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来势汹汹。
今年3月，三间位于古洞，仍然有人居住的铁皮屋连同财物被挖泥车一并铲走。5月底，马屎埔收地程序进入白热化，地产发展商恒基获法庭颁布延长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占用该地皮。6月2日，过百名保安员把留守的抗争者赶出村口位置，引发冲突。香港土地发展的战线越拉越阔，元朗洪水桥、大屿山的发展，也接踵而来。
此时，回望2009年因高铁发展而遭受拆迁的菜园村，这条村落历经八年抗争，最近已经“死后复生”：清拆后，留下来的47户村民一起搬村，在邻近的新土地上，凭着空空白手，开拓一条新村。在香港，这是史无前例的。
“开初以为一两年就会争取到，怎料一搞就是八年。我也以为村里的人会出来帮手顶着，怎料有人说自己是校长、或者亲人是警察，在政府部门工作，怕抗争影响工作，结果都不出来。”今年54岁的“菜园村关注组”主席高春香说。
过去八年，她与年近90岁的母亲高婆婆、38岁的儿甥女陈凯珊，一起投入抗争，推动新村成立。高家三女子的出现，让人知道，面对香港的发展与迫迁，影响连带之广，抗争可以是牵连三代人的事。
“为了阿公阿婆原有的生活”
我认识高家三女，是2011年的事。当时我应脸书呼吁，加入当巡守员。我当时要做的，就是每天守在村里的不同位置，几个人组成一小队，通传执行人员前来清拆的情报、与他们谈判、甚至阻挡推土机前进。然而不久之后，整条村还是被推土机夷平了。
再次回到新村，已是最近的事。村民刚刚新居入伙，综观一砖一瓦渐建成村，五脏六腑尚趋整全，新村就在一片荒野之中，如积木般搭建起来。装修工人在村里忙碌，不聘工人的户主，忙着落手砌墙刷漆，为自己建家。
那天下午，高家第三代人陈凯珊在村口向我招手，她大汗淋漓，正把余下的几件家具，从临时屋搬至新居，然后她便领我行村，逐处介绍。
走到村中央，看到高婆婆脸带笑意，手上挽着几个刚编好的胶篮，屋旁有十多个以彩色胶条制成的手挽篮，造一个得花上大半天，是她每天打发时间的手工艺品。不一会，婆婆蹲到旁边的小田拔菜，以自豪的口吻介绍，自己每天都要打理几块小小的田。
2008年，高婆婆曾以花发勇者的姿态，守在旧村的关口，虽然矮小，没人会忽略她的存在。一把阿婆乡音，中气十足，高呼“不迁不拆”，高呼后不会演讲，而是闲话家常，倾诉自幼种菜、养猪而养活一家的自豪感。
“看着块田被铲，阿婆当时好勇敢。”陈凯珊轻声忆及。这位阴声细气，任职文员的女生，可能因早年已迁出市区，从不下田，故皮肤白哲。温柔带给她的力量，是在导赏团中以人、地、情的进路，与人表述菜园村这个家乡。
“当年政府发展另一条村，有老人因上楼后不适应环境，很快就走了，我坚持抗争，是为了阿公阿婆（高婆婆及其丈夫），让他们能够保持原有的生活。”陈凯珊对我说。
高春香也回忆说：“收地时，天气很冷，周围的屋已经拆得七零八落，如同废墟。政府迫使我们，如果再不走，不会得到一丁点特惠补偿金，村民都感受到压力。高婆婆却很坚持，说已经准备好被人抬走，她一直不解为何要搬走，在老人家看来，在一直住的地方住下去就是了。”
高春香自小在菜园村长大，后来外出读大学，毕业后做社工，得知菜园村面临清拆，她很快赶回村服务。“我不明白，为何村民没有话语权和选择权？为何我们就要被欺凌？那种气愤程度，推动我开始这件事。”高春香与其他几位热心村民，成立“菜园村关注组”，把责任往肩上扛。
一直以来，“菜园村关注组”除了争取搬村、讨回合理待遇，还希望推动本地农业。成立以后，关注组引领各种抗争，与政府周旋、到公听会发言、城规会示威、结合“八十后”抗争者，反对功能组别、官商勾结，并组织大型游行和集会，最后引致万人上街包围立法会。另外，关注组也多次举办导赏团、音乐会、放映会，让城市人来到这条村落，了解在地生活，理解乡郊和仅余的农地是香港永续发展的基础。
“家可以千秋万代，钱只是过眼云烟。”这是高春香在2009年，“千人怒撑菜园村”记者会上大声喊出的一句话。高春香只是希望香港人明白，这是他们无价的家园，不是金钱能赔偿得到。
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关注组八年以来，一直强调的主轴。
在面临拆屋的关链时刻，关注组没有沉醉在村民的自身利益。救村之余，他们结合力量，与社会上打着“反高铁”旗帜的“八十后”走在一起。高春香回忆，“当时社会上的年轻抗争者，满有理想，对于高铁和社会改革，都很有看法。”
2010年2月，“菜园村关注组”宣布“重建家园计划”，决定觅地搬往新村。当时，“菜园村关注组”、“菜园村支援组”、联合新成立的“生态社区营造工作室”和“菜园村生活馆”，努力开展新村筹备工作，并从寻找土地、生态调查、房屋设计、社区规划做起，决意以民间力量兴建新村。
建新村的过程中，村民面临重重难关，他们着手向政府争取复耕建屋牌照，然而一日未能得到建屋牌照，村民不能安心落订买地，未能买地也影响着规划的进程。
除此之外，村民还需处理水电供应、路权受阻、承建商拖延等问题，而每样基础条件，都得花上两三年周旋。为了建好新村，六年来，这班村民每星期开会，商讨新村前程，还找来香港大学建筑学系教授王维仁，协助村民自己设计新家。
村民在民间会议，投入数百小时参与规划，从图则看起，因应个人喜好及经济能力，选择新居，因此新村的47家房子，全部独一无二。
作为关注组主席，高春香一直感受到村民之间的互相鞭策：“我三番四次感受到，愿意抗争的村民，是多么的坚实。当大家的目标一致，便会十分团结。”
土地赋予人的价值
这份团结，源于村民对土地的感情。
“这与成长有关，我们一直在此居住，每天都对着同一块土地，你在外头租屋就不自觉拥有，但我的情感，是眼看爸爸妈妈，在田里日日做，持续做到七老八十。”高春香说。
她记得八十年代香港流行卖地，爸爸曾游说一家人卖地。“当时有人出价一百万，我也心动过几十分钟，但很快就平静过来。”高春香回忆说：“我有个梦想，就是把家，由简朴的小农屋，变成大宅园或迪士尼的城堡。”
高婆婆以种田和卖菜养大高家人。“妈妈自幼是童养媳，作为没身份的女人，是土地赋予她自身的价值，令她有自己的朋友、得到认同感。”高春香这样形容妈妈。
不过，在高家与其他村民一同建造新村的过程中，村民也不是一直团结和坚持。
众人错判时间历程，结果在临时屋里，村民一住就是五年。“有人会觉得我们伟大，也有村民觉得，若果开初选择上楼，一了百了，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高春香说。建新村途中，有几户人，基于家人反对、自己不能再等、不认同村里不建车路等，提出要离开大队，当时其他村民努力挽留他们，但几户人最终还是决意离去。
“这令我很内疚和遗憾。”高春香说。
当矛盾触及生活，村民也磨擦不断。“村里，有人忙着上班上学，人会被拉扯而变得现实，没时间关心社区，结果很多生活层面上的事，他们都不再提起。其实，作为支援者和为政者，都需要尝试理解，一个发展计划，真的带给村民很大的心理代价。”
八年以来，高春香看似一个女强人，一次又一次与村民渡过危难，但其实她内心也伤痕累累。“这场运动，实在有太多事情要消化，我有消化过，不然再说出来又会哭。”高春香说，种种反对声音给她带来冲撃，而不为人知的是，她对男友的亏欠。“他一直很照顾我，算是世上难找。当年他住的乡村同样面临清拆，自己承受很大压力，但我却把菜园村的情绪都放在他身上，后来他出事，去世了。”
在外界看来，“拆村、搬村、兴建高铁”是一宗社会事件，但其实背后牵涉的往往更多，在每件事情的互相影响之下，构成村民的心理代价，以至人生经历。
纵有难关，但高春香仍在坚持。我问：“在乡郊搞政治，有没有担心过被追斩？”
她坚定地回答：“完全没怕过，我们一股热诚，没刻意得罪人，菜园村处于一个三角关系：正义而有理想的年轻人、广大传媒、有势力的乡议局之中，所以我不怕。有次我自荐，去找某位有势力人士谈话，也是一个人走去。”
终究建成的新村
凭着这份勇气，2015年，多幢村屋陆续建成，村民本来打算于7月入伙，却因电力公司去年突然停止驳电工程，令他们的重置计划再次落空。去年5月，“菜园村关注组”带领村民重申“一屋一电一啖饭，一水一村一块田”的诉求。当时，一些村民住了数年的临时屋经已老化，出现爆渠及渗漏问题，失修问题日增。
幸运的是，去年年底，电力问题终于解决，村民终于迁离临时屋，陆陆续续入伙新居。
我走在菜园村新村里，发现许多细节都是村民自己设计的，兴建新村的过程，还孕育了许多新尝试。
经过村民一起商定，新村规定车不入村，村民希望地方多腾出，用作公共空间，包括集会广场和公家田地。没有车辆，废气少了、路面宽了，大家可以无忧地在村里行走，小径中央留出空间植树。
新村从南至北呈长条状，当中有处“老人田”，是邻居相借之地，位置靠近民居，故村民集体开荒，把地留给多户老人，方便他们种菜。这是一个善待长者的社区，老人早晚翻泥浇水，吃饭时即摘瓜果，炒熟来吃。我走到“老人田”尽头，是属于高婆婆的那个范围，一字排开是肥胖的生菜，菜根有虫、果蝇绕圈缠绵，新鲜而没农药。
颇远处是“先锋田”，由村民阿竹主力打理，涨卜卜的椰菜探头而出、菜心排满一地。爬上庞大的东江水输送管，不时战战竞竞，黄狗随意跑过，来到管子尽头，背靠水塘，地上的农夫手执锄头，开垦稻米田，他们正要耕种的是“香港米”。数年前，此地农夫推动“八乡人食八乡菜”计划，让大家在农田间找回价值，试行社区经济、集体耕作，让老人有寄托、妇女有兼职，“先锋田”这名字，有它的意义。
上几个月，我应邀到高家吃一顿饭。新家楼高两层，高家用旧村的房屋物料重新铺成一条小路，道旁种了高春香的爸爸喜欢的白兰花和含笑花。屋旁有个小鱼塘，保留流水式设计，景观与旧村的家园一模一样。
那顿饭是高家感谢支援者的晚餐，两行人平排并坐客厅，坐我旁是高婆婆，她指着一碟清炒甘笋，说是今早从田里摘来的。高春香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来回，端出一碟碟餸菜，陈凯珊则在角落静静吃饭。
他们的生活，仿佛与往昔一样。
作者手记：社区自救，是抵抗强权的出路
除了大型群众运动那波澜壮阔的场面，运动总有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反迫迁最显而易见，从被政府规划与咨询、被城规会通过图则、被立法会拨款、被政府人员收地与被强拆、到被安置或赔偿，算一算行事历，延宕最起码五年，大多十数年。
抗争从来不是易事，过程总有为数不少，极为细碎而千丝万缕的现实拉扯，都是在考验参与者的耐力与心理质素。当中有没有支援者同行，出谋划策、互相勉励，是一个关键，如果决意扭转被强权规划的局面，要有很大的心理准备，少点意志也会被不同的现实限制缠死，落得焦头烂额。
新村其中一个最为惊人的开创，是村民的民间规划，一场维持了好几年的商讨与执行。这种由下而上的规划原意，是深信在地的人，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相比之下，通常规划别人家园的官员，都只是坐在冷气房，指手划脚的局外人，结果常常是，几代人的家园被设计成一个装饰的花槽。
这些年来，菜园村村民经历过分寸难移的局面，不进则退，最后他们花八年心力，实践社区自救，展现在地社区自主，是抵抗强权的出路。
菜园村到菜园新村，让人知道，凭藉彼此鞭策的决心，寻找不同的方法和出路，愿意尝试看来艰难的种种可能性，有些事还是可以捱过的。来到2016年，几经洗礼，这条小小的村落还是苦苦地在地图上得以建成。
然而，我们也需要去理解，村民一路走来的艰苦历程，发展可以摧毁家园，也可以让被迫迁者经历心理上不能磨灭的历程。正是走过不少曲折挫败的路途，菜园村关注组及支援组，至今仍会与受东北发展影响的村民交流，作为命运共同体，让彼此明白彼此曾经及将会面临的困境。
于2016年与高春香访谈间的一席话，让我有机会去理解当时处于巡守员岗位时看不到的另一面——当居民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有些角度需要互换角色思考，只有理解，运动才得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