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非裔美国人奥巴马入主白宫，与众多黑人政商精英、文化体育明星一同宣告美国已进入“后种族时代”，即基本上不存在种族问题的时代。确实，20世纪50至70年代高涨的黑人自由运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分层。特别是原先渗透于南方法律、北方习俗与公共政策的种族歧视，已被明令禁止，民众对种族问题的认知水平也大为改观。
然而近几年来，美国种族矛盾凸显。2014年的多宗白人警察杀死黑人事件（例如埃里克加纳、迈克布朗、弗雷迪格雷死亡案）过去不久。而就在上周，美国又发生三宗与种族矛盾有关的枪击事件。7月5日，在最南的路易斯安那州，正在兜售光碟的小贩斯特林（Alton Sterling）被警察制服倒地后连轰五枪死亡。7月6日，在最北的明尼苏达州，卡斯蒂尔（Philando Castile）主动告知警察自己有持枪许可，在搜寻身份证件时，被警察射杀。7月7日，在达拉斯市中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集会现场，五名维持秩序的警察被黑人退伍军人米卡·约翰逊（Micah Johnson）射杀。
尽管难以判断杀死斯特林及卡斯蒂尔的白人警察是否是种族歧视者，但是此类事件频发，点燃了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与压迫的怒火。美国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众多反对警察暴力执法、要求伸张正义的游行。而约翰逊射杀白人警察，更反映出美国尖锐的种族矛盾仍然存在。“美国成为后种族社会”只是一个神话。
奥巴马时代的“制度性种族歧视”阴影
2008年在费城的一次演讲中，奥巴马曾表示：“我此生不会忘记我的成功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诚然，奥巴马最终当选美国总统，颇具历史意义。但是与少数黑人的成功故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黑人贫困且没有保障的生活。黑人内部悬殊的阶级差异，使处于社会经济阶梯顶端的黑人无法代表黑人整体。
奥巴马当政期间，复苏的美国经济并未真正惠及黑人，反而继续拉大黑人与白人的贫富差距。Newsmax 记者詹尼佛·希基指出，奥巴马上任至今，黑人年收入中位数下降了10.9%，而白人年收入中位数则上涨了3.6%。贫困导致了一系列问题：30%的黑人儿童受到饥饿困扰；25%的黑人女性没有医疗保险；65%确诊爱滋病感染者为黑人女性。白人家庭平均年收入是黑人家庭的14倍。
严峻的黑人贫困问题，只是奥巴马时代种族歧视的表现形式之一。屡次出现的白人警察杀死无枪黑人却被判无罪，亦揭示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公。如美国司法部就曾调查俄亥俄州克里夫兰警察局，指出该局警察的“执法模式为过度使用暴力”。2014年11月，仅在两周内就有两名非裔美国人（Tanisha Anderson 和 Tamir Rice）被该局警察杀死。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严重和普遍，很难以警察个人的种族歧视倾向来解释。不论是贫困问题还是“犯罪黑人化”，美国当前的种族歧视，主要是制度性或结构性的。“制度性种族歧视”，即指导致美国黑人贫困、破产、犯罪、患病乃至死亡的政策、项目和惯例。其中最明显的一项，便是行政与司法系统对黑人“贫困与犯罪”的打击。
监禁黑人，与种族隔离相差无几
美国民权律师、法学教授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认为，大规模监禁黑人是“新吉姆·克劳法”（The New Jim Crow）。她说，这一“种族化的社会控制系统，颇具综合性和欺骗性，与曾经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法惊人地相似”。亚历山大指出，导致黑人大规模入狱的“并不仅仅是贫困或选择错误，而是一个新的种族等级制度”。
非裔美国人入狱比例很高。虽然非裔美国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3%，但是黑人在押犯人数却占美国在押犯总人数的43%。据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数据，非裔美国人的入狱率是白人入狱率的六倍。提交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三分之一的非裔美国人至少在一生中入过一次狱。没有犯罪纪录的黑人的就业率，也只与有犯罪纪录的白人大致相当，出狱的黑人则几乎没有机会从事正当职业，只能犯罪以求生存。更重要的是，黑人大规模入狱，强化了早已根深蒂固的种族成见——“危险”、“邪恶”、“非人”。所以，在明尼苏达州，当警察得知费兰多·卡斯提尔有持枪许可时，恐惧万分以致开枪将之射杀。
非裔美国人遭受的警察暴力执法，和大规模监禁，是制度性种族歧视的产物。历史学家基昂卡﹣雅玛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等指出，美国民权运动后，导致黑人大量入狱、警察暴力执法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尼克松和里根的“反毒战”、克林顿的反犯罪政策、小布什的“反恐战”以及广泛采用的“破窗”效应理论，每一结构性因素，都以前者为基础。
第一，反毒战。尽管美国政府数据显示，非裔美国人的毒品犯罪率与其他种族大致相同，但是有研究表明，在罪行相同的情况下，黑人的入狱机率是白人的两倍。而且，黑人一旦因毒品犯罪入过狱，就不再享有投票权，也不能享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更加难以改变贫困的生活。此外，反毒战有针对黑人的嫌疑，因为其打击对象霹雳可卡因（快客可卡因）的主要吸食者，是内城的黑人，所以向霹雳可卡因开战，基本上就是向贫穷黑人开战。
第二，反犯罪政策。打击犯罪是克林顿政府的核心工作。1994年，克林顿力推的《暴力犯罪控制与执行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规定终身监禁也适用于非暴力犯罪，大幅增加警察人数，拨巨款兴建监狱，并提出了“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 Law）的刑罚原则。1996年，克林顿又力推《反恐及有效死刑法案》，进一步限制在押人员寻求减刑。由于反毒战尚未结束，非裔美国人继续成为主要执法对象。又因为反犯罪政策以监禁为打击犯罪的主要手段，且限制监犯寻求减刑，黑人大规模入狱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反恐战。2001年“911”事件后，《爱国者法案》通过。“警察亦处于反恐战前线”成为共识。因此，五角大楼将更多的军用装备转交至地方警局，加剧警察装备军事化。但并未加强对警察的管理和培训。此外，联邦政府还为地方警局提供经费，使之能购买军事装备。持有强杀伤力武器的警察不知轻重，更易在执法时过度使用暴力。又由于非裔美国人仍是主要执法对象，黑人因此更易遭受警察暴力执法。
第四，“破窗”效应理论。保守派学者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林提出“破窗”理论，强调打击轻罪，有助于遏制更为严重的犯罪。尽管毫无证据证实该理论有效，但警察据此重点打击所谓的“生活品质罪”（Quality-Of-Life Offenses），例如涂鸦、随地大小便、在公共场所饮酒。上世纪末，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泛采用。由于此前的结构性因素已使黑人成为执法的主要对象，又因为犯生活品质罪的往往是工薪阶层和贫困者，“破窗”理论要求警察更多地在黑人社区巡逻，对黑人社区的影响最为严重。
从民权运动，到“黑人的命也是命”
真正剑指美国制度性种族歧视顽疾的，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该运动始于2013年非裔美国人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网络运动。2014年夏，迈克·布朗被白人警察射杀后，运动从网络走到现实。
到目前为止，美国共爆发了大大小小数千场“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示威，包括两场全国性抗议警察暴力的大规模游行，分别于纽约和华盛顿举行。2016年7月，斯特林和卡斯蒂尔被白人警察枪杀后，美国多地再度游行。
“黑人的命也是命”已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如民主党的桑德斯和希拉里皆强调“黑人的命也是命”，并否认美国已进入后种族社会。他们承诺改革刑事司法制度，解决黑人大规模入狱问题。
与“黑人的命也是命”唱反调的，是“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后者指责非裔美国人过分强调种族歧视与自身贫困、犯罪率高等问题的因果关系。认为政府优先解决黑人的问题，就等于宣告“黑人的命比其他种族的命更重要”，甚至会导致“逆向种族歧视”。然而事实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参与者与支持者，从未否认其他种族的命也是命。
“所有人的命都是命”的逻辑与“美国进入后种族社会”的逻辑类似，企图掩盖黑人仍受歧视与迫害的真相。当“黑人的命也是命”要求全社会直面犯罪的黑人化、黑人的非人化、黑人的命在种族歧视者眼中并不是命时，“所有人的命都是命”反对黑人对种族歧视这一顽疾的揭露，鼓吹应不分肤色，其后果是免除政府和社会改善黑人境况的责任。
其实，从民权运动到“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种族歧视运动在本质上是“解放全人类”事业的一部分。今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采用了社会学家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的交叉性身份理论，认为非裔美国人遭受的歧视和压迫，并非只是种族的，还有性别、性取向和阶级维度。因此，今天所要实现的黑人自由，其实是摆脱种族、性别、性向和阶级压迫的自由，即人类的自由。所以，“黑人的命也是命”其实是确保“所有人的命都是命”的前提。正如历史学家罗宾·凯利（Robin D. G. Kelly）所言，“非裔美国人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
（紫锋，康奈尔大学 Africana Studies 黑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