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喜欢说这里是国际都市，但华人占95%左右的时候，就决定了这里不会像新加坡，是多种族社会……”——Magar
佐敦吴松街快尽头，人越走越少，空调水滴滴答答落在头顶，抬眼看到“幸福商业大厦”一个小小入口。摄影师到得早，站在门口说迷了路。他头先从另一扇大门进去，上扶手电梯是个冷清的小商场。走廊弥漫着檀香味，两旁店铺多是金饰、南亚糕点和艳色的民族服饰。店主人有华人面孔，也有印度或是尼泊尔裔。
JB Pun Magar 的新办公室其实就在这栋楼的另一层，我们转达老旧的直升梯，终于找到他不到十平米的新办公室。他的三个朋友绕着门口的铁质储物柜，零散坐在前红色折椅上。Magar 则坐在窗边的写字台旁，一只手故意在胸前划了半圈，开玩笑说：“这是我的新办公室，有两台笔记本，差不多百呎，很豪华吧。”
这位四十岁出头的尼泊尔老记者身经百战，却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地败下阵来——他经营了四年的少数族裔社区报纸终因资金不够宣告结刊。“幸福商场大厦”是他的新据点，这里地租比原先那几条街外的办公室便宜，是他再次起步的地方：他要借助投资较低的新媒体重开属于在港少数族裔的新闻平台：Ethnic Voice。
被绑架的战地记者
Magar是他的姓氏，也是他所属民族的名字：马嘉人，一只常住于尼泊尔中部山区的原住民族。很长一段时间，马嘉族的历史都和军队与战争连结在一起，有人击败过当年英国殖民地的正统军队，也有人为英国人、印度人雇佣，在南亚、东南亚各地征战，是著名的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的重要兵源。
在 Magar 温和安静的脸庞上很难找到一点点彪悍的气质，但他的父亲和很多亲人确是军人出身。不过少时的他对于战斗兴趣不大，反而迷恋摄影。由于当时尼泊尔没有大学开设摄影课程，他去印度修读了广播电视的硕士学位，从此开始二十余年的记者生涯。
学成归国后，Magar 就职于尼泊尔最大的杂志《喜马》（Himal），但很快不满于常规式的新闻报导。“尼泊尔其实一直有新闻自由，我在中国和印度都待过一段时间，我敢说比这两个国家好。但那时的新闻还是偏向于政府宣传。”他想做的，是发掘身边有血有肉的议题。
各种各样的战地故事纷纷涌现，Magar有时以记者身份孤身直入战场，有时也不得不花费心思做卧底打探信息。
当时尼泊尔深陷内战，最有血有肉的新闻当然是在战地。“到战争中后期，我在政府军和毛派叛军（Maoist rebels) 两边跑，边写边拍。”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派声称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要为底层大众而战，终结封建腐败的王室统治。然而无论政府军还是毛派都在各地无情杀戮，很难说谁更加正义或合法。
各种各样的战地故事纷纷涌现，Magar有时以记者身份孤身直入战场，有时也不得不花费心思做卧底打探信息。他对童兵（child soldiers）这个话题着迷。根据《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战争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征募和使用十五岁以下的童兵。然而不停有民间消息说，毛派军中有未成年的“志愿兵”。在跑去毛派占领地很多次之后，Magar 真的看到几名十岁左右的持械“军人”，忙用摄像机取证，然后在《喜马》刊登，反响很大。
没多久，他被毛派绑架。他们蒙上 Magar 的双眼，把他扔在军用摩托车上，一路开到偏僻的军营。Magar 被囚禁在封闭的房间，军队领袖三番五次威胁告诫他收回报导，并要他保证以后不再挖毛派的脏料。他们允许 Magar 和杂志编辑联系，后者很快明白 Magar 的处境，干脆在尼泊尔国内外报界发表声明，消息在全球媒体不胫而走。呼吁释放记者的压力越来越大，毛派不得不表示这并非中央的动作，而是地方干部出了问题，随即让 Magar 安全回家。
这应该是Magar 记者生涯中最为传奇的一幕，坐在佐敦简陋写字楼里的他，讲起来脸上还是溢出自豪，讲话也停了五六秒。
他被毛派绑架。他们蒙上 Magar 的双眼，把他扔在军用摩托车上，一路开到偏僻的军营。Magar 被囚禁在封闭的房间，军队领袖三番五次威胁告诫他收回报导，并要他保证以后不再挖毛派的脏料。
“然后呢？”我还是忍不住打断沉浸在回忆中的他。
“然后？我在冲突地带报导一些小但是真实的事情。我没有因为绑架停止报导，从来没有停止过。2006年，战争结束，我从战地去到首都加德满都，有新的冲突可以报导，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环境的，和中国、印度的关系等等。一直到2009年，我离开了尼泊尔，来到香港，和那里的家人团聚。”
来自“千分之二”人的周报
根据2011年香港政府的人口普查数据，这座700万人口的城市里，约有45万常驻少数族裔，占6.4%。其中一半以上是职业以家佣为主的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尼泊尔人占少数族裔总数的3.7%，约1万6千5百人。也就是全港人口的千分之二。他们多分布于佐敦、油麻地、葵青、荃湾几个地方。
Magar 和他的家人就跻身于这千分之二里。他的岳父是雇佣兵出身，年轻时随英国人来到还是殖民地的香港，随后在此定居。因为军人背景， 大部分尼泊尔人在香港做保镳、保安、地盘工人之类的工作。第二代移民中有部份人会移出这个生活圈。 “就在最近，有个我们的年轻人考取飞机驾驶执照，是在香港的尼泊尔人中第一个有这个成绩的人。我会报导他的。”Magar 把这个喜讯讲了好几遍，屋里其他几个尼泊尔男人也不停彼此确认。
来香港一段时间后，职业敏感让Magar 意识到作为记者，尤其是在香港的尼泊尔裔记者，他实在有很多可以做，也有很多应该做。
这个消息应该会出现在新闻网站 Ethnic Voice 的平台上。那将是香港唯一一家使用尼泊尔语和英语报导本地新闻的新媒体，它的前身是运营了四年之久的同名周报。那自然也是 Magar 的心血。
来香港一段时间后，职业敏感让Magar 意识到作为记者，尤其是在香港的尼泊尔裔记者，他实在有很多可以做，也有很多应该做。“人口统计说我们有一万多人，但移民署的数字说是四万，听上去都不是很多人，但对我来说是个活生生的社群，而且这个社群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自己不做点什么，没有人会关心我们，别人也不会知道这群尼泊尔人在做什么、想什么。”
于是，一份平均16-20版、尼英双语的周报慢慢在港九新界尼泊尔裔人经营的商店、饭馆落地。每期约有500-1000份印数，有重要新闻或特别专题的话，这个数字可以上升到2500份左右。“实在不多，但是确实需要存在”——Magar 这样总结。
双语的安排除了为了吸引这个族裔以外的读者外，也是为了能够让对自己母语生疏或完全不懂尼泊尔语的第二代移民有机会阅读。
他的报纸要做的是架桥：
在香港的尼泊尔裔人，因为基本不会中文，又远离故土，多处于两边不靠的“真空状态”，Ethnic Voice 想呈现的就是这个所谓“真空”的样貌，既给社群里的人看看自己和邻居的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样，也给不讲尼泊尔语的香港人和其他人认识尼泊尔人的可能。双语的安排除了为了吸引这个族裔以外的读者外，也是为了能够让对自己母语生疏或完全不懂尼泊尔语的第二代移民有机会阅读。
同时，Ethnic Voice 也会和其他少数族裔记者、社会活动家或媒体合作。每个族群可能会有特殊的议题，比如印尼裔和菲律宾裔常面对居住权、雇佣关系的问题，越南裔和尼泊尔裔的年轻人滥用毒品也让社群关注，印度人的社会地位、职业选择相对好一些，不过也有和其他少数族裔共通的难题，比如语言、教育、宗教等等。
起步的时候，这家报纸只有一名全职员工，Magar，和他两个兼职的朋友。“他们都是地盘工人，当初被我骗来了，你知道记者是那种虽然很穷，但听上去很风光的职业，”他自嘲的大笑。虽然其他两人是半路出家，但在的指导下也越来越熟。另外，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每年都会有两个学生前来实习。就这样一只小小的队伍，四年来做了大量访问、调查。
据 Magar 调查和证实，尼泊尔社群中第二代移民辍学率高达 50%。一方面这是移民遇到的经典问题，背井离乡之后在一个语言陌生、文化陌生的地方从零学起，对任何孩童来说都非易事。
提起自己最得意的作品，Magar 说到的几个例子都和孩子有关，这可能是一个他持续的关注点。首当其冲的是教育，但问题不仅仅是教育。据 Magar 调查和证实，尼泊尔社群中第二代移民辍学率高达 50%。一方面这是移民遇到的经典问题，背井离乡之后在一个语言陌生、文化陌生的地方从零学起，对任何孩童来说都非易事。但具体到在港尼泊尔人的例子里，这又和香港紧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尼泊尔移民在社会阶梯上的地位有关。
“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为了养家都在工地、夜店工作，平均每天工时在12-16小时不等，每个星期最多有一天休假。如果工作强度达不到这么高，很难支付日常开支。问题是两代人之间根本没有时间沟通，而且老一辈语言还不如孩子，很难帮得上什么。”这个话题他一讲就停不下来。
Magar 自己有两个孩子，时间也远比其他尼泊尔裔父母充沛灵活，但他仍然觉得力不从心。从根本上来说，香港的教育体制没有从这样的家庭作多考虑，现有开设给新移民的学校也不够师资力量从学生文化、家庭背景出发，更加细致的教学。而普通香港家庭较易得到的信息，比如择校、补习，对 Magar 他们来说是接触不到的。“后来我打听到一个便宜的补习班费用，最少好像是2000块，我相信对大部分家庭来说，2000块不是小数字。”
狭义上的学校教育之外，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动少，文化代沟很大。有些孩子辍学后，缺乏大人的帮助和引导，迷上毒品。大多数没有完成中学教育的人再次进入地盘、酒吧，“然后当地盘工人，当酒保——走我们尼泊尔人的经典老路。”
占中时候的尼泊尔青年
“香港政府喜欢说这里是国际都市，但华人占95%左右的时候，就决定了这里不会像新加坡，是多种族社会。那些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路标、店名，对我们来说就是天书，不会专门为我们设计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Magar 语气平和，只是陈述一个自己已经接受的事实，并不带臧否。但讲到办报的细节，他还是没有忍住批评政府和公共机构：“我们的报纸从来没有得到政府援助，可我不明白，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仲介，是一个社群和这个社会的仲介，并不是煽风点火，制作不稳定，为什么不可以给点支持？”
“你可能不相信，尼泊尔很多人很关心香港，占中就更不用说了。”年轻一代，尤其读了大学的，会和同学一起要求争取更多。不过，主流社会的两个阵营都没有花费太多力量争取这不起眼的千分之二。
四年来，维持 Ethnic Voice 运转的主要是广告，包括劳工处、入境处的一些启事和招聘，更多是尼泊尔社群内小老板投放的广告。另外就是来自个别 NGO 和尼泊尔国内的资金补贴。再加上一小部分长期订阅的读者，这份小报撑够四年，已经很成功了。 不知道比起战地的残忍和无情，这种日常的困窘以及对整个社群的忧虑是否同样难熬。提起挫折和不公，Magar 用在批判或抱怨上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几秒钟之后就会谈起应对的可能，或是问我和他的朋友有什么好主意，明显是一个行动派。
他的注意力也不全然在尼泊尔和尼泊尔社群，谈话间他不停插播他对香港时事，尤其是民主进程和言论自由的观察。讲得最多的，自然是雨伞，作为职业记者，他每天都“被什么东西驱赶着”去金钟或旺角。那时候在 YouTube 上他有一个自己的频道，专门告诉尼泊尔人香港人在争什么，为什么学生要睡在大街上。同时，他也为 BBC 尼泊尔发去现场报导。“你可能不相信，尼泊尔很多人很关心香港，占中就更不用说了。”
在香港的尼泊尔人，除了政治冷感的一群以外，也分为“蓝”“黄”两个阵营，和主流社会基本一致：中老年人倾向于支持政府，Magar 分析这也和尼泊尔人恐惧冲突、暴力再次发生的情绪有关；年轻一代，尤其读了大学的，则会和同学一起要求争取更多。不过，主流社会的两个阵营都没有花费太多力量争取这不起眼的千分之二。
他很希望新媒体刻意突破这个瓶颈：“我不需要特别高级的设计，网站的投入会比报纸低很多，更好的是，人人都可以看，内容都是免费的。”
“我们的角色并不激进，至多就是支持了。说到底，认同感的建立无论对哪一代都不容易，也不是单方面的事情。”他觉得更加值得深思的是，中老年人恰恰深受各种规章制度的伤害，但由于缺乏信息和知识，反而没有能够发声，争取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权利。但他不想求全责备：“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你每个星期只有一天休息，大概也不会。”
这固然是结构性问题，可总要有人着手做些什么，才有机会改善。对 Magar 来说，方法就是继续做本地新闻，继续搭桥。虽然仍然捉襟见肘，但他很希望新媒体刻意突破这个瓶颈：“我不需要特别高级的设计，网站的投入会比报纸低很多，更好的是，人人都可以看，内容都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