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去年6月发生一起王姓学生涉嫌性侵同系学姐的事件。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调查后，今年1月以“乘机性交罪”起诉涉案的王姓学生。
在台湾，类似的校园性侵案并不是史无前例，但这起发生在辅大心理系的案件，由于该系师生自恃专业，特别是心理系教授兼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林清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势作风，引发了一起社运界和知识界的大论战。
然而在这起事件中，除了“拥夏（林清）”和“反夏”阵营的笔战，或者沉陷于讨论加害人、受害人之间的人际网络、知识背景之外，另一个可能更值得公众关注的角度，恐怕是辅仁大学校方处理这起案件时犯下了哪些错误？如何“漏接”了受害人，让她被抛进了舆论的修罗场，遭到反覆辗压。
从辅大校方到心理系，处理这起性侵案件时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风风雨雨，有没有可能其实可以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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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讲，如果时光重来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处理。”
林泽康（化名）谈到这起性侵疑案，满是悔不当初。他在辅仁大学工作，熟悉《性别平等教育法》、也曾担任全校“性别平等教育委员”。 林泽康的悔恨从何而来？恐怕必须从15个月前开始：
这起性侵案发生的当下，事实上整个台湾社会的目光完全集中在另一件更加震撼人心的事件上：八仙乐园尘爆案，近500人在这起意外中伤亡，其中包括7名辅大在校生和2名校友。辅大校方投入相当的人力照护、协助尘暴伤者。一位受访者形容：当时分身乏术，“的确没有把这件事（性侵案）列为优先。”
即使八仙尘爆是第一时间校方没有积极介入的原因，但仍有人质疑校方是从本案开始就怠忽职守。
辅大校长江汉声今年9月曾经为本案发出一封公开信，信里提到：学校在案件发生后，确实依规定在24小时内通报，“惟当时学校亦多次透过心理系都无法直接联络到受害人，（无法）确认其是否愿意启动性平程序。”
江汉声这一段话备受质疑：学校怎么可能联络不上自己的学生？
对这一点，辅大法律学院副院长、性平会顾问吴志光还原了当时的情况：“我们在确认当事人意愿的过程中有困难，因为当时她身心受创，心理系给我们的讯息是她不愿意谈、不愿意申请调查、不愿意跟学校接触，只能透过系上传话， 我们无从确认本人真实意愿是否如此。”
但吴志光说：“其实我们无论无何都要跟本人确认才对。”
林泽康也同意“无论如何要跟（受害人）本人确认”的说法。他说依《性平法》规定，除了当事人得以主动申请调查，也可采用检举方式开启性平程序，若遇上案情情节重大或行为人身份敏感等前提，校方更可以直接指定老师、教官任一人作为检举人，主动启动性平会调查机制。
“从个案来看，如果案情重大或行为人身份敏感，‘理论上’校方应该先启动检举程序，让案子发动，再跟当事人好好沟通，对他晓以大义。……不过若当事人实在不愿意，实务上动不了，这种案子也还是有的。”林泽康补充。
对照江汉声和林泽康的说法可以发现，在启动性平调查程序的第一步，校方就自动弃守退场，并非联系不上学生，而是未尽到亲自联系上学生的责任。当校方把联系学生的职责，完全地交付给心理系，就造成了第一次严重“漏接”。
但对于遭校方暗指隐匿性平资讯，有误导学生延误提报之嫌的前心理系主任何东洪，则“坚决不认！”何东洪表示，学校第一时间就依照《性平法》规定，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程序，案发隔天，校方也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由时任系主任的他代表心理系出席。
何东洪反驳校方，指会议中心理系表达主动承接辅导学生情绪的任务，校方知情、也同意，“学校一开始基于相信心理系的专业，所以交给我们处理。但不能因为一年后的po文风波，就认定心理系工作小组运作失败，而把所有责任都推过来。”
吴志光说，校方在去年9月30日接获女学生申调，10月初即展开调查，中间仅对关系人进行过一次访谈，10月底作出结案报告，认定行为人乘机猥亵，对行为人作出留校察看的惩处。但性平会当时加注了但书，因当时司法程序仍未起诉，倘若起诉后罪名加重，将再改为退学处分。
吴志光回忆，10月底结案，作出乘机猥亵的决议，移送学生奖惩会讨论，乃至3月底行为人改为退学处分，这段期间本案“再无声响”，没有任何人对此案调查结果提出异议，也未再接获当事人或心理系上任何讯息，在性平会的纪录上，此案早已划下句点。
为什么性平会要加注但书？为什么一开始对涉案学生的处分是较轻的“留校察看”，之后才又改为“退学”？答案在于性平会所属的行政程序与检调所属的司法程序的“时间落差”。
“时间落差”的意思是：当性平会于9月底启动调查时，首要的任务当然是厘清事实，但问题在于性平会的调查能力很有限，但检调却坚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无法向性平会提供事实认定结果，在缺乏强而有力的科学证据（如DNA检测）下，性平会仅能就口述、书面资料、监视器画面等现有证据做判断，做出了“乘机猥亵”而不是“性侵”的认定。
性平、司法两轨调查的不同步，导致性平会原本做出的乘机猥亵结论被推翻，学校才转而加重王生惩处，显见行政与司法调查的扞格，期间的转折，让原本已对心理系工作小组失望的受害学生，再一次感受到行政力量的局限性，二度期待落空。
受害人男友朱姓学生在PO文中引述夏林清说：“这件事如果传出去，搞不好会成为压垮这个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提到夏的言语上更导向学生酒后乱性，造成女学生二度伤害。文章也指控心理系方面曾经针对在受害女学生脸书文章上按赞的学生，一一确认身份，事后寄信“提醒”。
因为男友文章指控历历在目、言之凿凿，大批网友立刻选边站，出声谴责夏林清，连社福团体、立法委员也忙不迭地跳进来表态。受害女学生和夏林清两造的争执自此持续几个月，直到本文撰稿时，夏林清仍然持续发文抨击朱姓学生。
但在“529PO文”发布之后，另一场攻防战发生在辅大校方和心理系之间：
由于“529PO文”的风波快速蔓延，教育部在6月初开始调查整起案件。辅大校方因此在6月17日召开性平会，会中认定心理系在2015年7月自己成立的“工作小组”，违反了《性平法》和《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的规定， 辅大校方决定惩处工作小组召集人何东洪，免去他心理系主任的职务。
部分心理系师生对辅大校方和心理系“划清界线”的作法很不满，反控校方从一开始就知道“工作小组”的存在，从来也没有成立小组的适法性，直到今年5月底社会舆论排山倒海而来，心理系工作小组一夕间才成了代罪羔羊。
究竟辅大校方知不知道心理系组成了一个性平机制以外的“工作小组”处理性案？什么时候知道的？知道了有什么反应？ 校方、系方的说法至今兜不拢。
“若没有529PO文，校方认为（心理系）工作小组OK，‘529PO文’出来后，事情大条了，学校才开始检讨性平流程出问题。”何东洪说校方老早就知悉工作小组。校方则宣称9月底受理女学生申调性平的前后，学校才首度“白纸黑字”看见心理系上呈的工作小组结案报告书。
至于心理系工作小组有无涉及调查行为，校方强调证据确凿，工作小组结案报告明确行文作出判断是否企图性侵的字眼。夏林清一方则坚持，辅导过程难以避免当事人主观陈述，工作小组目的是“教育、促进协商与相互理解”，与当事人一起重建事件经过，在报告上描述的是当事人主观叙述，并未涉及判决。
看在林泽康的眼里，把事情愈搞愈糟的是6月7日的全系讨论会。这场会议除了超过8小时的长度让外界目瞪口呆外，更重要的是这场会议召开的动机，固然是如何东洪说的，是为了让系上同学了解“529PO文”事件。但问题在于“529PO文”和性侵事件事实上难以切割。事件的受害人和朱姓学生在现场遭到部分毕业的系友，事实也是夏林清主导的政治团体“人民民主阵线”成员的严厉指责，是这场“讨论会”日后被一部分批评认为是“公审大会”的重要原因。
林泽康感叹，如果事情停留在“529po文”，没有6月7日的讨论会；没有网路上那么多的说明和笔战，甚或夏林清去告朱姓学生诽谤，让案情走入司法程序处理都比现在好。一方面事件比较能平息下来，二方面学校就会尊重程序，不会被迫必须断然处置心理系和夏林清、何东洪等教授。
2016年9月21日，辅大心理系性侵案后的第15个月，受害女学生在脸书上公开向辅大前社科院长夏林清道歉。在信里，女学生说：“我要跟夏老师说对不起，我在跟老师谈话的过程里，确实很受伤，但夏老师没有吃案，过程里的社会舆论效应所形成的吃案说法，夏老师为此受到的诸多指控，并非我的本意，但仍伤害了夏老师。”
原本女学生试图让这起性侵案外案到此为止，没想到此文一出，各界举起挞伐的大旗。“为什么性侵案受害者要道歉？”各方批判夏林清声音不降反升，甚至推上了事件发生以来的最高峰。不少评论者明示或暗指受害女学生是因为不堪夏林清的高分贝批判，最后只好出面道歉，或者说“被道歉”。
深恐激化的对立言论再起，9月23日，辅大校方对外召开记者会，在案外案事件爆发后，首度对外坦承校方疏失。但校方只轻轻担起了“督导不周”的错误，校方表示任由心理系自组教育辅导工作小组，导致越俎代庖，跨越了《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调查红线，并罗列心理系工作小组违反条文。
另一方面，辅大校方火速作出暂停夏林清的社科院长职务，并展开夏林清、何东洪的适任性调查。
何东洪形容辅大校方：“只用网路（网络）资料审判，把人抓出来当停损点，牺牲老师。”他认为校方被动回应舆论压力，当所谓的6月7日心理系百人公审会影片流出，校方完全不采信系上说词，而是依据被媒体错接的影片内容，便认定他与夏林清有违学术伦理之嫌。
林泽康透露辅大的处置来自于：第一，607讨论会影片外流，当中一部分参与者的言行在公众反覆检视后引发社会强烈批判；第二，夏林清明知此事牵涉到一起性侵案，但却接受邀请上政论节目为自己辩驳。因此在9月26日的性平会议上，校方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启动夏、何两人的适任性调查。
林泽康很沉重地说：“既然宣称是在做教育辅导工作，但辅导应有辅导专业伦理，不该造成学生二度伤害，她（指夏林清）在脸书、甚至上节目抗辩，说自己没有公审、没有二度伤害，声称外人误解、去脉络。那就应该交由外部专家把两百多页的607（全系讨论会）逐字稿全部看完，一一解读、确认。这不是学校自己判断，是交给专家，因为我们觉得外界的指摘是值得重视的。”
他又说：“退一万步言，假如你不是教育、辅导人员，做这些事情顶多受到道德谴责，但今天如果是司法人员、教育辅导人员，各有各的法律规范跟专业伦理。站在防止对当事人造成二度伤害的立场上，这就有问题。”
辅大校方的性平会在事发之初没有主动坚决处理本案，而更多地将处理责任“下放”给心理系，相信心理系可以处理得好，造成了第一次漏接。
而心理系意图在司法和性平程序外开辟没有法定职权的“第三轨”，以“工作小组”甚至“全系大会”的方式处理本案，这是第二次漏接。两度“漏接”，处理层层“下放”的后果，就是有法定职权的单位处理积极度远不如体制外的“小组”或“大会”，一旦这些“小组”或“大会”运作失控，或者落入特定团体把持后，就成了现在的一团乱局：夏林清、心理系、学校都各自压迫了他人，也同时踩上了受害者的位置。而真正的受害人，就在这样的荒唐的过程中反覆遭到“辗压”。
这是一个“全输”的结局：
在这起事件中，除遭受性侵本身的痛，女学生承受更多的是“不被信任的痛”，原本亲近的师长、同学、学长姊等社会关系一并卷入风暴中震荡，让女学生被推入孤绝处境。
或许，对受害学生及朱姓男友而言，长达十五个月来所面对的，何尝不也是一种信念冲击，以及师生、友伴关系的信任崩解。两人以亲身亲历，眼看过去四年所学的批判实践路线，是如何重重地压垮了那个“曾经坚信不移的自己”。
另一方面，在此事件中，虽非主要箭靶，却也一并承担诸多行政责任的何东洪也愤怒表示：“他们（指夏派）什么时候考量过我的立场？把所有人都拖过去，不去就是敌方，他们的搞法也‘辗压’了我。”
谈起这起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因性侵案而衍生的外溢风暴，林泽康懊恼之余，也认为辅大性平会应该彻底学到一次教训，有法定职权的性平会，就应该坚决地自己处理案件，“我不确定学校可以再改善什么，但日后绝对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