期。
将近1年的尝试，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与此相关的人们，谁都说不出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朱伯铭和受害者在这个过程中受伤了，就像受害女生事后所言“受伤的感觉是真的”。
这个工作小组被称为“第三轨”，它平行于司法和性平机制。小组成立后，访谈和记录了两位当事人对于事件的记忆，并且请他们各自确认和签名。工作小组称他们与受害学生是“合作关系”，对此，受害人也认同。
然而，随着工作的推进，特别是当王姓学生的家人为他请了律师之后，王便选择沉默以对。对于受害人提出的道歉、退学等要求和事件具体细节讳莫如深，工作小组的推进陷入困难。这个不具有调查权限的小组，在一方退出沟通之后只能以一份没有结论的报告做结，并且将此份报告提交校方性平会。
时任系主任何东洪在今年6月的访问中检讨工作小组，他认为工作小组既没有回应到朱伯铭对于正义的需求，也没有让王承接和面对自己的错误。说：
“小组是必要的，但是也有局限性的，但是这个局限性我现在也说不出来。”
这将近1年的尝试，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与此相关的人们，谁都说不出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朱伯铭和受害者在这个过程中受伤了，就像受害女生事后所言“受伤的感觉是真的”。
至此，这个尝试想要“多做一点”的工作小组彻底失败，朱伯铭和受害者既焦虑又愤怒，系上其他同学也陷入不满和惴惴不安的集体情绪中。当初看上去立意良善的尝试，所造成的撕裂已无法缝合。尝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时带来了茫然和疑惑。
辅心在台湾心理学界十分独特
辅大心理系想要“多做一点”的意图，来自它在心理学界的独特背景。
台湾心理学界分支繁多，每个学校的心理系建制也不同，教育训练相差很大。辅仁大学亦分为“临床心理系”和“心理系”；前者属于医学院，而后者属于社会科学院。但在整个非临床心理学界，像辅大心理系这样属于社科院的心理系也很罕见，一般的心理系多归为理学院。
在辅大心理系，大学部不分方向，到研究所阶段分为三组：“社会文化与谘商心理学组”、“工商衡鉴与应用认知心理学组”和今年刚成立的“社会实践与对话探究学组”。
社文谘商组早年是心理系的“显学”，也最为外界所知。夏林清被视为是社文谘商组的权威，他为“社文谘商组”开辟出一条独特路线：
一般心理系的训练要求学生在成为心理师之后待在自己的诊疗室，面对好自己的个案就好。而辅心则反其道而行，推崇积极入世的社会实践和参与，对于社会议题积极表态。一直以来，他们以“革命派”的姿态活跃在台湾心理学界。
夏林清1977年从宾州州立大学学成回台，隔年被辅大应用心理系系主任吕渔亭请到辅大接管学生辅导中心。在8年任期中，夏林清开始接触辅大应用心理学系的运作，并且对于这个系开始有了自己的想像。
在辅大工作后的第3年，夏林清决定放弃“治疗谘商者”而选择当“教育工作者”。她曾自述：
“这个选择在当时是逆势而行的，因为各种外来治疗风尚正在兴起，做‘治疗’的专业评比身价又高于教师。然而，‘教育者’比治疗者、谘商师四通八达，它可上山下海地在人们熟悉的文化角色中推进关系，开展生命变化与学习的历程。”
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夏在行动研究和团体动力上自成一格。再加上那时整个台湾社会正处于党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些年轻的学者，共同经历一连串的政治反对运动。这对夏林清此后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夏也是在这段时间走上街头运动，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社会运动经历。
“质量之争”的结果颇具戏剧性……2000年，辅心正式从“应用心理系”更名为“心理系”，从教育学院的文开楼搬到了理学院的圣言楼……2011年，在夏林清的主导之下，辅心改隶属社会科学院。
在夏林清和其他路线相同的教师开展自己的学术和实践之路时，辅大心理系同时有另一派由台大心理系训练出来的老师，他们以实证研究为典范，与夏林清等人的“非实证路线”产生竞争。
这样的路线差异到了1999年，辅心增设博士班之后，系上发生了学科典范之争，也就是日后被辅心学生称为“质量之争”的历史事件。“质量之争”的两个形式上的争议体现在要不要从“应用心理系”更名为“心理系”，以及是否要搬到理学院。
夏林清在回顾“质量之争”时称，当时研究所的毕业生，只是有硕士学历的实务工作者，他们要活用自己的心理学，为了讨生活，要进入社会的各种位置。在台湾解严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开始有了空间，硕士班学生的实务取向，让系上开始讨论方法论的分裂。而辅心所产生的种种冲突，也是承载了当时美国学术圈的冲突。
而“质量之争”的结果颇具戏剧性。在当年的外部评鉴中，评鉴委员给出的意见是，辅心应该更名为“心理系”同时搬到理学院。于是在2000年，辅心正式从“应用心理系”更名为“心理系”，从教育学院的文开楼搬到了理学院的圣言楼。
在文开楼时，辅心拥有一整层教学及办公区域，有专属的团体和个别谘商室，但是到了圣言楼，心理系的空间只剩下小小的一块区域，学生们对此感到不满和愤怒。面对学生们来势汹汹的压力，主导量化的3位老师在当年暑假离职，去了佛光大学新设立的心理系。此后，以非实证为主要路线的心理系在理学院显得格格不入，2011年，在夏林清的主导之下，辅心改隶属社会科学院。
辅大心理系有一间851教室，这个铺着木地板，四周环绕书架，有着吧台的教室是心理系学生团体活动的中心。辅心的学生们在系上的公共空间里，交流、沟通是他们习惯的相处方式。在851的空间里坐卧躺，十分放松。
夏林清和历届心理系的学生在不大的空间内尝试创造了不同形式的公共空间。除了851教室之外，还有走廊上的高脚椅，沙发区，最特别的是一个名为“Broca”的空间。
顺着楼梯走上来，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扇灯光温暖的窗户，白色的窗帘后方，墙上的架子整齐的排列着瓶瓶罐罐和一些食物，窗口的桌上放着咖啡机，运气好时，还会有各种口味的厚片土司。窗户的外面，围绕着吧台，摆着几张高脚椅，中午时分，辅大心理系大四的江兴亚正坐在窗口跟几个同学一起吃饭，他之前负责掌管这个名叫“Broca”的空间，职位是“馆长”，这个像街角咖啡馆一样的地方，是心理系的资讯中枢，这个温馨的小角落是许多辅心人的共同回忆，下课饿了，想找人聊天了，便会来到这里，只要有值班的同学在，便会有食物和话题。
“Broca是人的大脑内一个掌管语言的区域。”江前馆长向我介绍到，“夏老师在美国留学时受到影响，她提出希望在系上做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促成学生之间更多的沟通。”而和人沟通，便是辅心最重要的训练之一。
《性平法》的局限性
辅心的这一支非实证路线走到这个时代，被认为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贴近社会贴近底层，以人类学田野式的蹲点进驻社区，敢于表态甚至从事政治运动。他们并不将自己未来的进路局限在考上心理师证照，而是将精力投注在助人工作上，特别是进入中小学，担任辅导老师或者进入NGO工作，从事政治工作。
在学术上，这一支路线的研究生擅长做反身性研究，去剖析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将这些个人的生命经历放置在整个台湾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当中进行反思。这种独特性让他们既骄傲又焦虑，因为独特意味着少数；但也反过来让他们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从学生生涯一直延续到毕业后10年、20年。
2016年9月21日，受害的女同学在脸书公开贴文向夏林清道歉，但风波没有平息，反而被推上另一个高峰。隔天，有人在辅大的风华广场上发起“我就是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的抗议行动，这场持续一天的活动中，也意外促成了对于《性平法》的公开讨论与争辩。
现场有来自师大教育心理系的学生质疑辅心的工作小组违反《性平法》。辅大心理系的旁听生蒋谊劭拿着麦克风对在场的众人喊话：“难道《性平法》立法之后都不用修改，不给任何《性平法》以外，发展可能的工作方法的可能性和空间？我认为这对台湾的教育是不利的。”
他说：“实务上很多工作者都碰到了《性平法》的限制，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资料都摊开来，和辅大的资料一起看，然后彼此来做参照，进而往前的推进，来检讨《性平法》哪里好，哪里不好，哪里该保留，哪里该改进，然后往前推进，推动《性平法》的修法，甚至是能有其他更好的管道和工作方法，多种工作方法可以并存，我觉得这才是对台湾教育有帮助的。”
稍早在一场相关论坛上，东华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的廉兮老师回顾自己处理类似案件的经历时，也提到了现行性平机制在运作中的局限性：
“性平会的调查委员要在公平公正，不带有情感的状况下，写出一个报告。但你看见了学生们的困境也不能在事后去帮助他们和关心他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应该是把案例特殊化，推到法律的部分解决而已。我们在第一现场是否因为有风险就要弃守？要怎么做到教育者在冲突的位置上继续工作？”
在国小担任辅导老师的李文英在论坛上表示，现在的迷思，是只有专业的谘商师才能处理，但中小学的辅导工作其实最适合的人是班导师。“法（性平法）进入校园之前，我的空间是大的，是可以更贴近孩子的，类似辅大的工作小组想要做的事情，但现在空间被紧缩了。”
辅心的毕业生中，有很多人选择去中小学担任辅导老师，夏林清一直以来也致力于此，定期跟这些辅导老师座谈，这是夏林清的学术路线在中小学当中的实践，也是她最关切的。在访问中，夏林清表示，“我从前都是协助他们（中小学辅导老师）的人，我这次变成‘以身试法’，虽然我并没有想要‘以身试法’，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反而觉得自己跟他们平等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处境当中。我一定程度认为是收获。也许我被打趴在地上，说我犯法了，但是我们是教育辅导，不是性平会里的调查小组，这是两个东西。”
夏林清运用自己社科院院长的职权操纵工作小组进程，延缓该案进入性平机制……“529贴文”事件之后，夏及其支持者，也将与朱巫二人之间的矛盾，和来自社运界友人的质疑，上升到了“敌我矛盾”的程度。
朱伯铭在“529贴文”中称，去年的7月13日，他曾找夏林清询问如何处理此事。在那次对话中，出现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夏林清经典语录“不要乱踩上一个受害者的位置！”“这件事搞不好就是压垮这个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朱对于夏林清4年以来的信赖，就此开始崩解。
在此后“529贴文”的描述中，夏林清运用自己社科院院长的职权操纵工作小组进程，延缓该案进入性平机制，被外界解读为意图“吃案”。而工作小组和朱巫的关系破裂之后，为防止事件外溢，又在系上关切按了巫在今年3月一则公开该案的脸书贴文赞的同学，造成被关切的同学恐慌，朱形容这是“白色恐怖”。
但以上“529贴文”中的描述，夏林清均不认同，她始终认为，这篇贴文是对她的恶意“构陷”，这也是她和坚定支持她的人们日后站在一个战斗位置上的最初原因——她要为自己“讨回清白”。而这个讨要的对象，除了朱、巫还有看不见面孔的广大网民。
9月的最后一天，在访问夏林清的尾声，我问她，面对外界这么强大的舆论压力，怎么有办法一直“战斗”到现在？
她告诉我，如果不是过去30年的运动经历，她应该早就崩溃了。在看到那么多人骂她时，她想起了曾经一起做妓权运动的公娼们，“我陪着她们走过菜市场时，被人吐口水。”
在夏林清30多年的运动生涯里，她从事过劳工运动、妓权运动、性别运动，创立芦荻社区大学和“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在90年代的“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系统、2002年成立的“人民火大行动联盟”和2011年由“火盟”分裂出来的“人民民主阵线”。
这些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团体中，夏林清都是核心骨干。在这次的事件中，辅大心理系和“民阵”之间的关系台面化，人们惊讶于原来“民阵”有这么多成员都是辅大心理系的毕业生，不断有从辅心毕业的年轻人加入“民阵”使得组织不会缺血。但这个团体成员间的紧密关系，也意味着外人难以进入。
关于如何处理组织内部的歧异冲突，一直是从列宁以降的左翼运动体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区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
而夏林清参与、主导的“民阵”系统组织一路以来在处理内部矛盾时，往往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的层次，用斗争敌人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在此次“529贴文”事件之后，夏及其支持者，也将与朱巫二人之间的矛盾，和来自社运界友人的质疑，上升到了“敌我矛盾”的程度。“辅心—民阵”系统内部高度紧密的共同体经验是一把双刃剑，能够提供内部成员强大的动能和彼此之间的支持，但同时也使得他们在面对内部矛盾时，非友即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