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选举尘埃落定，挟不公平的选举制度，建制派再次输了民意，却在议席数目占优。不过，70个议席之中，非建制派仍占30个议席，重大议案的 “1／3 议席否决权”，以及能阻止修改议事规则的“分组点票否决权”，仍牢牢控在非建制派手中。非建制派与建制派双方得票率维持在 55:45，经历了政改争议、雨伞占领运动、拉布、反拉布、反占领运动、旺角冲突，及双方大量动员的两年后，这次选举显示，双方的政治实力对比仿佛又回到原点，依然是谁也胜不了谁的状况。
然而笔者认为，目前情况胶著，反而有利大局，因为这正好能给予香港亟需的缓冲时间，让各方（特别是北京）放慢下来，重新思索究竟我们是要继续步向长期斗争的不归路，还是趁尚有转圜余地，重启谈判。
立选结果避开严重冲突
首先，若今次立法会建制派大胜，冲突升级势必难免。自政改争议展开以来，白皮书、8．31决定、周融的反占领运动、梁振英斗争为纲的处事作风、Vote Them Out 的呼吁、陈文敏任命事件、铜锣湾书店负责人“被失踪”事件，以至最近的立法会选举有候选人因政见被禁止参选，及选举前后传出候选人被恐吓的消息等一连串事件，处处可见北京的身影及其在港代理人的各种操作。中央仿佛正以全面掌控香港为目标步步进迫，“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几成虚语。
建制派选前民调上有压倒泛民的声势，假若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大败，来自北京的进迫与打压恐怕会变本加厉。因为若果建制派成功全面控制议会四年，便可透过立法、修改议事规则，甚至修改《基本法》为手段，全面削弱非建制派赖以反抗的资源。换言之，若建制派大胜，对北京阵营而言，那将是以短期决战全面制伏香港反对派的黄金机会，余下四年，反对派离开体制抗争，双方严重衡突必会是主旋律。
反之，若然非建制派奇迹大胜，而取得立法会全体过半议席，严重冲突亦会无法避免。一方面是非建派必会认定机不可失而尽力迫使政府妥协。但另一方面则是若北京认为香港失控，特别是认为主张港独的政治力量成功发展成主流，它就很有可能急于出手，加强打压，以夺回主导权。换言之，无论是任何一方大胜，最可能的结局都是因为其中一方觉得无必要谈判，而致使本身已相当严重的政治冲突进一步升级。
可幸的是，今次选举结果刚好避开了最差状况。随著政局重新陷入胶著，建制派以至北京将难以随意出手全面掌控香港。上一届立法会已可看出，当政权总体上失去公民社会支持，而立法会中的反对派又以各种手段拉布，即使政府及建制派可挟其过半议席，强行推动一些民间强烈反对的法案和政策，他们亦必须付出高昂政治成本。而且拉布更会对建制派议员造成直接精神、体力和时间上的压力和打击。
今届立法会尚未召开，但已传出消息指建制派议员多对主席一职无兴趣，亦有建制派议员表示必须让泛民重掌部分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以免不停对抗。非建制派议会抗争的威力，于此亦可睹一二。如是，未来数年，如果政府、建制派，以至北京仍锐意以斗争为纲，以强力铲平香港反对力量为主要目标，则非建制派，以至公民社会势必将政府及建制派拉入抗争的泥沼，即使最终不能获胜，仍然有能力令抗争旷日费时，并让政权及其支持者付出极大代价。
缓和冲突，重建谈判基础
然而，正因为双方极有可能陷入泥沼，香港才有希望回避这种状况。有能力作战，才有实力言和，这是政治世界不变的原则。双方陷入胶著，其实正好能为将来谈判制造空间。只要双方冷静下来，便会明白在短时间内，谁也不能摧毁对方，而继续单纯地斗争并不能带来任何利益。换言之，慢慢让冲突降级，一步步为将来谈判建立条件，这将会是香港的最佳出路。
这当然极其困难，因为双方都未必有这样的意愿，而在剑拔弩张的绷紧情势下，严重不信任，甚至敌意，更可能致使任何对话都无从展开。因此要步向谈判，就必须令情势降级，而第一步就是缓和冲突。
这次选举，正好为双方缓和冲突提供一定诱因。这一方面是因为建制派总体上仍主导局面，北京无必要急于出手，可以先观察新兴的非建制派政治力量，再作回应。而另一方面，随著非建制派中“本土自决”势力的兴起，与泛民建制成鼎足之势，非建制派在制度层面的洗牌总算初步完成。未来数月，泛民与本土自决派都必须花上大量精力重新发展组织、巩固支持、整合阵营。特别是本土自决派的新任议员，必须忙于将立法会议席的制度资源转化成政治能量，如扩充团队、推展社区网络建设计划等。
因此，抗争故然仍是非建制派的一大功能及政治能量来源，但他们同时亦要面对大量林林总总的发展挑战。只要政府停止挑衅，并停止推动一些引起公愤的政策或法案，双方要短暂地喘息，甚至在互相戒备的前提下，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并非全然不可能。例如，如果政府愿意就土地及乡郊发展与本土自决派的议员讨论，很难想像这几位新晋议员会斩钉截铁地拒绝。这种短暂地为局面降温的做法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从重建谈判基础的角度看，每一步缓和都是极为重要的转圜空间。
为何对话谈判不可弃？
不过，两边阵营都可能有人会问：“时至今日，为何还想著对话谈判？”特别是非建制派阵营，历经多年打压、欺骗、失望、愤怒后，为何仍要思考谈判的可能？收拾心情，全面开战，岂不更合理？笔者承认，某意义上，想著要谈判，的确有点痴人说梦。但是基于两个理由，笔者认为香港人仍不应轻易放过谈判和解的可能。
第一，策略上，完全放弃谈判的进路只会简化对手的选择，令对手能更简单、廉价地团结阵营以推动高压政策，因而使对手的物质及制度资源优势得到最大发挥。试想，单是香港的建制派就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中共内部更加是山头林立，要统一不同派系对港政策，然后再要在港建制力量队型一致地忠实执行，困难其实应该不少。单看近日《成报》与《大公报》有关梁振英的骂战及背后不同势力的身影，就可见中共对香港不可能只有一套看法。香港自由党与梁振英政权的分歧更已完全公开，其他建制派对时局相信亦是各有看法，甚至各怀鬼胎。
然而，如果非建制派很纯粹地只推动实力上对抗，而自绝所有谈判的可能，则中共建制一方无论任何派别，都会明白只能用实力镇压香港的反对力量。任何主和的声音都会自动消失，这便大大地减低中共协调路线与策略的成本。而中共在财政、公权力及武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便可在以实力打压的路线上毫无限制地发挥出来。
任何战略，都必定以最大化自身的行动自由，并尽量限制对手的行动自由为基本原则。“谈判和解”路线，有助让对手内部的温和派牵制强硬派，令其硬实力优势较难完整地发挥。因此，即使抗争是非建制阵营的主策，“谈判”作为副策仍不可轻易放弃。
第二，道义上，笔者始终认为合乎尊严的和平（dignified peace），比玉石俱焚来得有价值。凡是对抗打斗，只有三种可能结果：胜、败、谈判和解。实力上，香港绝对无法压到中共，而如果我们拒绝放弃抵抗，又拒绝任何谈判和解的可能，则基本上只是等待玉石俱焚的结局。这在道德上无疑有其高尚可敬之处，更是人之为人、香港人之为香港人可敬的地方。不过，这不但成本极大，更会牵连到社会上不愿意牺牲的人。如果我们不试著寻找成本较低的方法，而一心想著不计任何代价牺牲地抗争，道义上很难说得过去。当然，笔者并非主张无底线地妥协，但若合乎尊严的和平仍有可能达致，则绝不应轻易放弃。
立法会选举过后，香港面前是两条分岔路。其一是北京继续坚持强硬对待香港事务，致使港人继续离心离德，反抗力量与政权周旋到底，而香港整体陷入斗争的泥沼之中。另一条路，则是务实地以这次立法会选举为契机，改弦更张，撤换梁振英，让局势逐步降温，为以后谈判奠下基础。无奈的是，由于主要权力都在北京及香港政府手上，是和是战，主动权很大程度在权力者手中。
回归以来，十数年抗争几近从未停止，而经过数年政改争议、动员对抗，走了一圈，又重回原点。不过正正是因为走了一圈，我们看到即使经历大规模对抗动员过后，香港仍是胶著状态，没有一方能断言胜利，因此笔者对“谈判和解”以达成合乎尊严的和平这出路，仍未绝望。
（陈永政，旅星香港学者，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