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有傳媒把八十年代《新報》的「社會實錄」版面欄目，結集復刻再版：二十多年前香港大城小事，文字配以大量照片作報導，影像的力量，至今仍然震撼；在台灣談報導攝影，總有人回味沉醉當年《人間》雜誌的影響，他們說那是影像的黃金年代……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往後的二十多年，我們説的還是「社會實錄」和《人間》雜誌，新聞攝影在港台媒體之中，缺席了嗎？
如果說香港處於漩渦，那中國大陸的傳媒人必定身處激流，一不小心則粉身碎骨。
在大陸採訪，經常聽到「有你們香港記者就好了，我們的媒體都不報。」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前，我們還相信那張香港身份證，只要進退有度，在大陸採訪還算是一件救生衣，安全採訪，平安回來。6月烏坎事件，我們的攝影師在路上被阻，雖然之後千辛萬苦回到現場，但採訪不到一天，政府宣傳部門便發表強硬趕客令，香港所有媒體在第二天被逼撤退。這決定不容易，也欠了烏坎的村民。「境外媒體」、「香港記者」，這些身份已經失去了以往那丁點比較自由的優勢。
7月23日晚上，我們在社交媒體上進行了一次直播，地點是德國慕尼黑一個商場外，那裏剛發生恐怖襲擊，槍手向路人開槍，多人死傷。
當時攝影部的後台是這樣：總編剛決定派人到河北邢台採訪洪災，攝影師還在思考應該從北京南下去還是鄭州北上？第二天早上第一班飛機是甚麼時候？連接的火車班次趕得及嗎……一大堆問題還未解決時，同一時間又傳來德國恐襲消息，我們又需為社交媒體找最新的現場照片，準備更多的影像給國際新聞備用。通訊社的照片來了沒有？現場群眾拍的短片可以拿到授權使用嗎？同事找到一名抵達現場的特約攝影師，是請他拍照？短片？還是直播？最重要是，現場安全嗎……眾多事項一齊襲來。
之前攝影師還分為電視台攝影師、雜誌攝影師、報章攝影師和通訊社攝影師，現在這種分工已經被互聯網打破。作為網媒，或者連網媒這名稱也都過時的時候，我們在這一年的實驗中，最經常的狀態就是在這種忙碌而不實在中度過，影像早就不再局限於一種媒介，到底使用哪一種最能把故事說好？沒有天書可依。圖片編輯或多媒體編輯，對媒體影像質素的影響，愈來愈重要。
曾來過香港採訪歷年七一或雨傘運動的外國攝影師，都驚訝於數以十萬計市民參與的遊行示威，可以和平收場。而年初的一場衝突，又改寫了香港的示威採訪「慣例」。
年初一當晚，在電視上看到旺角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對峙，攝影組安排了人手前往採訪。開槍，縱火，我們的同事和大部分香港記者一樣，一時之間要立即適應武力大升級：示威者從舉起雙手變成手執磚頭，警方從胡椒噴劑變成實彈……兩邊的最大共識是，他們都不太喜歡記者的存在。一名電視台攝影師被玻璃割傷了，更多被磚頭和警棍所傷的還沒有去追究。但新聞影像，只在現場。
端傳媒的影像努力追求的是「距離」的拿捏：盡量接近新聞的人和事，聽他們説故事，然後輕輕走遠一點，去觀察他們，或許加上一點想法，就像根本不存在於現場，然後拍攝。我們希望這距離，能看見更多，也希望，這距離在前線能為同事保平安。
說起距離，更「痛苦」的發生在年中，當時香港接連有二十多名學生選擇用自殺結束生命，引起新聞界和教育界對媒體如何報導自殺新聞展開了討論。
我們在學生自殺的地點拍的一輯圖片報導，就引起了編輯部內部和讀者的大討論：到底如何把這自殺潮報導出來，才能呈現社會的真實狀態，能讓政府和有關部門去認真思考處理問題，又能給家長一個提醒，不要在太遲的時候才去關心子女；但另一方面，又怎樣去處理報導的尺度，不會因為報導而激發下一個學生去自殺……討論很難有完美結果，中間一條細細的平衡線，細若游絲，而且會跟着社會的情緒、輿論的溫度而顫動。圖片說明中對自殺者死法的描述，或觀看者當時的主觀感受，也可以把報道推到這條平衡線以外。這次報導令我們上了一課，影像與道德的距離。
時勢維艱，所有媒體的攝影部都在減預算。上月在台灣和一位攝影大哥吃過飯喝過酒後，他坐計程車送我回飯店。在車上我跟他說這些日子辛苦了，大個子的他突然説話變輕：「這不是我辛苦的問題，是二十多個家庭吃飯的問題……」我們靜了，計程車到了飯店對面停下來，「勿忘初衷」，他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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