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來勢洶洶。
今年3月，三間位於古洞，仍然有人居住的鐵皮屋連同財物被挖泥車一併剷走。5月底，馬屎埔收地程序進入白熱化，地產發展商恒基獲法庭頒佈延長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佔用該地皮。6月2日，過百名保安員把留守的抗爭者趕出村口位置，引發衝突。香港土地發展的戰線越拉越闊，元朗洪水橋、大嶼山的發展，也接踵而來。
此時，回望2009年因高鐵發展而遭受拆遷的菜園村，這條村落歷經八年抗爭，最近已經「死後復生」：清拆後，留下來的47戶村民一起搬村，在鄰近的新土地上，憑着空空白手，開拓一條新村。在香港，這是史無前例的。
「開初以為一兩年就會爭取到，怎料一搞就是八年。我也以為村裏的人會出來幫手頂着，怎料有人說自己是校長、或者親人是警察，在政府部門工作，怕抗爭影響工作，結果都不出來。」今年54歲的「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說。
過去八年，她與年近90歲的母親高婆婆、38歲的兒甥女陳凱珊，一起投入抗爭，推動新村成立。高家三女子的出現，讓人知道，面對香港的發展與迫遷，影響連帶之廣，抗爭可以是牽連三代人的事。
「為了阿公阿婆原有的生活」
我認識高家三女，是2011年的事。當時我應臉書呼籲，加入當巡守員。我當時要做的，就是每天守在村裏的不同位置，幾個人組成一小隊，通傳執行人員前來清拆的情報、與他們談判、甚至阻擋推土機前進。然而不久之後，整條村還是被推土機夷平了。
再次回到新村，已是最近的事。村民剛剛新居入伙，綜觀一磚一瓦漸建成村，五臟六腑尚趨整全，新村就在一片荒野之中，如積木般搭建起來。裝修工人在村裏忙碌，不聘工人的戶主，忙着落手砌牆刷漆，為自己建家。
那天下午，高家第三代人陳凱珊在村口向我招手，她大汗淋漓，正把餘下的幾件傢具，從臨時屋搬至新居，然後她便領我行村，逐處介紹。
走到村中央，看到高婆婆臉帶笑意，手上挽着幾個剛編好的膠籃，屋旁有十多個以彩色膠條製成的手挽籃，造一個得花上大半天，是她每天打發時間的手工藝品。不一會，婆婆蹲到旁邊的小田拔菜，以自豪的口吻介紹，自己每天都要打理幾塊小小的田。
2008年，高婆婆曾以花髮勇者的姿態，守在舊村的關口，雖然矮小，沒人會忽略她的存在。一把阿婆鄉音，中氣十足，高呼「不遷不拆」，高呼後不會演講，而是閒話家常，傾訴自幼種菜、養豬而養活一家的自豪感。
「看着塊田被剷，阿婆當時好勇敢。」陳凱珊輕聲憶及。這位陰聲細氣，任職文員的女生，可能因早年已遷出市區，從不下田，故皮膚白哲。溫柔帶給她的力量，是在導賞團中以人、地、情的進路，與人表述菜園村這個家鄉。
「當年政府發展另一條村，有老人因上樓後不適應環境，很快就走了，我堅持抗爭，是為了阿公阿婆（高婆婆及其丈夫），讓他們能夠保持原有的生活。」陳凱珊對我說。
高春香也回憶說：「收地時，天氣很冷，周圍的屋已經拆得七零八落，如同廢墟。政府迫使我們，如果再不走，不會得到一丁點特惠補償金，村民都感受到壓力。高婆婆卻很堅持，說已經準備好被人抬走，她一直不解為何要搬走，在老人家看來，在一直住的地方住下去就是了。」
高春香自小在菜園村長大，後來外出讀大學，畢業後做社工，得知菜園村面臨清拆，她很快趕回村服務。「我不明白，為何村民沒有話語權和選擇權？為何我們就要被欺凌？那種氣憤程度，推動我開始這件事。」高春香與其他幾位熱心村民，成立「菜園村關注組」，把責任往肩上扛。
一直以來，「菜園村關注組」除了爭取搬村、討回合理待遇，還希望推動本地農業。成立以後，關注組引領各種抗爭，與政府周旋、到公聽會發言、城規會示威、結合「八十後」抗爭者，反對功能組別、官商勾結，並組織大型遊行和集會，最後引致萬人上街包圍立法會。另外，關注組也多次舉辦導賞團、音樂會、放映會，讓城市人來到這條村落，了解在地生活，理解鄉郊和僅餘的農地是香港永續發展的基礎。
「家可以千秋萬代，錢只是過眼雲煙。」這是高春香在2009年，「千人怒撐菜園村」記者會上大聲喊出的一句話。高春香只是希望香港人明白，這是他們無價的家園，不是金錢能賠償得到。
這句話，也可以說是關注組八年以來，一直強調的主軸。
在面臨拆屋的關鏈時刻，關注組沒有沉醉在村民的自身利益。救村之餘，他們結合力量，與社會上打着「反高鐵」旗幟的「八十後」走在一起。高春香回憶，「當時社會上的年輕抗爭者，滿有理想，對於高鐵和社會改革，都很有看法。」
2010年2月，「菜園村關注組」宣布「重建家園計劃」，決定覓地搬往新村。當時，「菜園村關注組」、「菜園村支援組」、聯合新成立的「生態社區營造工作室」和「菜園村生活館」，努力開展新村籌備工作，並從尋找土地、生態調查、房屋設計、社區規劃做起，決意以民間力量興建新村。
建新村的過程中，村民面臨重重難關，他們着手向政府爭取復耕建屋牌照，然而一日未能得到建屋牌照，村民不能安心落訂買地，未能買地也影響着規劃的進程。
除此之外，村民還需處理水電供應、路權受阻、承建商拖延等問題，而每樣基礎條件，都得花上兩三年周旋。為了建好新村，六年來，這班村民每星期開會，商討新村前程，還找來香港大學建築學系教授王維仁，協助村民自己設計新家。
村民在民間會議，投入數百小時參與規劃，從圖則看起，因應個人喜好及經濟能力，選擇新居，因此新村的47家房子，全部獨一無二。
作為關注組主席，高春香一直感受到村民之間的互相鞭策：「我三番四次感受到，願意抗爭的村民，是多麼的堅實。當大家的目標一致，便會十分團結。」
土地賦予人的價值
這份團結，源於村民對土地的感情。
「這與成長有關，我們一直在此居住，每天都對着同一塊土地，你在外頭租屋就不自覺擁有，但我的情感，是眼看爸爸媽媽，在田裏日日做，持續做到七老八十。」高春香說。
她記得八十年代香港流行賣地，爸爸曾游說一家人賣地。「當時有人出價一百萬，我也心動過幾十分鐘，但很快就平靜過來。」高春香回憶說：「我有個夢想，就是把家，由簡樸的小農屋，變成大宅園或迪士尼的城堡。」
高婆婆以種田和賣菜養大高家人。「媽媽自幼是童養媳，作為沒身份的女人，是土地賦予她自身的價值，令她有自己的朋友、得到認同感。」高春香這樣形容媽媽。
不過，在高家與其他村民一同建造新村的過程中，村民也不是一直團結和堅持。
眾人錯判時間歷程，結果在臨時屋裏，村民一住就是五年。「有人會覺得我們偉大，也有村民覺得，若果開初選擇上樓，一了百了，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和金錢。」高春香說。建新村途中，有幾戶人，基於家人反對、自己不能再等、不認同村裏不建車路等，提出要離開大隊，當時其他村民努力挽留他們，但幾戶人最終還是決意離去。
「這令我很內疚和遺憾。」高春香說。
當矛盾觸及生活，村民也磨擦不斷。「村裏，有人忙着上班上學，人會被拉扯而變得現實，沒時間關心社區，結果很多生活層面上的事，他們都不再提起。其實，作為支援者和為政者，都需要嘗試理解，一個發展計劃，真的帶給村民很大的心理代價。」
八年以來，高春香看似一個女強人，一次又一次與村民渡過危難，但其實她內心也傷痕纍纍。「這場運動，實在有太多事情要消化，我有消化過，不然再說出來又會哭。」高春香說，種種反對聲音給她帶來衝撃，而不為人知的是，她對男友的虧欠。「他一直很照顧我，算是世上難找。當年他住的鄉村同樣面臨清拆，自己承受很大壓力，但我卻把菜園村的情緒都放在他身上，後來他出事，去世了。」
在外界看來，「拆村、搬村、興建高鐵」是一宗社會事件，但其實背後牽涉的往往更多，在每件事情的互相影響之下，構成村民的心理代價，以至人生經歷。
縱有難關，但高春香仍在堅持。我問：「在鄉郊搞政治，有沒有擔心過被追斬？」
她堅定地回答：「完全沒怕過，我們一股熱誠，沒刻意得罪人，菜園村處於一個三角關係：正義而有理想的年輕人、廣大傳媒、有勢力的鄉議局之中，所以我不怕。有次我自薦，去找某位有勢力人士談話，也是一個人走去。」
終究建成的新村
憑着這份勇氣，2015年，多幢村屋陸續建成，村民本來打算於7月入伙，卻因電力公司去年突然停止駁電工程，令他們的重置計劃再次落空。去年5月，「菜園村關注組」帶領村民重申「一屋一電一啖飯，一水一村一塊田」的訴求。當時，一些村民住了數年的臨時屋經已老化，出現爆渠及滲漏問題，失修問題日增。
幸運的是，去年年底，電力問題終於解決，村民終於遷離臨時屋，陸陸續續入伙新居。
我走在菜園村新村裏，發現許多細節都是村民自己設計的，興建新村的過程，還孕育了許多新嘗試。
經過村民一起商定，新村規定車不入村，村民希望地方多騰出，用作公共空間，包括集會廣場和公家田地。沒有車輛，廢氣少了、路面寬了，大家可以無憂地在村裏行走，小徑中央留出空間植樹。
新村從南至北呈長條狀，當中有處「老人田」，是鄰居相借之地，位置靠近民居，故村民集體開荒，把地留給多戶老人，方便他們種菜。這是一個善待長者的社區，老人早晚翻泥澆水，吃飯時即摘瓜果，炒熟來吃。我走到「老人田」盡頭，是屬於高婆婆的那個範圍，一字排開是肥胖的生菜，菜根有蟲、果蠅繞圈纏綿，新鮮而沒農藥。
頗遠處是「先鋒田」，由村民阿竹主力打理，漲卜卜的椰菜探頭而出、菜心排滿一地。爬上龐大的東江水輸送管，不時戰戰競競，黃狗隨意跑過，來到管子盡頭，背靠水塘，地上的農夫手執鋤頭，開墾稻米田，他們正要耕種的是「香港米」。數年前，此地農夫推動「八鄉人食八鄉菜」計劃，讓大家在農田間找回價值，試行社區經濟、集體耕作，讓老人有寄託、婦女有兼職，「先鋒田」這名字，有它的意義。
上幾個月，我應邀到高家吃一頓飯。新家樓高兩層，高家用舊村的房屋物料重新鋪成一條小路，道旁種了高春香的爸爸喜歡的白蘭花和含笑花。屋旁有個小魚塘，保留流水式設計，景觀與舊村的家園一模一樣。
那頓飯是高家感謝支援者的晚餐，兩行人平排並坐客廳，坐我旁是高婆婆，她指著一碟清炒甘筍，說是今早從田裏摘來的。高春香在廚房與客廳之間來回，端出一碟碟餸菜，陳凱珊則在角落靜靜吃飯。
他們的生活，彷彿與往昔一樣。
作者手記：社區自救，是抵抗強權的出路
除了大型群眾運動那波瀾壯闊的場面，運動總有一個細水長流的過程，反迫遷最顯而易見，從被政府規劃與咨詢、被城規會通過圖則、被立法會撥款、被政府人員收地與被強拆、到被安置或賠償，算一算行事曆，延宕最起碼五年，大多十數年。
抗爭從來不是易事，過程總有為數不少，極為細碎而千絲萬縷的現實拉扯，都是在考驗參與者的耐力與心理質素。當中有沒有支援者同行，出謀劃策、互相勉勵，是一個關鍵，如果決意扭轉被強權規劃的局面，要有很大的心理準備，少點意志也會被不同的現實限制纏死，落得焦頭爛額。
新村其中一個最為驚人的開創，是村民的民間規劃，一場維持了好幾年的商討與執行。這種由下而上的規劃原意，是深信在地的人，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相比之下，通常規劃別人家園的官員，都只是坐在冷氣房，指手劃腳的局外人，結果常常是，幾代人的家園被設計成一個裝飾的花槽。
這些年來，菜園村村民經歷過分寸難移的局面，不進則退，最後他們花八年心力，實踐社區自救，展現在地社區自主，是抵抗強權的出路。
菜園村到菜園新村，讓人知道，憑藉彼此鞭策的決心，尋找不同的方法和出路，願意嘗試看來艱難的種種可能性，有些事還是可以捱過的。來到2016年，幾經洗禮，這條小小的村落還是苦苦地在地圖上得以建成。
然而，我們也需要去理解，村民一路走來的艱苦歷程，發展可以摧毀家園，也可以讓被迫遷者經歷心理上不能磨滅的歷程。正是走過不少曲折挫敗的路途，菜園村關注組及支援組，至今仍會與受東北發展影響的村民交流，作為命運共同體，讓彼此明白彼此曾經及將會面臨的困境。
於2016年與高春香訪談間的一席話，讓我有機會去理解當時處於巡守員崗位時看不到的另一面——當居民運動與社會運動結合，有些角度需要互換角色思考，只有理解，運動才得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