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不断的《炎黄春秋》杂志，近日高层人事安排大换血，官方人马全面入驻接管，终于在7月17日，由社长杜导正签名，宣布即日停刊。
曾任杂志执行主编四年多的洪振快向端传媒表示，杂志社与官方指定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官司还在打，但杂志社人员已不能正常办公，他17日探望留医的杜导正，杜导正在病床上看了停刊声明的草稿，“真正签名可能是在今天（18日）”。
创刊25年，向以治史鉴今、敢言求是而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发声之地的《炎黄春秋》曲终奏雅，对于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新闻界、政界，意味着什么？以下为洪振快撰文见证的《炎黄春秋》之死：
本人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四年多时间，在2014年的变更主管主办单位风波中辞职。当时，辞职的还有总编辑吴思、执行主编黄钟和网络总监张晓鸥。
根据最新出版的第7期杂志上的人事信息，结合7月14日下午传出的文件，以及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炎黄春秋》此次人事大换血，官方的安排是：
- 从1991年创刊以来一直任社长、有70多年党龄、80年代曾任首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兼法定代表人），被免去职务，挂顾问虚衔（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 从今年5月份开始任副社长的胡德华（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免去副社长职务，挂顾问虚衔；
- 原副社长李晨（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之女），被褫夺所有权力，相当于扫地出门；
- 从5月份起新任总编的徐庆全、新任副总编的王彦君，原任执行主编的冯立三、丁东，全部新聘为副主编（《炎黄春秋》原来一直没有这一职务）；
- 杜导正女儿杜明明由原来的执行主编升任副社长（在三个新聘副社长中排第一）。不久前，还有一位原财务总监被免职。
新派6名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炎黄春秋》现主管主办单位，简称艺研院）工作人员入杂志社任职：贾磊磊出任社长，郝庆军出任总编辑兼法定代表人，张锋波、王瑜瑜新任副社长；陈剑澜、柯凡出任副主编（类似原来的执行主编）。
这6人，贾磊磊为艺研院副院长，郝庆军艺研院所属《传记文学》杂志主编，陈剑澜是艺研院所属学术期刊《文艺研究》的副主编，其余为研究人员，而且研究领域均为文艺，而《炎黄春秋》主要刊登历史、政治类文章。同时，原来的杂志最高权力机构──社委会被取消，官方接管财务、新媒体内容发布的人员在人事变动决定宣布后马上进驻杂志社。
一年半前，官方意图通过变更主管主办单位加强对《炎黄春秋》控制，此番人事大调整，乃是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官方决心通过人事调整，逐步完成对内容的控制，这种决心只能来自最顶层。
三大内容“八不碰” 人财采编相对独立
《炎黄春秋》是个很独特的杂志。
《炎黄春秋》的主要内容，一是中共党史、军史、国史上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能够提供历史内幕，包括中共最高层在重要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二是对中共历史上的错误如肃反、大饥荒、文革等进行反思，以期总结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三是对重大理论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看法，力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按照社长杜导正的看法，杂志在历史问题上遵循中共历史问题决议，在理论、方针上遵循八二宪法（1982年通过）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面，杂志主张秉持不虚美、不溢恶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作出客观评价。
经过长期的博弈，杂志社与官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八个方面的内容不碰，即杂志不能刊登涉及和主张这八个方面内容的文章。所谓“八不碰”包括：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六四、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多党制、法轮功、民族宗教问题、刘晓波（在艺研院提供的协议版本中，此点改为宪政）。除此之外，官方默认杂志可以刊登。
在中国大陆，这已是其他媒体所不能享有的特权，因“八不碰”之外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尤其是历史问题。但实际上，并非所有内容都能刊登，官方还是经常提出某些文章违背“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触碰了底线。杂志每期刊登20篇文章光景，经常被指出有三四篇“违规”，甚至七八篇“违规”。
在中国大陆，私人不能办报办刊，所有的报刊都必须有一个国有单位作为主管主办单位。 《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长期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5月成立，是一个主要由省部级退休干部参加的民间社团，会长通常是退休的副国级领导人，首任会长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周谷城、执行会长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萧克上将，此后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等人曾任会长，现任会长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
十几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曾经是《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后主动放弃主管主办职责，2014年，中宣部指定，中国艺术研究院重新成为《炎黄春秋》的“婆家”。变更理由是：《炎黄春秋》是新闻出版单位，新闻出版单位全部属于国有资产，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属于民间社团，根据有关法规，民间社团不能管理国有资产，所以必须变更主管主办单位。
虽然当局声称，《炎黄春秋》是属于国有的新闻出版单位，但1991年7月创刊以来，国家没有给过一分钱，没有给过一个编制，也没有提供过一寸办公场地。相反，在官方一再打压下，《炎黄春秋》经历了很多风浪，独立发展，以内容获得国内外读者的认可，实现了完全靠发行收入支撑运作。在近年纸媒发行量全面下跌，难以生存的情况下，《炎黄春秋》逆势生长，发行量保持上升趋势，2013年进入国家邮政总局全国报刊发行百强，2014年每期印量已接近20万份。
由于没有官方的编制和经费，《炎黄春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有相对独立权，这是编辑方针保持相对独立的重要保证。在《炎黄春秋》内部，也有一套相对民主的制度，包括用人、用钱、用稿。比如社内人事、财务等大事要由杂志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用稿要由编辑部集体讨论决定，社长和总编不能独断，也得服从民主原则，大事集体投票决定。编辑部内部也认同杂志是一个类似民国期间的“同人杂志”，大家志同道合，追求民主宪政的理想，所以在内部也要实践大家追求的理想。
这在中国大陆，应该别无二家。
换“婆家”强控制近两年 最高层终下决心大换血
近两年前官方强行给杂志安排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个“婆家”，引起杂志社的警觉。
2014年9月，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召开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编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四方联席会议，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并在一个星期内办完了变更手续。
为此，杂志社连续三次召开顾问、编委、重要作者、红二代参加的会议，试图抵制变更。由于官方口头承诺，主管主办单位变更后，杂志在人事、财务、发稿上仍享有原来的自主权，三次会议上，顾问、编委、重要作者的意见也不一致。
一部分人认为，变更即是官方为了加强控制，变更后杂志必难保持风格，所以必须强硬抵制，著名律师张思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以80多岁的高龄担当杂志的律师，近百岁高龄的前毛泽东秘书李锐担任公民代理人，和官方打官司，如果官方强行要求变更，就主动宣布停刊；另一部分人认为，杂志还没到死的时候，不宜主动找死，所以不妨先变更，等以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再宣布停刊也不迟，只要能办下去，还是要尽量保持阵地，以便能够发出改革派的理性声音。
这场风波持续了近三月，最终社长杜导正与官方达成妥协，接受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管主办。此后，官方控制随即加强，艺研院派分管副院长贾磊磊和一位科研处负责人参加审稿会议，随时可对某篇稿子提出意见。此前杂志社每年要召开顾问、编委、重要作者和支持者参加的春节联谊会，通常有200多人参加，济济一堂，会场满眼皆为白发。但主办主管单位变更后，这一传统即被打断，2015年的春节联谊会被官方阻挠而无法召开。
2015年4月，新任总编杨继绳退休前所在单位新华社出面，“劝”其不要在杂志社任职，杨继绳最终在2015年7月退出杂志社。 2016年元旦，官方直接派人到印刷厂，阻止开印带有新年献词的《炎黄春秋》，最终《炎黄春秋》第一次发行了没有新年献词的新年首刊。
2016年5月的第5期杂志，适值“文革”发动50周年，杂志原定安排多篇反思文革的文章，官方又要求撤稿，双方一度僵持，官方派人到印刷厂盯着，最终杂志社妥协，撤掉大部分稿件。本来每期杂志应在当月4日发行，上月底完成印制，但此期被拖到5月10日左右才得出刊，这在本人工作期间是从未有过的事。
《炎黄春秋》代表党内改革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创刊至今25年，官方一直未下决心关停，是因影响太大，没人敢担政治责任和历史罪名。至此番人事大换血，可以看出官方是下了决心。官方还显然进行了精心布局，包括下令各媒体不得炒作。这种决心只能来自最顶层，艺研院作为主管主办单位，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不是能下决定者。
当然，官方并不想直接关停《炎黄春秋》，因为那样不够体面，而且可能会引发政治事件；通过人事调整，逐步完成对内容的控制，改造成官方希望的面目，应是官方既定的目标，应该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炎黄春秋》已被判处死刑，已绝无保持原来的办刊方针存活下去的可能。
25载春秋告终 改良道路走到尽头？
《炎黄春秋》创办至今，刚好历时25周年。这25年中，中国经历了三个时代：江时代、胡温时代、习时代。这三个时代，中共官方对媒体的控制手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
江时代，尤其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出“谁不支持改革谁就下台”的威胁，江之后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伴随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占据思想界主流。由于毛式左派反对市场经济，经常向中央上万言书，阻挠市场经济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江曾下令封掉了两个极左杂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在江时代，对媒体的控制比较宽松，一批市场化媒体顺势崛起，比如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胡温时代，对新自由主义开始打击，但市场化媒体已经发展壮大，仍能占据主流，胡温个性较为温和，对媒体未下狠手。
但到了习时代，近年媒体哀鸿遍野，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开始，就表现出以强力手段对付媒体的倾向，官方屡屡放言控制舆论是一场上甘岭战役，表现以战争思维来管控舆论。
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2016年第9期公开的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透露了习管理媒体的思维。习说：“我说过，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其策略，可以简单归纳为“扶红，打黑，争灰”。这是中共历史上常见的划分敌、我、友三个阵营，分别对待的思维。近年中共官方管理媒体的思路，可以认为便是上述讲话的具体落实。
媒体管理部门既已得到“要敢于亮剑”的尚方宝剑，自然要亮剑。中国民间曾把最敢说话、最有看头的两家报刊《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并称为“北炎黄，南南周”。一些企业家只订这“一报一刊”。 2013年《南方周末》被整治之后，《炎黄春秋》必在整肃之列，即便有习仲勋所题“《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所谓“丹书铁券”也没用。因此，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以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为手段，至近日强行进行人事大调整，都是符合逻辑的发展。
《炎黄春秋》的主张，代表了中共党内改革派、体制内自由派所主张的改良道路，代表中共党内和民间温和、理性、健康的力量，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共由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执政党，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完成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这种主张，能够避免通过“革命”方式变革社会带来大规模政治动荡，从而引起社会失控的风险和代价。这不仅是中国国内有识之士基于历史经验的普遍共识，应该也是全世界乐意看到的，毕竟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失控带来混乱，对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
尽管上述主张过于理想化，未必能够实现，但《炎黄春秋》的存在，至少表明上述主张在中共党内还能被容许，还有一点微弱的希望。如果中共官方下决心扼杀《炎黄春秋》，那就意味着温和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无法走通，激进革命话语将成为社会认识的主流，中国各界精英的认识将会发生微妙的调整，这对中国未来走向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