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裔美籍作家杨小娜的新书《绿岛》以小说的形式探索了戒严时期台湾政治犯的生活困境和心灵煎熬，再度钩起了台湾社会对“白色恐怖”时期的记忆。而日前由“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在绿岛举办的“第五届青年人权体验营”上，两位当年曾被关押在绿岛的政治犯蔡焜霖和陈钦生，接受了端传媒的专访，道出了自己当年遭到整肃服刑的经历……。
蔡焜霖：在那个恐怖的时刻，我们只能唱歌
蔡焜霖，1930年出生，台中一中毕业，因高二时参加过老师主办的“读书会”，不到20岁便被捕入狱。被刑求逼供，被判10年有期徒刑，关押绿岛“新生训导处”。
我本来是个日本小孩。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很高兴回归祖国了，但原本天大的希望变成失望，通货膨胀、官员腐败、军纪败坏等等，都是过去想不到的。隔年，我初中毕业，参加台湾省青年夏令营，开始学习中文，也有了国民党籍，没想到时机从此剧烈变化，先是二二八，再是清乡，台湾菁英都被杀光了。等到1949年，我高三快毕业时，发布了戒严令，没人知道戒严维持38年之久，到1987年结束。那个时候，开始抓人杀人了。
当时抓的杀的，不是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都是学中文最认真的人，他们听老师的话，去看鲁迅、茅盾、巴金等三零年代左派文学家的作品，都是大陆来的老师热切推荐的，到1949年后，这些书都变成禁书。
音乐也是，刚光复时，我们学了两首歌，一个就是〈国歌〉，一个是对抗战胜利有贡献的〈义勇军进行曲〉，十几岁的小孩都比较喜欢〈义勇军进行曲〉，因为节奏轻快，意思也容易懂。我们根本不知道“吾党所宗”的意思，乐曲也不好听。结果，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宣布〈义勇军进行曲〉是国歌，唱这首歌会被抓的时代来了。
刚开始，国民党抓人还蛮客气的。但1950年，韩战（中国大陆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来协防，蒋介石就不客气了，大量抓人杀人。我是个软弱的学生，什么都不懂，但老师校长跟家人都很疼我，那年九月莫名其妙被抓，把我用麻绳拖着，走过清水的大马路，再搭公车到彰化宪兵队。所有人都跑出来看，说这矮小的青年发生什么事？但没人敢讲话，我的父母也是躲在人群里，留着眼泪看着宝贝儿子被折磨。我在宪兵队被疯狂拷打，后来才知道，原来被抓的原因是我17岁参加读书会。
在一千多个人的空间，没有一点声音，气氛紧张地等点名，点到名的，就是要送去刑场枪决的……我们会替他唱〈安息歌〉……韩战爆发，蒋介石政府大开杀戒，钟校长在名单上，出去前他跟大家说：“〈安息歌〉好悲伤，请你们唱〈幌马车之歌〉送我。”
我很快就认了，因为他们说，看我年幼无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赶快认就可以赶快回家。我就盖了指印。我从彰化宪兵队被送到台南宪兵队，再到现在西门町狮子林大楼那个保安司令部，再送到现在延平南路的国防部保密局。保密局很可怕，常听到拷打哀号，还有人被拖着走的声音，但因为我已经认了，所以没有被折磨。最后，他们把我们送到青岛东路三号，军法处。
军法处的牢房五六坪大，关30个人左右，天花板有个小灯泡，没有窗户不见天日，是个黑牢。我们无法好好睡觉，只能弓着身子。因为不通风，房间闷热，就在房中央吊个毯子，大家轮流拉动，让空气流通，否则无法呼吸。简直是人间地狱。
最恐怖的是，每天早晨，听到铁门打开的声音。在一千多个人的空间，没有一点声音，气氛紧张地等点名，点到名的，就是要送去刑场枪决的。那时点到名的前辈，会站起来，穿好衣服，跟大家握握手，出牢房。我们会替他唱〈安息歌〉。〈安息歌〉是大陆那边传来的，为了纪念西南联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被镇压的学生，作者是两岸知名报人成舍我的女儿成幼殊，他在上海追悼会唱的。歌词是“安息吧，死难的同学。”传来台湾，我们唱的是“安息吧，死难的同志。”
我进军法处时，刚好碰到基隆中学钟浩东校长被枪决。他是侯孝贤电影《好男好女》跟《悲情城市》中的故事人物。本来国民党将他关押在现在内湖国小的新生总部，想要感化他，但他不接受。韩战爆发，蒋介石政府大开杀戒，钟校长在名单上，出去前他跟大家说：“〈安息歌〉好悲伤，请你们唱〈幌马车之歌〉送我。”我跟他不同房，但歌声从他牢房里传出，到我这边时，越来越大声，变成大合唱。大家都流着眼泪送他。
有一天，于凯说：“守礼啊，你可以为我唱〈Danny boy〉这首歌吗？”〈Danny boy〉是爱尔兰民谣，描述母亲盼望游子回乡的心情……于凯还是被枪决……与母亲相见的卑微心愿没有完成，也无法到母亲的墓园跪下来说我爱你。
在军法处，还有另一段故事。有个名叫黄守礼的台北工业学校学生很爱唱歌，他常跟隔壁牢房的台大历史系学生于凯聊天，于凯是山东过来的流亡学生。虽然隔着板子看不到，但年纪相近，很容易就聊起来，他们常一起唱歌。在那个恐怖时刻，我们只能唱歌，音乐是我们唯一能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教彼此唱歌，隔着墙，几个人在死亡监狱里放声高歌。有一天，于凯说：“守礼啊，你可以为我唱〈Danny boy〉这首歌吗？”〈Danny boy〉是爱尔兰民谣，描述母亲盼望游子回乡的心情，她年纪已经很大，不久人世。只希望有一天，儿子从墓园走过，她感觉到儿子跪下来说妈妈我爱你，如此她就能安息。黄守礼便唱给于凯听，却听到于凯哭泣，他想安慰自己的朋友，于是说我们都很年轻，有一天一定可以回乡看到母亲，说完将手伸过去，要拍拍于凯，于凯却痛得将手缩回来，他这才知道，于凯所有的指甲都被剥光了。一个才20岁的年轻人，只是因为喜欢看书，就遭到这痛苦，两个人一起哭了起来。
于凯还是被枪决，因为在台湾没亲人，被匆匆埋在六张犁的荒草里。与母亲相见的卑微心愿没有完成，也无法到母亲的墓园跪下来说我爱你。
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都被枪决了，我一直很害怕。但后来判决下来，我因“参加非法组织”被判10年。没有多久，我们就被移送绿岛的“新生训导处”。
我们两个两个铐一起，被军车送到基隆港。基隆气氛很恐怖，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我们登上了LST美国舰艇，和其他一千多个人被送到绿岛。当时我们坐在甲板里，空气不流通，很多人都晕船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一直很害怕，等下了船，看到海水跟绿岛的山，突然放松，感到自由。毕竟，之前一直被关在黑牢里。
绿岛那个时候很原始，当地人没穿什么衣服，看着我们一大群人上岸，还想哪里来的“白蟑螂”。我们扛着自己的行李，走泥土路，一路都是林投树，天气炎热，我们口渴得不得了，当地人非常好心，替我们从水井打水上来，让我们喝。
我从幼稚园就喜欢一个女孩，还没告白就被抓到这里来，往台湾看去，我就会忍不住唱起〈归来吧苏连多〉，想要唱歌给她听。
我们这些政治犯被编队，后来一共三大队，每个大队有四小队。我被编在第一大队的第三中队。那个时候新生训导处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有整，我们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整地。会打石头的去海边打石头，为的是做围墙，把我们自己围起来。起床还没吃早餐，就要先去打石头。早餐后，我们要上思想课，要小组讨论，上马克思主义批判、毛泽东批判。以前我从没接触过马克思，也在这个时候知道怎么回事，拼命抄笔记。新竹女中的傅如之上课很专心，毛泽东说的话拼命抄，批判的部分不抄，整个本子变成毛语录。下午继续劳动。九点铁门关起来到十点熄灯，这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写信下棋，是不自由中的自由。
新生训导处像兵营，外面就是三峰岩。运气好会看到中央山脉，想到那里是我的故乡，我的亲人都在哪里。我从幼稚园就喜欢一个女孩，还没告白就被抓到这里来，往台湾看去，我就会忍不住唱起〈归来吧苏连多〉，想要唱歌给她听。
当时除了三民主义以外，我们什么书都不能看，只有晚点名时，会找人简单地讲现在的时局，例如板门店谈判这样的消息。后来有大陆来的跟我们说，过去国民党要撤退时，会先把政治犯集合在一起，用机关枪扫射，把他们都杀掉。这是焦土策略。我们觉得很紧张，想着要更注意时局，否则时局紧张我们都不知道。后来，长官们受不了伙夫兵煮的伙食，叫我们选伙食委员，除了煮饭的，还有采买的，我因为什么都不会，常被选做采买记帐的，所以常跑海边，看到小商店的报纸，就偷偷拿回来，然后大家分头抄一抄，让懂得分析的写些要点，一个队一个队的传。我因为高中毕业傻傻的，还能写字，就被派做传令兵，因为长官比较不会注意我。
虽然大家都以共匪嫌疑被抓，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那个时候不知道谁把禁书引进来，我读到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社会主义进化史。那时书一进来大家就拆书，轮流看。我社会学启蒙是在绿岛。这些笔记禁书都藏在克难房的屋顶上。没想到后来出了事。
2002年，我和卢兆麟等人到台南悼念蔡炳红，在他的墓前唱了〈千风之歌〉，这是那年最红的歌。歌词原本是美国诗作“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别站在我的坟前哭泣），大意是死者安慰活者：“我并没有死，而是化为千万的风吹着。”
我有个好朋友叫蔡炳红。他常常写信鼓励台南同乡、台南女中的黄采薇，劝她要抛弃小圈子主义，走进群众，这种用语不知道哪里学来的，是左派用语。这种信本来应该看了就要毁掉，但蔡炳红很帅，小女生收到这样的信都小心翼翼收藏，没想到后来被告发，揪了出来。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学进写给张常美的信也被找出来，傅如之抄写的“毛语录”也被发现。
那天我跟蔡炳红在流麻沟做水坝工程，分队长突然来找他。我不以为意，因为大家都喜欢蔡炳红，常找他去做事。但不知为什么，那晚蔡炳红一夜都没回来，我担心得睡不着觉。隔天才知他被关进碉堡。碉堡是混泥土做的密闭空间，如果要处罚我们，就会把我们关进碉堡，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我想了一想，去福利社买了蔡炳红最喜欢的饼干，趁守卫不注意，偷偷摸摸地钻到碉堡旁的小窗户，把饼干丢进去。里面还有几个人，他们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内裤，满头大汗。因为打赤膊，我可以看到他们身上被拷打的痕迹。蔡炳红气喘吁吁，小声跟我说：“水，水啊。”我听到愣住，心想自己怎么这么小家子气，只想饼干糖果，没有想到水，我真的好恨，恨死我自己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装水给他，就这样，一直到他被送回台北，我都没办法给他一口水。
2002年，我和卢兆麟等人到台南悼念蔡炳红，在他的墓前唱了〈千风之歌〉，这是那年最红的歌。歌词原本是美国诗作“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别站在我的坟前哭泣），大意是死者安慰活者：“我并没有死，而是化为千万的风吹着。”1995年，一名在爱尔兰共和军袭击下牺牲的青年，托人将信带给父母，信里就是这首诗，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的追悼仪式中，一名少女朗诵了这首诗以表达她对卷入事件而亡父亲的追思，引起话题。隔年，日本作家新井满将这诗做成了日文歌，在红白大赛中被传唱，成为人人都会唱的歌。我们就在难友面前唱这首歌。
我们台湾一代一代年轻人，包含林义雄家的两个小女孩、老母亲都被残杀，现在找不到凶手，1981年又是陈文成博士，回乡省亲也被杀。一代一代青年，可爱的小妹妹，都这样被杀，不人道的。唱着首歌，仿佛我们都看到他们都在小山岗树林或那棵树的树叶上，变成阳光，变成一阵风看着我们。
离开绿岛前，班长叫我宣示“脱离共产党”。我这一辈子，唯一参加的是国民党，唯一宣布脱离的，是共产党。
陈钦生：唱歌跟说故事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949年生，马来西亚华人。来台就读国立成功大学化工系期间，因1971年台南市美国新闻处发生爆炸案，被罗织成为主谋，依“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着手实行”，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关押在绿岛绿洲山庄。
我本来要到英国读书，但同学约我到台湾读书，我想如果他能帮我办好，我就来。即使家里反对。我对台湾一点都不了解，我在马来西亚是受英国教育的，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一下飞机看到红字大匾写着杀朱拔毛，根本不知道意思，那时非常后悔，想要回去，但家人又反对。
1971年3月3日下午最后一节课上完，步行回住处的路上被拦截，对方问我是不是某某某？说我有个马来西亚的亲戚来见我，请我上台北看他。我不疑有他，就上车了，途中觉得很奇怪，问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他们说：“你做了什么事，自己知道。”
我被送进一个日式平房，后来听人说那是调查局的平房，在建国南路，但我一直不知道在哪。那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只有三个人轮流看守我。他们给我一支笔跟一叠十行纸，要我把做过的事，仔仔细细地写出来。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两三天都写不出一个字。而这些天他们就不停对我施以酷刑，刑求我，让我生不如死。在模模糊糊中，我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倔强，要他写都不写，难道美国新闻处爆炸案不是他做的吗？”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要我说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新闻，但他们要我写，我就写。我因为中文不好，常去美新处看英文书，对那里很熟，所以就开始编，编了好几次他们都不满意。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个马来西亚侨生已经先被抓，他在调查局授意下，写好了一份，我必须要吻合他的自白书。总之我在这里受了很多苦。
很苦的时候，我会唱很多歌。像是〈归来吧苏连多〉，想我女朋友的时候就唱。这首歌我小时候在马来西亚就会唱了，小学六年级合唱比赛还以这首歌得奖。
五个星期后，他们跟我说，案子破了，可以回去了。结果是被关在景美看守所，一个关还没侦讯犯人的地方。有两个礼拜，他们对我不闻不问，最后把我叫出来说：“为了让你回去，你要根据我们的要求写自白书。”
“什么自白书？”
“很简单，你就把你在马来西亚读书的过程写出来。”
我就写了，他们不满意，质问我是不是漏了什么事？这是我的人生，我怎么会漏？他们问我是不是认识副校长？我不认识副校长，我读书根本不管校长副校长，但他们要我承认副校长是马共。我说不可能，马来西亚《内安法》这么严，如果他是马共，不可能当到副校长甚至公务员。他们说：“如果你可以把他叫来台湾，我们三个礼拜就可以让他变成共产党。”
最后，他们说如果想回去，就把另个马来西亚侨生的自白书抄一抄，改一改名字。我就照做。因为如此，我日后被判的罪名是：在马来西亚读一年级时，经由副校长介绍，参加共产党，接着到台湾升学想办法颠覆中华民国政府。于是被判“二条一”。
在审理庭时，我一直强调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对方说：“你皮肤什么颜色？黄色。你身上流着什么血？中国人的血。你祖籍哪里？广东梅县。所以你是中国人，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有资格审判你。”
差不多这段时间，台湾跟马来西亚断交，马来西亚移民官回马来西亚之前，途经香港，召开记者会，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作为马来西亚政府代表，我却无法保护在台湾的马来西亚国民。”这新闻闹很大，登上马来西亚媒体头条。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马来西亚政府一直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很苦的时候，我会唱很多歌。像是〈归来吧苏连多〉，想我女朋友的时候就唱。这首歌我小时候在马来西亚就会唱了，小学六年级合唱比赛还以这首歌得奖。
在等待判决时，我被送到仁爱楼，33号房，待了1年3个月时间，没有放过封，任何人有的福利我都没有。在这期间我都和军事犯在一起，只遇到两个政治犯，第一个是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他拿起我的起诉书看，脸色大变。我中文不好，看不懂起诉书，不知道什么是《惩治叛乱条例》，也不知“二条一”什么意思，以为很轻。但李世杰说那是最重的罪，是唯一死刑。当我知道这件事后，被抓出去枪毙的情景一直浮现脑海，过着不是人过的日子。但李世杰教我怎么答辩，不久，他就被调走了。可能被发现他在帮我，我中文不好嘛。李世杰走了后，又来一个更高的官，就是他的长官蒋海溶，他跟我说：“《惩治叛乱条例》就是我跟李世杰起的稿。没想到我深受其害。”这一听，我气死了，心想自作孽，一直不跟他讲话，什么事我都抵制他。后来他也被调走了，听说自杀了。
这里的政治犯常常唱〈绿岛小夜曲〉，这首歌被称为校歌。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绿洲山庄的政治犯创作的，连军方都这么以为，其实不是，他是五零年代的歌，我在马来西亚就会唱了。
本来应该移送台东泰源监狱，但判决不久，发生泰源事件，于是监禁的地方改成绿岛。典狱长希望我留在看守所做外役，但我不愿意，我被你们整这么惨，不愿留下来替你们做任何事。没多久，我就被通知打包行李，隔天搭车到基隆，送到绿岛。
当时，我们两个人铐一起，十个人串一串上甲板，也是舰艇，大约有150人左右。因为有台风，上不了岸，船飘飘荡荡飘到左营去，我们在海上整整三天两夜，晕得不得了，船上都呕吐物。等上了岸，进绿洲山庄，还在晕。当时泰源监狱的政治犯已经先进去，我们是第二批，我住在四区六房。
因为泰源事件，所以绿洲山庄管理很严格，每个牢房选出一些人当内役，和班长沟通。房里禁止交谈，放封也很严格，轮流放封，一天两次，一次只有10分钟。门是锁起来的，喝的水用煮的，但刷牙洗脸洗碗都用马桶的水，四坪左右住10个人。
这里的政治犯常常唱〈绿岛小夜曲〉，这首歌被称为校歌。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绿洲山庄的政治犯创作的，连军方都这么以为，其实不是，他是五零年代的歌，我在马来西亚就会唱了。为什么会说他是校歌？我们的房间有窗户，从窗户往外看，看到椰子树和月亮，想念家人时，就会唱这首歌。
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封闭自己，不愿意出来当外役，也不出来放封。前辈常会劝我，不要用这心态面对未来，我听不下去，直到有次出来放封晕倒，潜意识中，前辈们的话突然出现，像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活得比他们长，看他们的下场等等。醒来，我突然转念，决定养好身体，出来当外役。
我做了很多外役，图书馆、洗衣部、福利社等等。在绿洲山庄的生活跟新生训导处不一样，是封闭的，也不能种菜，所有食物都靠军方补给船或渔船，有时吹南风，渔船不敢开，常常一个月船进不来，更久有两三个月的。这时候就没什么东西吃。
我在绿洲山庄时，很少跟人谈心事，因为他们禁止我们交谈，二是里头有“抓耙仔”（台语，指在背地里打小报告、通风报信的人），我谁都不信任，三我不满愤怒的情绪很高。所以，我都对着小狗说话。那是我在厨房养的小狗。有一天，广东班长带了两只小狗回来让我们养，可能养大了要吃掉。我认养了其中一只狗，每天对着它说话。但后来我离开绿岛，回台北仁教所感化，无法带着它，不知道它后来是不是被吃掉了。
有一天班长讲，陈钦生有人来看你，我想怎么可能……还没进门，就看到母亲远远的在那边……当放下话筒，她慢慢离开，我看着她的背影，撑不住了，崩溃昏倒在地，不停抽搐……想念母亲时，我会唱〈母亲你在何方〉。
我被抓之后，有三四个月，家里完全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起诉以后，同学来见我，我才请他们通知我家人。听说在我失去消息那段时间，姊姊们会陪我母亲到处烧香拜佛，求官员，花了很多钱，也被骗了很多钱，当他们放弃，以为我已经死，准备好牌位时，才接获通知。原来我还活着。
我妈知道后，就要到台湾看我，那时我已经到绿岛了。绿洲山庄的典狱长同意，但却被警告：“你不知他母亲什么背景，就答应她来？”这些都在档案局有资料，当他们调查我母亲只是个普通妇人，同意她来台后，又附加一个但书，“要讲国语。”我妈不会讲国语啊。我后来才知道，我妈一直想来看我，看不到。
1975年蒋介石去世，传说要大赦，但后来东减西减，只是刑期减一些。而且还有一条“凡参加共产党，判二条一的，都没得减”。所以我没有减刑。但我妈妈不知道啊，她还是要来台湾看我，但因为之前申请过，这次就简单了。她一个70岁的老太太，搭飞机经过香港来台湾，再搭渔船来绿岛，但跑错地方，跑到司法监狱，问了半天，都没我这个人。明明就有这个人怎么没有？绿岛监狱的人没跟她说还有一个监狱。她只好回台北去，整天在植物园打发时间。有一天，一个每天去植物园运动的退休将军，看到我母亲都在那边，问她怎么回事，看她精神很不好，心情沉重，我妈就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我知道了，明天我们到绿岛去，他就带着我母亲到绿岛这边来。直接找到这个地方。
我一开始不敢相信。我在台湾没有亲，没有戚，谁会来看我？想不到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任何一个可能，根本想不到。有一天班长讲，陈钦生有人来看你，我想怎么可能。我跟着班长走到接见室门口，还没进门，就看到母亲远远的在那边。我不敢相信，怎么可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我，整个人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要进去还是不要进去。班长推我说：“不赶快进去时间有限。”
我坐了下来，也不知道要拿电话，只是两个人互望，班长又开始催，我们拿起电话，还是沉默。“你好不好？”我妈用客家话说。
“很好。”
“怎么回事？”
“妈，我是被冤枉的。”
班长大吼不准说案情。我想，不可以讲案情我可以讲什么？我还有什么事可以讲？我妈看着我，就没讲什么话。班长又催：“赶快讲啊。”我就逼出一句话，真的就只能逼这句话：“妈，你放心，要好好照顾你自己，我答应你，一定会回马来西亚去跟你团圆。”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而已，我妈一直点头一直点头，我强忍住泪水，不敢哭，后来发现我妈抬起手来，放在窗子上面，放在那个地方，我知道我母亲不敢相信我还活着，想碰碰我，知道我是否还活着，我也把我的手贴在一样的地方，继续忍住眼泪，我妈已经哭得像泪人一样，一直哭，我还是继续讲：“妈，不要担心，我一定会活着回去跟你见面的。”
当放下话筒，她慢慢离开，我看着她的背影，撑不住了，崩溃昏倒在地，不停抽搐。这是我很痛苦的回忆。从那时我下定决心，再怎么苦，我一定要活着。想念母亲时，我会唱〈母亲你在何方〉。
我在外面，看到月亮时，会唱〈思乡曲〉。这首歌是夏之秋做的……其中有一句：“在那遥远的地方，母亲盼望着游子返乡。”跟我那时候的心情一样，想着70多岁高龄的母亲在马来西亚等着我回去，想着就心痛。
我在外面，看到月亮时，会唱〈思乡曲〉。这首歌是夏之秋做的，他带领武汉合唱团在香港表演时，听到武汉沦陷，心情悲痛，于是写了这首歌。因为武汉回不去，他带领着合唱团到东南亚巡回表演，也就红遍了东南亚，其中有一句：“在那遥远的地方，母亲盼望着游子返乡。”跟我那时候的心情一样，想着70多岁高龄的母亲在马来西亚等着我回去，想着就心痛。
唱歌对我们很重要，里头有很多精神支持我们走下去。我们绿洲山庄政治犯跟新生训导处政治犯唱的歌不一样，因为年代不同，他们唱很多日文、英文歌，我们已经很多国语歌了，可是他们会唱的我也会唱，因为小时候听过。
唱歌跟讲故事对我来说，是有疗愈效果的方式。出狱后，我日子过得很不愉快，有两三年时间流浪街头很苦，很恨，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中华民国政府也不让我回马来西亚，我无法离境。直到解严后，整整离家20年，我才能回到马来西亚。尽管后来有个幸福的家庭，但心理还是像大石头压着一样。自从他们骗我出来讲故事后，越讲，我心里石头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压力。以前我只要讲故事回去就睡不着觉，讲的时候很多痛苦的回忆都会出现，虽然事情过了这么多年，还是不会消失。我慢慢调整，渐渐醒过来，但现在已经能克服，不然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
我完成了跟妈妈的约定，1988年带着我后来的妻子，回到马来西亚。那时我已经拿到台湾身份证跟护照，当我抵达马来西亚时，被移民官叫住，他请我到个房间，我心里很害怕，心想是不是要被抓起来？同时也很心烦，一个女孩子跟着我，而家人在外头等我，我该怎么办？这个马来人看了看我，笑说：“陈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以为我要抓你，别担心，因为你第一次回国，我们想知道可以帮你什么？”
等到小房间后，他拿出了马来西亚身份证跟护照，说我随时可以把这拿走，如果想要告台湾政府，马来西亚政府会帮忙。我那时很想把这些拿走，但想到跟着我的那个女孩，怕我从此无法入境台湾，便说：“等我把这女孩送回去，再让我想一想。”他说没问题，想要回来随时欢迎。后来，他们每年都写信来问，我始终没回应。台湾让我很痛苦，但我的家已经在这里。现在我一年回到绿岛好多次，为了人权园区的活动，每次来都勾起我痛苦的回忆，但故事还是要一次又一次地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