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等至少6个中国一二线城市,10月8日、9日同时发布当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简称网约车)服务规范细则草案。然而,部分条款对网约车、网约车驾驶员准入资格要求极严,尤其是北京与上海皆规定网约车司机驾驶员持有当地户口、当地车牌,被舆论批评是构建了实质壁垒,不仅有违两个月前国务院对网约车业务的支持态度,而且实质上封杀了网约车市场。中国网约车市场老大滴滴出行发表公开信,直言若草案获得通过,将让网约车车费翻倍、效率降低、驾驶员人数大幅减少。
两月前中国推出全球第一部网约车法规
优步(Uber)等网约车平台在多国都对出租车产业皆造成冲击,加上安全、环保、交通拥堵等因素,因而在多个国家都被封禁或面临诉讼。但2016年7月底,已经成为全球网约车业务最成熟、订单数量最多的中国却独步全球,成为第一个承认网约车合法的国家。由国务院下发的两份指导性建议,对网约车平台持鼓励态度,仅限定了类似驾驶员须无交通肇事犯罪、吸毒、暴力犯罪记录等负面清单,且对私家车登记成为网约车也无过多限制。
交通部当时也表明,将网约车行业视为中国“互连网+”新经济的模板,利用网约车共乘、顺风车的分享经济模式,有助于缓解塞车及汽车废弃污染问题。甚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曾提出,在互联网领域,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比发达国家有更大优势。因此,当时有分析认为,中国网约车市场有望借此走向规范化。许多规定松绑显示对网约车市场的高度肯定,将使得网约车的进入门槛降低。
地方草案门槛极高
然而,8日首先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的主管部门,9日又增加重庆、天津等地,同日公布的当地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草案),却加入了远超舆论想像的严苛规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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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驾驶员资质提出新要求。北京、上海均要求驾驶员必须取得本地户籍,且必须持有本地驾照。滴滴回应称,上海目前的41万名滴滴网约车司机中,只有1万人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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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车辆标准提出新要求。北京、上海、深圳均要求网约车的轴距必须≥2700mm,排量≥1.8T或2.0L,深圳更要求车辆年限小于两年。滴滴统计,目前上海网约车中,符合新轴距要求的不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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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网约车业务范围。上海规定网约车不得承接火车站、机场出发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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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乘业务,即通常所说的顺风车、拼车业务,被限定在每天最多2单。
滴滴声称,粗略估算,草案的规定,将导致网约车的乘客等待时长从5分钟延长到15分钟,车费提高到出租车的两倍,司机收入降低70%,并影响数百万个家庭。而原先响应“分享经济”从事网约车的兼职车主,也将被迫退出这个行业,使在中国落地发芽的分享经济受到重创。
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文质疑
不满草案的不仅仅有滴滴这样的行业利益者,不少媒体甚至连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在网络上发文质疑这一决策。
文章定调称:“这些城市的网约车条文,与几个月前交通部所出台的两个文件相比,条件苛刻了许多,或有过度执行之嫌。”文章还质疑为何要限定驾驶员必须持有当地户口,“我们已经有了房价、户口等诸多手段,难道特大城市真打算将多余的梦想驱逐出境?”
有网友认为,“京人”、“沪人”的规定有歧视之嫌,等于剥夺外地人的就业机会,希望能给予各地户籍就业者一样的权力,不该一边鼓励人创业、兼职,又一边浇熄创业者的热情。
新华社则发表评论,呼吁各城市在草案的公示阶段,要广泛征求意见,不可以此“暂行办法”当作尚方宝剑,而不做出修订。
这是缺乏正常的博弈过程的闭门决策。从滴滴方面对新规细则的反应可以看出,参与决策的官僚既没有听取网约车平台的意见,更没有了解过业已形成的网约车行业生态,只是根据决策官僚的喜恶及偏见以及更为颟顸的上级要求就轻率拍板。尽管决策的目的被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从决策事实来分析,其目的既不是为了老百姓的方便和安全,也不是为了规范行业管理,根本上是为了满足更上级官僚对城市外来人口的排挤。
各地政府解释要从城市病、环保角度考虑
面对质疑,北京、上海等地主管部门也做出回应,官方专家也提出理论依据。
北京市交通委运输局副局长马瑞表示,实施“京人京牌”是从首都功能定位、人口调控和功能疏解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进行考虑的。“政策的制定不能光看一个行业,还要从城市的功能定位来考虑。”马瑞表示,北京“城市病”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严重影响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而规定网约车“本市户籍、本市车辆”就是从治理“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上考虑的。
在官方研讨会上发言的专家更明言,网约车就是应该和出租车分出档次:“出租车主要满足老百姓日常的出行需求,网约车则定位于满足对高品质出行有需求的人群。”
而上海则解释,要求网约车在当地注册登记,是为从绿色角度考虑道路承载能力与环境容量条件等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