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载著十多名义工的木制渔船，在三描礼士省（Zambales）省会伊巴市（Iba）启航，开往南海中沙群岛的争议环礁黄岩岛（Scarborough Shoal）。毫无意外，快将抵达之际，渔船遇上来自中国海岸警卫队的警告与阻挠。两名菲律宾青年无视两艘驶近的快艇，各手持两面旗帜——菲律宾国旗与联合国会旗——下水游往黄岩岛。而这一天，6月12日，正是菲律宾独立日。
看似一场在争议海域的主权宣示行动，发起组织“Kalayaan Atin Ito (KAI)”及新进成立的国际伙伴机构“Sea Access for International Law (SAIL)”，却希望向外界传递有关“主权”之外的信息：珍视海洋生态。
“Kalayaan Atin Ito”是菲律宾语，“Atin Ito”意即“我们的”；“Kalayaan”字面解作自由，同时亦指菲律宾为南沙群岛自行取名并归入巴拉望省（Palawan）行政管辖的“卡拉延群岛” 。去年十二月，组织曾联同一名菲律宾退役海军军官与约50名义工，登上南沙群岛另一争议岛礁中业岛（当地称作Pag-asa，意即“希望”），并在岛上扎营留守一周，引起中国外交部抗议。
“当时我们在怒海里挣扎近两日三夜，终于驶达中业岛。船上面对的危险没有吓阻我，踏足中业岛那一刻的兴奋难以形容。”义工之一、34岁的维拉图（Andrei Villato）向端传媒忆述，“但这种快意很快消逝，随之而来的是哀伤与愤怒……因为我所见的珊瑚礁全告死亡，当地的渔民社群告诉我，中国的海岸警卫队故意在岛礁周边投注化学品，灭绝一带的鱼群与珊瑚，令当地人难以为生、诚惶诚恐。在中业岛上的那一周，我们每天都看到中国船只与直升机于仅约100米外盘旋。”
亲征争议岛礁 见证生态影响
类似指控其来有自：去年十二月，外媒曾报导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一带由菲方控制的岛礁周边，蓄意破坏珊瑚礁。而中国外交部则抗议菲方拘捕偷猎濒危物种的中国渔民。此外亦有外媒披露，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有渔船分别获省政府提供每次约2万美元的专项补贴，有组织地前往南沙一带海域进行捕捞作业；这些渔船规模庞大，宛如“海上民兵”，成为北京在南海争议岛礁宣示主权的海防前锋。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认为，尽管中国目前在南海诸岛上开展的造岛活动受到外界谴责，但这种活动并不是新鲜事物，而且亦非中国开风气之先。“菲律宾和越南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填海造陆，并修建简易的机场跑道，马来西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跟风，在2009年至2014年间，越南是填海造陆和升级哨所最活跃的声索国。这就是说，中国对南海水域和岛屿加强控制和影响并没有道德上的问题。中国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区别是，中国是近年来才开始有动作，且是目前各国中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
内地官方媒体证实，“潭门海上民兵连”于1985年根据中国“开发南沙、渔业先行”的战略方针指导而成立，连队发展至90年代初已有超过150多人的编制，其中以当地渔民为主，作业渔船达廿多艘；连队亦在有关部门指示下，为渔民提供武装训练，而船队在争议海域作业期间，有中国海警护航，行动冠名“守护南沙主权”。
菲律宾“KAI”的行动，也许跟“潭门海上民兵连”相似，但主要分别之一在于，“KAI”完全自发，缺乏资金，菲律宾政府没有对它的行动表示支持。“驻扎中业岛那段时间，我们曾经连食物也难以补给，有些成员甚至没有足够路费从巴拉望主岛回家，”维拉图忆述。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素来以对华立场强硬见称，但总统府当时亦明确建议组织循其他途径抗议，避免为局势“添烦添乱”。菲律宾海警事后更向组织租用的渔船船主罚款，试图阻退组织再次发起同类行动。
维拉图来自中部礼智省（Leyte）西端小城 Calubian，本来在省内一大学修读工商管理课程。去年九月，得知“KAI”组织正在招募义工，便停学全职参与至今。“每次看到新闻只觉愤怒，但无力感却令我沮丧欲哭。我只想不再感到无力，为自己的土地做些事情。”维拉图的家人没有异议他停学以投身运动的决定，家中的兄弟姐妹更表支持，部份老师与学生甚至应邀一同成为“KAI”的成员，据他估计，单在他的城市已有约二百名成员。目前，“KAI”在全国共有逾万名义工，以青年学生为主。
主权争议阻环保执法
居于伊巴市、年仅19岁的妮尔（Vivienne Leal）跟维拉图一样是全职义工，一同亲历中业岛与黄岩岛之旅。她用著不怎么流利的英语说道，“（南海争端）影响到当地人、生态与自然资源…我希望能团结全国上下，以非暴力形式争取和平。”
珍视海洋生态的面向，使“KAI”有别于过去以领土主权为论述核心的爱国组织。对很多沿海社群而言，南海争端事涉渔民出海谋生的权利与自由，也对世代传统生活圈构成威胁。对他们来说，海洋历史与渡海文化，可能比现代国族身份认同更加丰饶深远。但当南海已然成为大国的军事争霸前沿，这种超越国族主权的在地声音，难入政治主流。
虽然不止中国在争议海域造岛，破坏其他声索国占领区域的环境，菲律宾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巴汤巴卡（Jay Batongbacal）在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反指，“只有中国有能力大规模展开这类活动，足以造成损害南海生态的程度。关于填海造岛，中国在过去两年的的工程规模，已经远远超出其他申索国在过去三十年累计的活动；将整片未受破坏的海礁夷平造陆的现象，此前绝无仅有。这些小国亦因此有意识地推行部份针对性的保育措施。”他补充，“单就菲律宾而言，至今唯一一次填海活动已是70年代的事，而当时的工程造成的环境破坏亦低很多。”
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与亚洲区域整合的菲律宾大学教授巴维耶拉（Aileen Baviera）则补充，重点不在于争论谁有开发谁又没有，“应该关该注造岛修建的设施之实际用途为何、修建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有没有尽量缓减；无论是否声索国，减低海洋生态破坏都是应有之义，与公约的精神一致。”事实上，公约的序言及第十二部份都有强调缔约国在保育海洋环境与生态资源的责任，共涵盖四十多条条款。但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就似乎难以追究各国的责任。
裁决确认争端损害海洋生态
王江雨亦表示，“南海的渔业资源曾维持了沿岸国家包括中国世世代代渔民的生计。中国渔民一直以来就在该地区作业，从南海收成的鱼获在中国总捕捞量中占比超过25%。南海若得发掘并整合，能极大地造福该地区的各个国家。”
不过，中国渔船在国内海域的渔获，已有近半是透过破坏性方法捕捞，这一作业方式令南海水域的其他国家担忧。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受非法捕鱼、滥捕及破坏性捕鱼方法（如拖网、爆破及使用氰化物）影响，南海水域的总鱼量已比1950年代的基准减少5％至30％。
报告亦指出，虽然在南海作业的渔船事涉12个国家， 中国远洋渔船规模庞大、财力鸿厚，都令滥捕现象恶化。研究团队亦担忧，主权纷争令南海水域出现执法真空，令针对捕渔与海洋生态的管制无从实行，如此各国渔船争相捕捞，长远势将令南海的渔业资源陷入危机。
而今次裁决亦确立了南海争端的环保面向。仲裁庭于昨天公布的仲裁结果中，表明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对珊瑚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且在知情的情况下未有阻止中国渔民“使用对珊瑚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方法”捕捞濒危物种（包括海龟，珊瑚及大砗磲），违反了公约有关保护海洋生态与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义务。裁决同时指出，“菲律宾渔民（如中国渔民一样）在黄岩岛有传统的渔业权利，而中国限制其进入该区域从而妨碍了这些权利的行使”。
监察海洋生态，区域运动出路？
既然远非一国问题，就需要跨国公民社会一同应对，“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其他有需要的菲律宾人，甚或支持其他同样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邻国民众。”妮尔说。
超越本土、寻求连结的想法，令面向国际的“SAIL”应运而生。主要推手之一，是美国学者科尔（Anders Corr）。他在菲律宾独立日前夕远赴伊巴市，与“KAI”义工一同登船前往黄岩岛，是船上唯一一个美国人。
目前，“SAIL”的首要目标是筹集资金，购买船只，组成“和平舰队”，维持菲律宾在争议海域的活动，协助纪录中国海警与渔民的活动、监察任何涉嫌违反国际法与破坏海洋生态的行为。科尔相信更广泛的媒体关注，或是保护海域资源、减低冲突机会的一个方法。
科尔认为，出于环保考量，外界应该阻止各国开发南海能源：“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估计南海的石油与天然气储量分别约为110亿桶及190万亿立方英尺，如此庞大油气资源一旦开发并使用，其碳排放量与环境影响难以估计。”当然，他深知放弃能源开发，未必符合各国的经济考量。
“SAIL”开宗明义以国际法为行动基础，而公约内也不乏保育海洋生态的条文；那么，如果以环保作为主轴，强调资源共治与各国合作，如集中应对中国远洋渔船在争议国海域滥捕或走私海洋物种等现象，同时淡化主权论争的政治色彩，会否是一个可取的中间出路？
专家们对此绝不乐观。海洋保育的面向，在策略上虽然能够暂时跳脱你争我夺的政治逻辑，唤起更多普通人的关注，但问题要再讨论下去，还是无法规避主权矛盾。中国若不作出让步、放弃“九段线”主张，保育海洋资源便无从说起。 科尔说，“比如黄岩岛的所在亦位处菲律宾海域的专属经济区（EEZ）之内，按理早已违反国际法。”
他续说，在整场中菲争端中，黄岩岛有著特殊的战略重要性：“黄岩岛与菲律宾在苏比克湾（Subic Bay）的海军基地非常接近。最近已有报导披露中国海军在黄岩岛一带进行调研工作，似是为建造人工岛作准备。换言之，一旦中国在黄岩岛建设基地，那将对菲律宾本国以及美国的亚洲战略基地构成实质威胁。”地缘政治的现实利益，远远超过了海洋保育的需求。
公约难息主权争议 裁决推进外交进程
过去，东南亚国家不是没有签订过有关的海域环保合作协议，例如分享科研资源、保育濒危海龟与渔业持续性等等；但受制于政治问题，这些协议条款与力度往往不足以应对宏观的海洋生态问题。今次的仲裁，能否一锤定音，在部份争议性较少的问题上，奠下各国有限度合作的基础？
科尔断言，“有效的反对运动必须回到公众层面。我们希望由南海争端出发，团结其他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亚洲国家，形成一个去中心化的经济制裁与公民教育运动，并以国际法原则与人权为共同基准。这次国际仲裁，无论如果如何，都增加了菲律宾与其他南海争议国的谈判实力。”
著有《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台译：《南海：21世纪的亚洲火药库与中国称霸的第一步？》）的英国记者海顿（Bill Hayton）却对端传媒记者直言，制裁运动在现实上不成气候：“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前夕，西藏爆发骚乱，也有人呼吁过向中国施以经济制裁。我记得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傅莹被问及制裁忧虑时，抛下一句：‘那你可以穿甚么品牌的衣服？’我猜这已是一个答案了。”
“东南亚国家之间似乎已经有一个不明言的、过渡性的权宜之计：在法理上，他们虽然互不公开承认彼此的主权声索，却没有甚么现实行动去挑战对方的主张，变相是承认了彼此在南海各据一方的局面。”海顿说，“这是唯一最符合现实的出路。只要中国愿意承认其他声索国分别在不同岛礁水域的实质控制权，愿意接受‘九段线’与所谓‘历史水域’的主张在公约下并不成立的话，这些国家便可相安无事。”
巴汤巴卡则认为，公约写成于1982年，有关环保的条款未能全面处理人工岛的法理与环境影响问题，今次裁决，对公约释义的发展有进步意义。“由于公约没有权限处理领土主权的问题，主权争议本身不会一夜消减，但外界观望这次仲裁的意义，是裁决能厘清部份争议岛礁在公约定义下的相应类别，从而长远收窄这类主权争议的地理范围；菲律宾一方则应遵照裁决的定案，将问题带回到外交层面计划下一步。”
北京外交部曾表示倘仲裁结果不利中方，就会考虑退出公约，又是否言过其实？巴汤巴卡表示，“虽然中国杯葛今次仲裁，但根据往绩，中国一直有试图利用公约去合理化自己的主张。一方面，由于公约的条款大多已被视为习惯国际法的规范来源，中国退出仍会继续享有公约的大部份权益；但另一方面，公约第317条订明，任何缔约国即使宣布退出公约，一样不能以此卸除其作为缔约国时已经产生的义务，而且退出也意味著中国失去派驻代表出任相关法定架构的权利。”
巴维耶拉与海顿亦不约而同认为，中国退出公约的政治成本太高，亦会徒添不尊重国际法规的负面形象，甚或令中国在“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等区域领导大计落空。
杜特地向中示好 资源共享为了谁？
新任总统杜特地表示会改变前朝强硬作风，提倡重启中菲双边和谈以处理争端。实效如何，言之尚早。亲征过黄岩岛与中业岛的维拉图喜见新人事新作风，却对双边和谈的前景不无忧虑。
“我们不觉得阿基诺三世有贯彻他口头上的强硬姿态。他曾多次委任国会议员特里兰尼斯（Antonio Trillanes）与中方斡旋，可是谈判一直占下风，也没有向国会呈交任何独立报告。”维拉图认为，多边和谈能减少黑箱谈判、平衡双方议价能力。
新任外长亚赛（Perfecto Yasay）早前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菲律宾愿意考虑与北京共享南海资源。科尔认为，双边谈判容易令菲方主事官员受投资利益动摇：“所谓‘共同开发’这类字眼，背后的议价与合作细节可能不须向外界公布，当中有多少私相授受以换取中国开发权，外间无从得知。汶莱与马来西亚的例子，难说不是如此。”
海顿说，“中国近年在南海一带的活动，只是令局势更加紧张，于事无补。如果中国能够意识到其整体战略利益，远比几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岛礁来得重要的话，要力争成为世界大国，当非难事。北京只需要与其他声索国私下商议，寻求某种可以令局势缓和下去的默契。”仲裁结果如何，倒是其次，“最好是让大家都进入冷静期，静待时机、适应新的局面，同时避免刺激双方行动升级，例如在对方控制的争议水域进行勘探。”在国与国之间，有限度的妥协与共识是必须的。
但妥协与共识，到底还是离不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与盘算。既然南海岛礁谁属，不由一国独断，那么这片广袤海洋的命运，是否亦应由那些世代与海洋共存的民众去一同决定与守护？“和平舰队”代表的，是狭隘的主权宣示与爱国行动，还是来自对海洋与土地更质朴的情感、超越大国博奕史观的在地声音？
资源开发为了谁？能够少谈开发，多谈保护吗？“KAI”的青年义工们明白推动海洋保育，力量必须来自民间监察。在仲裁结果公布前夕，他们公开表明“亚赛不代表我”：“南中国海不是你的私有财产，是属于一亿菲律宾人的”。组织在其专页如此说。“先去征询国人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