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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然:十五年过去了,西方为何持续制造恐怖主义?

与其将焦点针对伊斯兰世界,轻率地归咎于文明或文化冲突,我们不如回顾所谓的“西方世界”,在这15年里面做了些什么事?

刊登于 2016-09-14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遭客机撞击后崩塌。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遭客机撞击后崩塌。

15年前的9月11日,纽约知名地标双子星大厦,在烟尘与火焰中颓然倒塌。这个画面透过媒体传送,震撼了全世界,也宣示著“恐怖主义”正式成为新的全球政治议题,强烈地影响了后911的国际局势。

当年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强势推动“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将恐怖主义视为美国首要的打击对象。然而,15年来,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安全。军事行动虽然抓到了策划 911行动的基地组织(Al-Qaeda)首脑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但基地盖达组织并未因此消灭。

甚至,近年新兴的伊斯兰国(ISIS)更是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扩张地盘,并于世界各地策划多起袭击行动,包括在土耳其造成超过200人死亡的炸弹攻击。而2015年1月7日,法国的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总部遭到枪手袭击,在事件现场造成 12人死亡 11人受伤。枪手被指认为激进派穆斯林,而《查理周刊》遇袭事件被视为相当于法国版的 911 事件。

文化冲突论的局限

对于近年来发生的“恐怖攻击”行动,我们还可以持续列下去,突尼西亚、肯亚、比利时、利比亚、波士顿、阿富汗、也门……而这些受到瞩目的恐怖攻击行动,经常直接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又称为“原教旨主义”团体扯上关系。于是一般就会解读为伊斯兰世界“仇恨西方”。

委婉一些的说法是“文明冲突”,或是“生活文化”上的差别;直接一点就是认为伊斯兰信仰落后、不文明、暴力、不民主、不重视人权。在这种诠释框架下,似乎冲突因素内嵌于西方和伊斯兰的文化与信仰中,以至于不可避免,而“西方文明”则代表一种更为优越的,更值得追求的文化。

首先,直接将“恐怖主义”和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划上等号的谈法相当有问题。根据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2014年发布的《欧盟恐怖主义现况与趋势报告》(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4)指出,欧洲绝大部分的恐怖袭击来自于分离主义团体。以2013年为例,欧洲发生了152起恐怖攻击事件,只有2起为“宗教性动机”,而有84起是基于国族主义或分离主义信念。

同时,这些恐怖攻击事件在媒体的呈现上,往往也会特别突显嫌犯的穆斯林背景,强化刻板印象。举例来说,2011年欧洲最大的恐怖攻击事件为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他一共杀害了77人。在其公开声明中,他反对穆斯林、反对移民,并支持“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但安德斯并不会被标示为“基督徒恐怖分子”,或是“白人恐怖分子”。

就算我们先姑且不论这种粗糙的“西方 VS. 伊斯兰”的对立命题是否合理。所谓文明冲突必然性的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不同文化与信仰的人们在各地都经常混居,即便不是毫无嫌隙,但也很少演变成武装冲突。人们不会仅仅因为“生活文化”的不同而发动战争,或是采取自杀攻击;激烈的手段背后总是有著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所以,与其将焦点针对伊斯兰世界,问说15年过去了,他们为什么依旧恨西方?并轻率地归咎于文明或文化冲突,我们不如试著回顾所谓的“西方世界”,在这15年里面做了些什么事?也许可以更清楚为何恐怖主义源源不绝的原因。

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

911事件的发动者指向基地组织,基地组织总部则被认为在阿富汗境内,而当时阿富汗的塔利班(Taliban)政权被认为包庇基地组织。在要求塔利班交出基地组织高层交涉未果后,2001年10月,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联军,攻入了阿富汗,并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就攻下首都喀布尔。

然而,塔利班并未就此溃散,他们躲入山区深处的根据地,持续不断地发动小规模武装行动,美国就此陷入了另一个越战泥沼。美国驻军人数最高峰为2010年,曾经超过10万名士兵驻扎于阿富汗,如今缩减至不到1万人。自2001年至今,美国政府投入了超过三千亿美元于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数度打算撤军,但棘手的情势让美军迟迟无法撤离。

2003年3月,美国以“持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名,和英国共同出兵攻打伊拉克,并拉下伊拉克总统侯赛因(海珊)。然而,一直到2011年12月,美军撤兵为止,并没有找到当初言之凿凿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今年7月,英国政府的伊拉克战争调查委员会(Iraq Inquiry)的报告出炉,该报告认为当年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和美国总统小布什,过度夸大伊拉克的威胁,并无视联合国的意见,强行发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这些战争不仅没有为当地民众带来长治久安的生活,更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根据2015年发表的《死亡数字:10年之反恐战争伤亡统计》报告中指出,在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下,一共造成了伊拉克100万平民死亡、阿富汗22万平民死亡、巴基斯坦8万平民死亡。他们指出,尽管难以精确统计,但这三国加总起来的死亡人数不太可能低于100万人。而这还是相对保守的估计数字,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数百万难民,其死伤更难纳入统计。

无人机轰炸的伦理问题

在这些战争中,特别引起伦理抨击的,是对无人飞行载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的大量使用。UAV 俗称无人飞机或无人机,可由驾驶员远端操作。早在一次大战期间就发明了UAV,主要用于侦查行动。直到冷战结束后,UAV技术成熟,才开始量产攻击用途的无人机。

自2004年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特别行动小组主导下,美国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始执行无人飞机轰炸行动,并扩及到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索马里(索马利亚),以及利比亚等国。美国政府原本一再否认无人机的攻击行动,直到2012年1月,总统欧巴马才正式承认此事。

根据英国独立媒体《新闻调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专题报导指出,自2004年起,美国针对巴基斯坦使用无人轰炸机攻击近400次,其中轰炸的目标有60%以上是民宅,甚至包括学校,至今已经造成2379人死亡,但当中只有84人事后确认为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仅占总死亡人数约4%。反过来说,以反恐战争之名的无人机空袭行动,至少造成上千名巴基斯坦的无辜平民死亡。

巴基斯坦总理曾多次表示抗议,但未能阻止美国的轰炸行动。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专员也在媒体表示,他们曾多次目击美军以反恐战争之名针对平民的杀戮行动,美国的作法恐怕已经触犯国际法中的战争罪。

利比亚与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

2010年11月底,北非突尼西亚爆发了民众的反政府示威,最终导致政权垮台,被称为“茉莉花革命”。此一效应在短时间内扩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均引发类似抗议效应,甚至在埃及直接造成政权更替,史称“阿拉伯之春”。然而,春天没有这么容易来临,既有政权的镇压,让这些国家陷入政治社会动荡,也给了“外来势力”更多介入的机会。

2011年2月,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之久的军事强人卡达菲(Gaddafi,格达费),和反对派爆发武装冲突。欧美各国长年来将卡达菲视为眼中钉,亦把握此机会,一方面迅速承认反对派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法国率先发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接手,以保护民众之名,对卡达菲政权展开军事行动,并支援反对派势力。

从3月到10月之间,北约一共发动了2.6万架次的空袭。10月20日,卡达菲于交火时遭到击毙。然而其政权的瓦解,反而让利比亚陷入国内各武装组织相互攻击的混乱状况,也给了新兴的伊斯兰国在当地发展的机会。如今的利比亚已经成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北非的主要据点,也是区域和平的不定时炸弹。

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叙利亚,在2011年初,示威者陆续上街头要求政治改革和公民权利,遭到执政的阿萨德政府强硬回应,甚至造成平民死伤。2011年7月,部分军队宣布成立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和其余反对派组织合作,展开至今未休的叙利亚内战。随著时间发展,叙利亚内战变得更加复杂。利比亚率先表示支持叙利亚自由军,并提供他们武装和训练。另外,法国与英国也表示将协助叙利亚自由军。

之后伊斯兰国崛起,并参与叙利亚内战,状况变得更复杂。美国于2014年9月开始轰炸叙利亚境内的政府军和伊斯兰国领地。2015年9月,俄罗斯表态支持叙利亚政府,认为应由叙利亚政府来稳定国内局势,并开始空袭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反政府势力。然后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批叙利亚平民冒险逃出家园,成为中东、北非欧洲各国的难民人道危机。

欧美列强的代理人战争,在加上伊斯兰国、库尔德族、基地组织分支等境内武装势力,卡塔尔、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不同派系的资金流入,让叙利亚内战成为一场无比复杂且难以收拾的僵局。

西方培育的“恐怖主义者”

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崛起?他们的资源与武器又从何而来?1979年,时值冷战期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相中了阿富汗当地的伊斯兰反抗势力,由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培训了超过10万名的伊斯兰圣战士,并提供他们资金与武装,以对抗苏联。随著苏联撤出阿富汗,以及冷战的终结,这些武装分子当中,开始有人将矛头对准美国。冷战时被美国宣传为英勇对抗苏联的“自由战士”,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威胁世界和平的“恐怖份子”,而其中一个人就叫做本拉登。如同大家所熟知,他之后建立了基地组织,并策划了911事件。

近年来新兴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其组织创始成员来源复杂,其中包含因理念更为激进化而脱离的基地组织前分支。另外,也包含了部分由叙利亚的反对派转而加入伊斯兰国的武装势力。

在叙利亚内战开始之初,美国就曾经在约旦的军事基地秘密训练叙利亚反对派,并透过土耳其、约旦和利比亚提供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与资金,希望借此能以“民间”的力量推翻阿萨德政府。而这些受训练的武装分子和其武器,也就随著转投阵营的反对派,部分转移到伊斯兰国手中。这就是日前《维基解密》(Wikileaks)所爆料,在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美国提供武器给伊斯兰国的过程

不管是基地组织或是伊斯兰国,这些所谓的“基本教义派”、“原教旨主义”,在动荡的环境中崛起,又因为种种复杂的因素而被利用、扶持茁壮,最终反咬一口。这是以美国政府为首,数十年来采用秘密工作以操控世界政局带来的后遗症之一。然而这后遗症的代价却又得由一般民众来承担。

海盗与皇帝,不止息的恐怖主义

911事件造成2996人死亡,毋庸置疑是桩惨剧。然而,在911之后,因美国反恐战争而死亡的上百万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无辜平民,难道就只是统计数据吗?人命当然不能量化比较,但我们同样无法忽视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受到的差别对待。如果说基地组织、塔利班政权、伊斯兰国,以及其他的恐怖组织得为他们的行动付出代价;那么造成上百万平民死亡的代价该找谁来讨?炸死10个人是恐怖攻击,炸死几万人就不是了吗?难道真的西方人的生命比较珍贵?

如果说我们生在中东、北非等阿拉伯世界,我们会如何看待这些状况?当我们的至亲好友不幸丧生于前述各种军事行动、武装冲突当中,当自己的家园因战火袭击而残破不堪,甚至被迫流离失所时,我们有多少把握自己不会因为愤怒和仇恨,成为下一个所谓“极端的”、“仇恨西方”的“恐怖份子”?前述这些作法,真有可能消灭恐怖主义吗?

一直以来毫不避讳批评美国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杭士基(Noam Chomsky)在其著作《海盗与皇帝:真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中引了以下这段话:

“圣奥古斯丁说了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擒获一个海盗,问道:‘你居然胆敢在海上兴风作浪?’海盗回答:‘那你又怎么有胆量在整个世界兴风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称为海盗;你有一整只海军,所以被称为皇帝。’”

这个小故事,尖锐地指出当“西方国家”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汇时,背后的荒谬逻辑及政治现实。不公义的土壤,就是滋生极端信念与行为的温床。 所谓的恐怖主义跟伊斯兰的信仰或文化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恣意地以自身利益操控、干涉、介入、侵略阿拉伯世界所带来的后果与反扑。

值此911事件15周年,眼看著世界局势仍旧浑沌,新的恐怖攻击、新的人道危机不断再起。如果所谓的西方国家们,仍不放弃长期以来对阿拉伯世界的觊觎与干预,仍旧打著反恐旗号恣意侵略与占领。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里,恐怖主义不会有平息的一天。而他们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制造者。

(徐沛然,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苦劳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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