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有传媒把八十年代《新报》的“社会实录”版面栏目，结集复刻再版：二十多年前香港大城小事，文字配以大量照片作报导，影像的力量，至今仍然震撼；在台湾谈报导摄影，总有人回味沉醉当年《人间》杂志的影响，他们说那是影像的黄金年代……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往后的二十多年，我们说的还是“社会实录”和《人间》杂志，新闻摄影在港台媒体之中，缺席了吗？
如果说香港处于漩涡，那中国大陆的传媒人必定身处激流，一不小心则粉身碎骨。
在大陆采访，经常听到“有你们香港记者就好了，我们的媒体都不报。”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前，我们还相信那张香港身份证，只要进退有度，在大陆采访还算是一件救生衣，安全采访，平安回来。6月乌坎事件，我们的摄影师在路上被阻，虽然之后千辛万苦回到现场，但采访不到一天，政府宣传部门便发表强硬赶客令，香港所有媒体在第二天被逼撤退。这决定不容易，也欠了乌坎的村民。“境外媒体”、“香港记者”，这些身份已经失去了以往那丁点比较自由的优势。
7月23日晚上，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一次直播，地点是德国慕尼黑一个商场外，那里刚发生恐怖袭击，枪手向路人开枪，多人死伤。
当时摄影部的后台是这样：总编刚决定派人到河北邢台采访洪灾，摄影师还在思考应该从北京南下去还是郑州北上？第二天早上第一班飞机是甚么时候？连接的火车班次赶得及吗......一大堆问题还未解决时，同一时间又传来德国恐袭消息，我们又需为社交媒体找最新的现场照片，准备更多的影像给国际新闻备用。通讯社的照片来了没有？现场群众拍的短片可以拿到授权使用吗？同事找到一名抵达现场的特约摄影师，是请他拍照？短片？还是直播？最重要是，现场安全吗......众多事项一齐袭来。
之前摄影师还分为电视台摄影师、杂志摄影师、报章摄影师和通讯社摄影师，现在这种分工已经被互联网打破。作为网媒，或者连网媒这名称也都过时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年的实验中，最经常的状态就是在这种忙碌而不实在中度过，影像早就不再局限于一种媒介，到底使用哪一种最能把故事说好？没有天书可依。图片编辑或多媒体编辑，对媒体影像质素的影响，愈来愈重要。
曾来过香港采访历年七一或雨伞运动的外国摄影师，都惊讶于数以十万计市民参与的游行示威，可以和平收场。而年初的一场冲突，又改写了香港的示威采访“惯例”。
年初一当晚，在电视上看到旺角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对峙，摄影组安排了人手前往采访。开枪，纵火，我们的同事和大部分香港记者一样，一时之间要立即适应武力大升级：示威者从举起双手变成手执砖头，警方从胡椒喷剂变成实弹......两边的最大共识是，他们都不太喜欢记者的存在。一名电视台摄影师被玻璃割伤了，更多被砖头和警棍所伤的还没有去追究。但新闻影像，只在现场。
端传媒的影像努力追求的是“距离”的拿捏：尽量接近新闻的人和事，听他们说故事，然后轻轻走远一点，去观察他们，或许加上一点想法，就像根本不存在于现场，然后拍摄。我们希望这距离，能看见更多，也希望，这距离在前线能为同事保平安。
说起距离，更“痛苦”的发生在年中，当时香港接连有二十多名学生选择用自杀结束生命，引起新闻界和教育界对媒体如何报导自杀新闻展开了讨论。
我们在学生自杀的地点拍的一辑图片报导，就引起了编辑部内部和读者的大讨论：到底如何把这自杀潮报导出来，才能呈现社会的真实状态，能让政府和有关部门去认真思考处理问题，又能给家长一个提醒，不要在太迟的时候才去关心子女；但另一方面，又怎样去处理报导的尺度，不会因为报导而激发下一个学生去自杀……讨论很难有完美结果，中间一条细细的平衡线，细若游丝，而且会跟着社会的情绪、舆论的温度而颤动。图片说明中对自杀者死法的描述，或观看者当时的主观感受，也可以把报道推到这条平衡线以外。这次报导令我们上了一课，影像与道德的距离。
时势维艰，所有媒体的摄影部都在减预算。上月在台湾和一位摄影大哥吃过饭喝过酒后，他坐计程车送我回饭店。在车上我跟他说这些日子辛苦了，大个子的他突然说话变轻：“这不是我辛苦的问题，是二十多个家庭吃饭的问题……”我们静了，计程车到了饭店对面停下来，“勿忘初衷”，他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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