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雨伞运动”已踏入两周年。去年此时，公民社会仍困在伞运“失败”的愁云惨雾之中，聚焦于追究“失败”责任谁属。接著的一年，一连串事件包括区议会选举、旺角骚乱、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和立法会选举等，不但将伞后新势力带进议会，改变了民主派的政治势力板块，更开始扭转悲愤无力的整体氛围，令公民社会重新起步，思考和实践更多的可能。
经历了两年的酝酿沉淀，以今天的目光回望雨伞运动，到底会带来什么新的反省和想像？为打开新的讨论，《端传媒》筹备了“雨伞两周年”检讨与前瞻专题，于9月28日开始陆续发表。
伞运一周年和两周年，境况情绪迥异。去年，失落和无力感充斥不少港人胸臆。面对威权的步步进逼，香港公民社会的群众动员不再有效，游行无用论甚嚣尘上。历史亦告诫我们，大型社运除了带来新思潮、促进体制改革，也常令菁英统治阶层联合面对挑战、继而巩固现状。六四过后，中国大陆玩世犬儒的氛围，依旧是自由民主的梦魇。
伞运──民主退潮中的异数
今年，立法会选举出现史无前例的高投票率，说明香港市民珍视其政治权利，自我动员，未言放弃。数名缺乏全港知名度、资源紧绌、被视为“左胶”的社运中坚高票当选；泛民政党有左翼倾向的中青代成功接棒；而主张排外和勇武的政党的表现却未如理想。尤其是后者具论述能力的旗手分别被禁参选、堕马或败选，故可以说是遭遇挫败。
积极介入伞运的新生代，取得民意授权，固然是最具象的薪火相传，但尤为重要的是，左翼本土的选举宣传跨越了身份政治的主旋律，渗入了批判官商共谋体制、审议分配正义、反思城市空间等议题，而效果却比预料的好。当然，选举结果只是反对派阵营中的本土派成功吸纳泛民票源，反对派和建制派得票比例未变，香港的政治格局依旧僵持。在拥有制度资源之后，本土派是否能够连结社运和政运，不再跌入泛民所谓“行礼如仪”的窠臼，更是艰巨的考验。
但无论如何，雨伞运动的涟漪，在国际上可谓独树一帜。如果说中国是1989年世界民主浪潮中的例外，那么香港也偏离了2011年全球社运的路径。源于占领华尔街的新社运，虽然造就了众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却鲜有带来实质的政治变革，遑论帮助社运人士进入议会。在这波社运的起源地欧美中东，充斥著战火战乱、威权回朝、难民潮、右翼民粹主义、疑欧排外等现象。西班牙左翼政党 Podemos 光环不再，新一轮国会选举失去百多万票支持；坚持收容难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地方选举接连受挫；投机反移民反贸易的特朗普，却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愈战愈勇。
以上述现象判断新社运失败，固然言之尚早。但是，这些接踵而至的困局，却助长了社运激化矛盾、导致社会撕裂和失序的论述，也滋长了右翼思潮在欧美崛起的土壤。此时此刻，朱凯廸一句“他们要民族自决，我要民主自决”，铿锵有声。当民主运动和民主平等的理想在全球退潮，却意外的在香港转进。这说得上是对广场上79个昼夜，弥足珍贵的承传。
中共不变的方针、韧性的对港策略
虽然投票只是一种极低成本的政治参与，但它既是风向标，更具备影响行政立法关系的政治效果。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中央和特区政府在选后，表现得颇为克制，建制派甚至大吹软风：一则展现合作态度，视新生代为议会同事，强调过往行为不代表将来表现；二则尝试正本清源，将本土独派的兴起，扣连到管治方式出了问题。
我们要如何分析北京及其代理人态度的转变？这纯粹是因为特首选举临近，而作的战略转进？还是因为本土独派的燎原之势，而令政权有某种危机感，并成为派系斗争的火药？虽然北京从根本上调整对港方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尝试明了其局部策略调整的逻辑，依然是港人争取维系高度自治的基础，或公投自决的前提。
北京这种韧性及具弹性的策略其实有迹可寻。虽然2003年七一游行，被广泛认为是中共积极介入香港事务的分水岭，但北京在2005年却拣选了开明派的曾荫权担任特首。曾荫权在位时，也尝试推动跨党派合作，并争取较理想的政改方案。但与此同时，中联办的编制和资源不断增加，在本地的角色也日渐吃重，尤其在发展社团和地区组织这些香港政府从来不直接介入的领域，加强基础权力建设。
对于建制派，这些举动的目标是加强特区的管治能力，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同时竖立正确的“一国两制”观念，是新政权制度建设的必经之路。对于泛民主派，这是特区政府日渐失去自主性的因由，是国家机器介入经济、社会、传媒和教育层面的铁证；面对走样的“一国两制”，泛民党派开始各走极端，有些采取谈判有些激烈抗争。两派的观点虽然南辕北辙，但都认定中共的对港策略，有通盘考虑、逻辑严谨。
建立第二支管治队伍、部署国民教育成科、一国两制白皮书出台和人大8．31决定等等，似乎不脱这高压方针的印记。但是，近来的一些情势，又教人怀疑这个统一的基调是否正在挪动。如果单纯从威权主义的本质和制度看，中共的治港方针一直致力削弱反对派势力，以减少管治的不可测性，并期望最终驯服港人。不过，如果从管治的手段看，北京施政的往绩却是兼具一定的两面性，愿意因时局形势而调整策略，以符合阶段目的。
浮面的政治机会？
近来有些空前的现象，指涉中央对港策略的更迭。第一个变化，是《成报》近月来无间断针对特区政权的报导。这一系列言之凿凿指名道姓的指控，有泄露内部机密之嫌，也有违一贯不将党内矛盾公开的守则。即使是建制派内最白热化的上届特首选举，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较合理的推测是源头不限于本地。这可能反映中共内部对港方针的分歧，也可能突显中央─地方的策略和利益不一致。
前者的研究因为无从证伪，所以只能是臆测。但是后者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研究，却一直是中国研究的显学。以处理群众事件为例，地方办事机构和示威者经常发展出一种共生关系：平日，地方官员要不隐瞒事端，要不归咎外部势力煽动，却又同时容认示威以便摸索民情，用“不稳”来维系各地维稳办的生命线。当然，一旦出现大型抗争，中央一般要求地方主管官员问责。这既为纾解民怨，也警惕地方势力尾大不掉。
相比之下，伞运事隔两年，香港除了不断起诉学生领袖和示威者，却未见追究任何决策官员或涉事警员。这种非要拖累整个政府威信的举措，不单难容于民主国家，在大陆也属罕见。反而，香港作为一个附庸政权，只要紧跟北京的方针，无论民间的挑战有多大，都可以备受保护而不坠，因此更没有诱因向示威者妥协。
个别被传得到中央财金技术官僚背书的疑似特首候选人，就偶尔质疑这种高压策略的成效，更强调香港人永不言弃的精神。这个派系不见得认同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行为，但似乎愿意为一些更根本的蓝图，如找寻新经济增长点或金融改革，构思对港策略。当他们肯定香港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独特性，可以充份发挥优势，为国家的发展担当更重要的角色，这其实已经走出了敌我矛盾的思维。
第二个变数，是横洲发展突显出官商共谋体制的代价。纵使建屋是现届特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中，但是面对乡事的阻力，政府竟然一再修改计划，裹足不前。即使我们无从稽考此间纠缠不清的钱权交易，但发展商和乡事派在现行的管治架构中，是重要伙伴，因而拥有不少特权，却是不证自明。这个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越趋倾斜，令特区政府只能为既得利益服务，造成诸多不公义，再难回应民主民生的诉求。
在特权阶级丑态百出之际，阅读香港研究协会在《南华早报》刊登的文章，就特别耐人寻味。此文淡化朱凯迪和罗冠聪等人的自决主张，却肯定他们是基进势力（progressive forces），将会冲击香港重商的体制和公共理财哲学。这个定性很有趣，因为环保和工运的领头人，在国内的语境内，通常是可以容忍和争取的对象。这是否预示曾荫权年代曾经尝试，却因主流建制派政党反对而胎死腹中的跨阵营合作，有可能借尸还魂？
反对派有破局的愿景吗？
乍现的政治机会极可能只是选举工程的烟雾，中共对港策略是否出现转变，仍要留待特首选举尘埃落定后才能判断。但是，如果伞运的初衷和成果是引介新思维并带动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那样亦应包括逾越“抗争─谈判”的藩蓠。
事实上，传统泛民之所以被批评为行礼如仪，不仅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论述能力，更源于他们缺乏破局的愿景。表面上，泛民的一贯策略是“又倾又砌”，但事实上，他们只是采取最保守又极安全的手法：仅仅陈述支持者的诉求和愿景，既不愿意背上和中共交易的政治后果，也就压根没有意愿了解对手目标和计算。
再者，经历民主党进入中联办一役的后果，加上中港矛盾日趋激烈，与中央谈判和对话已经在香港政治中被污名化。因此，即使自决或独立的主张其实比泛民的防卫式策略，更需要构建中港双方互动的平台，本土派却宁愿将精力放在煽动情绪和深耕细作之上，以巩固和吸引更多支持者。他们甚至认为香港金融制度和经济前景对大陆官民融资、投资、走资至为重要，可以此作博弈。但是伞运顶峰时，反对派依然无法号召罢工罢课，说明其组织能力薄弱，就算手中有筹码，也有时运用不了，其造成的动乱还是可控的。
因此，反对派应该要注重的是时机，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基础性的优势。如今，高压政策引起的反弹，不但削弱海外投资者信心和主权评级，令香港的管治成本日趋高昂；而本土思潮的燎原之势，势必增加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令北京有诱因要调整对港策略。如果各方能走出破局的一步，即便不能挪动北京固有的治港方针，反对派起码能够争取成为较对等的谈判对手，尝试打破香港政治的恶性循环。
（郑炜，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