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化妆品牌因《环球时报》出手批评而取消与何韵诗合办的音乐会，事件之所以引发公关灾难和国际关注，是因为涉及港人因行使言论自由而遭中国大陆打压和惩罚。这种以“网民”和党媒轮流网上批斗艺人和品牌，借以向在大陆有庞大生意的商业集团施压，最后令艺人丧失赞助和工作机会的操作手法，其实是诸多政治审查的手法之一，并不新鲜。
过去最简单直接的，便是禁播禁售，将有“问题”的作品从媒体的播放清单和唱片曲目中铲除，将相关艺人（如张惠妹）封杀。间接一点的，是媒体和活动主办者自行“识做”，将疑似敏感的作品下架，和干脆不邀请某些艺人。近年较多是“网军”大举在这类艺人的微博洗版，一方面以恶毒留言滋扰和恐吓，另一方面制造“麻风效应”，令本想支持那艺人的民众也得三思。有时网军更会直接行动，在艺人将会表演的场地破坏一番（如淋红油），令艺人因担心人身安全而自动取消演出。雨伞运动后，较为人熟悉的手法便是港人（疑似）在微博举报艺人，重提她／他们过去说过做过什么“反中乱港”的东西，引网军出洞“做嘢”（动手）。
如此种种，旨在发放两个讯息：对品牌而言，就是千万不要聘用“有问题”的艺人，否则大陆生意不保；对艺人而言，就是千万不要触及政治敏感的东西（题材或人物），否则客户不会找你，听众不敢买你，媒体会封杀，演出时会有群众“招呼”，总之大陆市场泡汤！
而为保大陆市场，艺人和创作人不敢再畅所欲言。现今的“大陆市场”，站在我们言论与创作自由的对立面。
真金白银支持香港为本创作
要重夺我们的言论与创作自由，就必须丢掉对大陆市场的幻想。没错，有些艺人或创作人从来不谈社会和政治，当然绝对有其自由驰骋于这浩瀚的市场而不感委屈。但对碍于大陆市场考虑（或头上的唱片公司或老板的大陆市场考虑）而欲言又止的艺人和创作人，放弃大陆市场有是否等于世界末日？
其实约于四年前，我已尽量在文章和公开场合，鼓吹“港人港碟”（现在听来是个不堪入耳的口号），意即港人应团结起来，用真金白银支持为香港发声、以香港为本和不依赖大陆市场的文化创意项目。雨伞后被大陆封杀的何韵诗，某程度上实验了这类概念的可行性。她转型多做现场演出，结合社区文化题材（如“十八种香港”的巡演），令演出的意义超越一般的港式演唱会。另外，她开设网上商店，售卖由这些演出和社区题材所衍生的产品。
总的来说，她的转型成绩相当理想，去年在伊馆、Hidden Agenda和麦花臣体育馆的演唱会也反应热烈，场场爆满。而在刚过去上环普庆坊的“有种的漂亮”音乐会，她更连同当区店舖一同筹划，重现那个被化妆品牌取消的音乐会，有3000人冒著高温支持，令那里的街道迫得水泄不通。这些都证明只要忠于自己、信念清晰、敢为香港发声，和面对打压不卑躬屈膝，香港人还是会以实质行动力撑；即使没有大陆市场，这样的一个歌手仍不致“饿死”。
但何韵诗始终有其独特性，她天后级歌手的身份、本身拥有一定的歌迷基础和雨伞中确立的鲜明立场，是成功转型的重要因素。她的特例并不一定表示消费者就此觉醒，以后便会团结起来支持所有这类形的歌手。事实上，不少以香港为创作题材和从未想过进军大陆市场的歌手和乐队，至今仍是寂寂无名，依然未能以创作和演出维生。
成立民化局的意义和问题
当然，这些创作人未致成功或有很多原因（如作品质素尚待提升），但我们作为香港人，若想孕育多些歌手和作品为我们发声，不想这些歌手和创作人因维生需要而跪拜大陆市场，希望创造一个可以令他们畅所欲言的环境，让他们可免于恐惧地行使言论和创作自由，我们便应将他们从大陆市场里解放出来，在本土市场给予他们更有系统的支援。
于是，我便想到“民间文化局”（下称“民化局”）。没错，我们已有艺术发展局（艺发局），但它现多著重“高雅艺术”，且受制于政府资助和大型商业赞助的取向，有事时更可能会将敏感的作品“下架”，对这里讲及的艺人与创作人作用不大。我构想中的“民化局”，主要是有系统地支援“为香港随心发声”的创作，让它们不需依赖大陆市场也可维生。它需要有以下面向，但各有一连串的问题（以下不能尽录）需要思考：
一、资助：以集资和商业赞助得来资金直接资助这类项目。
这里牵涉（a）集资、（b）审批，和（c）什么项目。
就“集资”而言，“民化局”应以什么性质的团体形式收集款项？是慈善团体？还是公司？若是公司，那要依循什么法例？若规模太大，又会否触及上市条例和证监规管？捐款的人又是否成为股东？股权多少又会否影响“民化局”的资助决定？另外，集资额应先以多少作初创的目标？根据艺发局2014至15的年报，其各项资助的总额达7450多万，“民化局”又是怎样的规模？
至于“审批”，就如艺发局般，则需要不同范畴的审批小组，那应有什么范畴（如流行音乐、魔术、动漫、网络小说、短片等）？由什么人组成这些审批委员？他们怎样产生？初期由筹组“民化局”的委员会邀请，然后民选？若是民选，选民资格又是怎样？而审批时，又以什么准则？考虑团体／项目的意识型态？受惠人数？实验或创新性？由谁来订立这些准则？资助后，又是否像艺发局般需邀“评审机制”，以确保受资助的团体履行他们申请时所提倡的项目（如唱片、音乐会、电影等）？什么人可以当这些审批员？
最后是“什么项目”才符合上述“为香港随心发声”的标准？若街头表演者计划录制以原创和香港社区题材的歌曲唱片符合标准，那青年民建联组成的一队busker（卖艺人），策划类似的唱片，但歌曲希望年轻人积极投入“一带一路”发展，又是否符合资格？香港民族党希望拍短片鼓励港人以革命争取港独又是否符合？“民化局”会否最终只沦为意识形态的判官，或是某种政治取态的人们“围炉取暖”的小圈子？捐款人／赞助人和局方的资助取向又是什么关系？他们若不认同局方的某些取向时，是否可以要求退款？诸如此类。
二、连结：懂得发掘和连结不做（或做不了）大陆市场的中小型赞助商。
为免重蹈何韵诗事件的覆辙，“民化局”在寻找赞助商时应针对没有大陆市场包袱的中小企。可是，中小企在香港的经营已甚为艰难，要它们出资赞助，哪有钱？所以这需要一些艺术策展和业务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的混合专才，将手上的项目和潜在相关的中小企进行“配对”，即：
（a）先了解某个项目（如唱片、短片、么术表演）的理念和所宣扬的讯息；
（b）然后发掘和这些理念和讯息有机会扣连的中小企；
（c）再游说这些中小企联合赞助该项目（即每家只出资一部分，摊分下数额不会太大）。游说这一环会跟下述“推广”的部分有关，即局方需懂得向这些中小企解释赞助某个项目的宣传价值。
上述流程也不一定要以这个次序进行，可以是先集合了一些有兴趣赞助的中小企，然后分析它们共通的特性，再拣选合适的项目与之配对。但就此看来，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世上有多少这类艺术与商界互通的专才？就算真的有这么的一队人，他们的工资又会否是天文数字？
三、推广：（a）推广受助项目到香港和全球（中国除外）的华人社区；和（b）懂得透过这些项目推广相关赞助商的产品（甚至为它们招商）。
香港的产业近十多年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往往建基于香港市场太细和不断萎缩之说。这讲法或非全错，但700多万的人口真的不能养活本土的文化创意产业？这里需要“民化局”持续地宣扬“自己文化自己救”的意识，令消费者时刻记挂消费背后“撑香港”的意义，行动上需要就不同的项目构思和筹办不同的推广活动（如试听会、读书会、网上和网下的宣传、优惠计划等）。同时，为补本地市场的不足，局方需要向海外的华人社区推广这些项目，与艺人／创作人到不同的地域进行如小型音乐会或试映会之类的活动。
在推广项目的同时，也要懂得宣扬背后赞助商的产品，并为它们招商，令这些中小企获得赞助的回报。可是，就一些业务只限于香港地域的赞助商（如“明哥茶餐厅”），海外的推广则作用不大。另外人手方面，这里需要懂得扣连艺术和产品销售的专才，但人从何来？
四、教育：（a）令更多人懂得欣赏这类项目的作品；（b）令更多人加入这类创作的行列；和（c）教育赞助商这类项目的宣传价值。
就（a）和（b）而言，“民化局”需主办不同艺术范畴的讲座和工作坊，以补香港普遍艺术教育的不足，借以扩大受众和创作人的基础（如开班教授“摇滚乐欣赏”或“电影拍摄技巧分析”）。就（c）而言，因应中小企人员无暇上课，局方或要进行外展工作，派员“落区”与它们接触，介绍手上有什么项目可以合作，以及赞助这些项目的价值。这里又起码衍生两个问题：一是人手，二是课程是否收费（若收费，如何定价）的问题。
五、开源／投资：除集资和商业赞助得来资金外，以（a）开源和（b）投资的方式令“民化局”可以持续营运。
正如前述，“民化局”需要大量人手和专才推展工作（还未计算大量的行政人员以应付各式的文件与财务工作），开支将甚可观，单靠捐款和赞助以维持营运定不可行，如何开源是一重要课题。例如就个别项目的收入（如唱片销售、魔术表演收益），是否引入与艺人／创作人分成的机制？怎样厘定分成的百分比？亏蚀又如何处理？另外，上述的课程又是否可当作收入的来源？但若课程费用太高、报读率低，又会否消减“教育”的效用？
就“投资”而言，法律上局方能否将其部分收入（捐款、赞助、课程收益）用作投资？投资的回报是否应该向出资的人／机构先作回馈？投资亏蚀时又怎样处理？
“民化局”的构想仍是十分初步的阶段，实行前需做大量研究和解决上述的问题。它跟现行制度中类似机构（如艺发局和民政事务局）的关系和定位仍有待探讨。但在中国因素依然存在的环境里，要重夺我们的创作与言论自由，除了梦要发大一点以外，也要付出更多努力，港人团结的决心也要更大。
（周博贤，音乐创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