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深夜，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挤满了3万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共同参加“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活动，和当时在北京天安门聚集的学生连线表达声援。
凌晨0点20分，热线接通，人在北京，负责联络这场活动的唐山乐集负责人陈百忠用沙哑的声音在电话那端喊到“现在解放军开枪了……”连线随即中断，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陷入一片哀痛，到处都是人们哭泣的声音。凌晨5点，广场上的人手牵手唱起了〈龙的传人〉。
在共同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后，当时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一些民众便成立了“血脉相连大陆民主运动后援会”（简称“血援会”），此后的20年间，“血援会”每逢六四，便会举办纪念活动。
在现今台湾的政治语境下回看这一段历史，首先会被觉察到的就是这组织名字里的这四个字：“血脉相连”。它被认为预示着某一种“统派”，或者在香港被称作“大中国胶”的政治立场。他们鲜明的立场是反对共产党极权统治，但对于“中国人”的认同，以及“建设民主中国”的立场坚定不移。
中国崛起后 纪念六四的改变
血援会主辨的纪念活动，规模大小视参加的人多少而定。但之后随着台湾本土意识逐步成为政治主流，加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大部分当年支撑起“血援会”的统派群众逐渐淡忘、放下了对中国共产党极权统治的批判，转身拥抱“中国崛起”的现实。
最鲜明的对比发生在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在700万人口的香港，有20万人参与了纪念六四活动，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但同一年在台湾，“血援会”在自由广场上举办的纪念活动，只有几十人到场响应。
但不过两年以后的6月3号晚上，已经被陈水扁政府改名为“自由广场”的中正纪念堂广场上，聚集起了大批的年轻学生。这批生于台湾解严后的青年，在六四发生时恐怕都还是襁褓中的孩子。但此时他们聚集在一起，以六四之名高喊着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台湾独立。彼时，这样公开在六四晚会上喊台独，还会引发一些争议。但此时此刻，在台北的六四晚会上喊台独，已然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这样的改变，要回溯到这一批年轻人起心动念办六四纪念的初衷，时间是2009年：
2009年，香港学生黄俊杰来到台湾大学攻读哲学。来台湾之前，他从国中三年级开始，每年的六四都会一个人去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六四晚会。在他的记忆中，他第一次去参加时坐在第一排，转身向后看，每个人都拿着烛光，放眼望去是星星点点的烛光绘成的海洋，这样的画面深深地震撼了年少的他。到台湾之后的第一个寒假，他便打听台大是否有纪念六四的活动，但是他发现身边的人并不在意，甚至不知道有六四这回事。
同一年，六四事件当时，广场上学生领袖之一的王丹来到台湾，开始在台湾各大学教书的生涯。王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台湾的白色恐怖，一开始他教的甚至是台湾史，但后来发现台湾学生对于中国大陆非常陌生，便决定改行教起中国近现代史。
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活动（纪念六四）在网上被同学们骂翻了，原因是他们在台大中轴线上搭的帐篷挡住了校园内的标志性建筑物——台大图书馆……但这也意外的引发了同学们对六四事件的讨论，“六四是什么？”“六四是五四吗？”
“我们不干谁干”，八九民运时期的“绝食宣言”一直在黄俊杰脑海里。大一下，他决定为纪念六四做点事情，他找了同班的台湾同学涂京威，还有学校里的一些港澳学生，计划2010年的六四在台大办一次纪念活动。
和后来热热闹闹的晚会相比，这场活动很阳春：就在总书馆图前搭了两个帐篷，摆了一周的摊位，手工制作了一些介绍六四事件的简单海报和立牌，拉了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纪念活动”。
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活动在网上被同学们骂翻了，原因是他们在台大中轴线上搭的帐篷挡住了校园内的标志性建筑物——台大图书馆，使得当年要拍毕业照的毕业生们无法拍到总图，破坏了毕业季的轴线。但这也意外的引发了同学们对六四事件的讨论，“六四是什么？”“六四是五四吗？”“是学生会的四六纪念活动还在继续吗？”
活动的最后一天，重头戏是六四晚会，黄俊杰展开了为期64小时的绝食行动，绵延一整周的大雨已经让他们狼狈不堪。在办晚会前，黄俊杰壮着胆子通过脸书私讯了王丹，告诉他晚会的消息。王丹当时没有办法到场，但给了他另一位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王超华的联络方式。黄俊杰邀请了王超华到场。
令黄俊杰惊喜的是，中国1980年代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指标人物，现今居住在台湾的金观涛和刘青峰教授也自发到场。这十几个人点燃了蜡烛，就摆放在“毋忘六四”的立牌前，静静的哀悼在当年事件中失去生命的人们。
2009年的活动结束后，为了继续举办六四纪念活动，黄俊杰找了原本一起办过活动的港澳学生，共同成立“台大时务社”；社团宗旨是“推动学生关心时事，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达至青年议政之目标。”此外，时务社会透过各种活动，促进两岸四地及各国学生交流及了解。
中国沙龙 两岸学生统独交锋
同样在2010年下半，王丹从政治大学转到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担任客座教授，课程内容是中国近现代史。六四学运领袖的经历，让王丹的课程吸引了非常多的台湾学生，其中包括当时在人文社会学院学士班念大二的陈为廷，以及时任学生会会长周庆昌、副会长蔡佳勋。其中陈为廷因为之后专注投身社会运动，在太阳花运动时期成了台湾家喻户晓的人物。
除了正式授课，王丹和一些学生还在课余办了读书会性质的“中国沙龙”，邀请对于中国有兴趣的学生一起讨论相关议题，其中有不少陆生慕名而来。在蔡佳勋的记忆里，这些陆生们非常积极，总是在休息时间围着王丹不停的问问题，一些人会质疑他当时为什么要弄六四、也会问他个人的统独立场以及中国民主化等问题。
“中国沙龙”从那时起，一直办到现在，每届沙龙的重头戏就是“统独大辩论”，这也是整个学期最精彩的活动，不同立场的台湾学生以及来自大陆的学生会就台湾未来该统一或独立展开辩论。第一次在清华举办时，来了一百多人，整间教室被塞得满满当当，一些来自大陆的学生甚至专门前来宣扬两岸统一，与现场持台湾独立立场的学生唇枪舌剑激烈交锋。
这时，在台湾的政治气氛是马英九执政初期，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下开始“破冰和解”。从2008年中两岸海基、海协会恢复高层协商以来，半年一次互访，协议商签一纸接着一纸。2010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在重庆签订，把两岸交流推上高峰。
但快速推进的两岸关系，让持本土独派立场的运动者感到警惕和不安。2008年11月，陈为廷还在台北市建国中学念高三，但他仍然参加了抗议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来台而引发的“野草莓学运”，和现场抗议者共同表达着对马英九政府向中国大陆靠拢的焦虑，以及台湾可能“被统一”的担忧。
这样的思考伴随着陈为廷进了清华大学。“那时我们都有一种想要了解中国的需求，”他说，自己和后来的运动伙伴蔡佳勋，这时都有种强烈的欲望，想要了解这片比邻台湾的大陆。他们上王丹的课，阅读中研院学者吴介民的《第三种中国想像》，看香港的《阳光时务》周刊……希望从课堂内外、字里行间认识一个在主流媒体以外的中国。
王丹认为，纪念六四是普世性的，关心中国民主化是推动台湾国家正常化的一部分……如果不去关心普世性的价值，那么台湾的路会越走越窄，朋友会越来越少。
在清大的日子里，王丹与陈为廷、周庆昌、蔡佳勋等人相熟识，关系亦师亦友。2011年前后，这些台湾学生刚开始从事社会运动的日子，王丹大力支持着他们。蔡佳勋还记得，在当年的反国光石化运动中，王丹曾带着慰问品深夜前来环保署看望夜宿在外面抗议的他们。
在一次谈到六四时，王丹提到不论是在香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每年都有人纪念六四，这是在推广普世性的价值，并鼓励这些年轻人可以在台湾举办一些纪念六四的活动。
王丹认为，纪念六四是普世性的，关心中国民主化是推动台湾国家正常化的一部分。台湾的民主化如果不是普世性的，就会没有前途，国家就会不能正常化。像欧盟国家都会来关心台湾的死刑问题。如果不去关心普世性的价值，那么台湾的路会越走越窄，朋友会越来越少。
就在2011年前后，最初在台大办纪念会的黄俊杰，经过王丹的介绍，认识了清华的陈为廷、周庆昌和蔡佳勋，在一起吃饭时，几个年轻人谈到了六四，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在校外举办一次六四晚会。三方人马汇聚到了一起。这时，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会长的周庆昌又找到了政治大学学生会会长林家兴加入筹办，再加上东吴大学学生会成员，共同组成了“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这就是近年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会的主力。
同一年2月，王丹南下成功大学任教，结识了台独立场明确的成大“零二社”（编按：“零二”的台语发音接近“抗议”，因此被选为这个异议性社团的名字），“中国沙龙”也开始在成大举办。日后另一位全台知名的学生领袖林飞帆，就是零二社的成员。
林家兴的加入值得一提的：他和团队中的其他本土色彩浓重的台湾学生不同，林家兴是个“异类”，蓝营家庭出身的他，继承了家里的政治立场，并且坚定主张要在三民主义之下统一中国，立场时至今日仍不改变。2014年，林家兴成为国民党青年团团长，同时也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不同群体合办纪念的路线和形式之争
筹办2011年六四晚会的，是一个集港澳学生、台湾统派、独派学生的群体。因而除了募进经费外，筹备期让工作会最头大的两个问题是如何对外生产论述，让已经对六四议题陌生的台湾人愿意来参与六四晚会，以及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举办六四晚会。简言之，前者是“路线之争”，后者是“形式之争”。
“形式之争”存在于港澳生和台湾学生之间。在港澳生的印象里，六四应该是一个庄严肃穆的活动，应该有着如同“绝食”的坚决和悲愤。但是这在台湾同学眼里根本行不通，其一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唱歌表演，根本不会吸引到人来的”；其二，台湾同学认为抗争不必搞得死去活来，可以欢乐轻松一些。
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让晚会同时具有了“悲愤”和“欢乐”的元素，于是在晚会上既有六四当事人的沉痛呼吁、全场默哀点亮蜡烛，也有像是high翻全场的台湾本土乐团“拷秋勤”的嘻哈饶舌表演。
而最能体现“路线之争”的，是晚会前“宣言稿”的起草过程。 林家兴身为新闻发言人，负责起草这份稿件。6月3日凌晨时分，林家兴将文稿贴在工作小组群组里，征求大家的意见。
文稿中，林家兴除了回顾了六四事件，控诉中共政权罔顾人权之外。也号召台湾青年站出来表达抗议，最后号召大家“毋忘六四”。但其中诸如“中华民族百年来多少先烈前仆后继”这样的文句，引发了陈为廷的激烈抗议。
“对不起，我建议把‘两岸四地百年来的先贤先烈’这种词句拿掉，这种语句背后的假设是，台湾与香港、中国、澳门同属一个‘民族’，也就是‘中华民族’，因此我们有共同的‘先贤先烈’。但是这种假设我不能接受，相信很多来声援的人也会傻眼。”陈为廷说：“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台湾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我们就是台湾民族，不是中华民族。一百年前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我可以尊敬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但是他不会是‘我民族’的‘先烈’。”
林家兴则回文认为，去掉“先贤先烈”的立场，以“两个民族”来看待，会使得纪念六四的正当性下降很多。
对于“先贤先烈”之争，同在工作小组内的时务社港生樊俊朗则表示“作为一个香港人，个人立场当然认为中华民族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表述，肯定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争论，我个人认为应该删除这些词句。”
最终大家同意陈为廷的提议，林家兴在文稿中删除了具有争议的词句。
2012年举办晚会时，总召蔡佳勋采纳了台湾本土的观点……林家兴对此难以接受……“这完全变成绿营的活动了！”但有人当场回应他“你自己办个蓝营来看看啊”……林家兴在回忆这段时表示非常无奈，蓝营找不到人来办六四晚会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2011年，六四22周年纪念，自由广场上搭起了大型舞台，黑色的背景上写着“六四二十二周年悼念晚会”以及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民主女神的剪影。晚会吸引了上千人参加，自由广场牌坊前挤满了人，这是台湾历来纪念六四活动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王丹、王超华、林保华和杨月清夫妇均出席活动，而林飞帆作为成大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在发言最后，林在舞台上喊出了“台湾独立”。
看着台上这一幕幕，最初发起办六四晚会的黄俊杰心情很复杂。他说，表面上2011年的晚会是台湾十多年来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成功聚合到这些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社运人”。但另一方面，晚会结束之后有港澳生跟他说晚会失焦了，很失望，因为有人在台上讲台独，那些串场“表演”像一个嘉年华，而非悼念晚会。
“我当时说服自己是因为‘文化不同’，为什么抗争、悼念一定要搞得像‘死老豆（死老头）’一样？为什么不可以用笑脸对抗极权？后来经过蛮长的时间反省，我得承认不只是文化问题，最核心的是彼此对‘六四’的想像、立场不一样。”在办完这届晚会后，黄俊杰便退出了工作会。“形式之争”逐渐消弭。
“路线之争”则随着2013年樊俊朗和林家兴的退出，也渐渐定型。在2012年举办晚会时，总召蔡佳勋采纳了台湾本土的观点，并且非常坚定。林家兴对此难以接受，并向工作会的伙伴抱怨“这完全变成绿营的活动了！”但有人当场回应他“你自己办个蓝营来看看啊。”
林家兴在回忆这段时表示非常无奈，蓝营找不到人来办六四晚会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国民党内的经济优先派不敢碰这个题目，更多的历史无知派，并不认为这是重要的事情，只有马英九在乎六四，每年发表演讲，但是党内也不支持。”
在路线和形式的两个最大问题渐渐消失后，从2013年起晚会基本定型，活动的出资者也回到台湾本地，主要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及“华人民主书院”。活动组织者是以台湾本土立场，用外国人的角度来组织和举办这场纪念晚会，晚会的主要诉求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和台湾的价值认同。以及对于中共迫害人权的抗议，警示台湾人民所面对的中共政权有着这样的本质。
分裂与疏离的六四记忆
2014年，台湾爆发“三月学运”后的六四晚会上，当时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团体悉数到场，同时也吸引了在台的反对中共政权的社团参与，例如台湾自由图博（西藏的传统名称）学会 、台湾图博之友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台湾维吾尔之友会等组织。
在活动现场，各个团体参与摆摊，除了贩卖相关书籍、T恤之外，还有很多结合台湾本土社运气息的摊位。头几届政治人物不能上台讲话的惯例也逐渐被改变，学生组成的工作会则正式邀请了蓝绿两党到场对六四事件表态。
至此，工作会所举办的六四晚会切出了一个和1989年成立的“血援会”完全不同的角度及立场纪念六四活动。
但看在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眼里，自由广场的六四晚会显得非常陌生，“我觉得这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曾经参加过2013年六四晚会的台大陆生林诚（化名）讲到。林并不是了解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念书时他就与朋友们在每年六四时讨论当年的学运。在他看来，这场在自由广场的晚会是一个“反华”团体大集会，有新疆、有西藏、有异议人士、台湾反对运动者，这些人平时很少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但居然都出现在六四晚会，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
林诚说：“我在广场上，感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在广场上我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你属于哪个团体吗？是本土社运团体吗？不是。你是其他的那些西藏、新疆团体吗？也不是。”在林诚看来，六四晚会也是一个台湾岛内“争夺中国诠释权的战场”。
另一位参加过六四晚会的台大陆生陈礼仁（化名）则说：“我有一种疏离感，maybe（也许）西藏、新疆、台湾独立、六四都很主要，但是我感受到整场活动没有血肉。在北京念书时，同学之间传递六四的纪录片，大家会讨论六四当时自己父母经历的事情，这是有血有肉的，但在台湾的晚会上我感受不到痛苦和苦难。”
随着台湾的社会运动当中“中国因素”的讨论涉及越来越广，他们找到了台湾内部更明确的焦点去反应曾经无处投射的焦虑，而不用再援引别人的例子。“但很残酷的是，当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关注便没有那么多了。”
陈为廷做出了反思：“说不定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关心六四，我们只是把六四挪用去做一种符号。”
陈进一步分析，在2011年前后，他们开始投入筹备六四晚会的前后，所面对的是找不到如何戳破两岸繁荣的这种假象，“所以我们只能援引中国的例子、香港的例子来表达我们的焦虑”。但随着台湾的社会运动当中“中国因素”的讨论涉及越来越广，他们找到了台湾内部更明确的焦点去反应曾经无处投射的焦虑，而不用再援引别人的例子。“但很残酷的是，当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关注便没有那么多了。”
六四晚会办到今年，总召轮到前清大学生会会长周庆昌，他认为确实存在陈为廷所提到的状况，“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但并不是说我们不关心、不在意了。台湾很多人权团体对于六四事件的关注从来没有削减过。”涂京威则认为，今时今日的台湾，“中国因素”变得很大很多元，人们于“中国因素”的焦虑依然存在，以这点看来需要更加去了解中国。成功大学零二社前社员张芷菱进一步分析，六四晚会的本土化是很正常的，因为六四已经成为台湾理解“中国因素”的其中一个面向。
在今年的六四晚会筹办中，工作会遇到了很多困难，人事异动，赞助者的异动，甚至到4月还不确定是否能办起今年的晚会。
对于举办六四晚会，周庆昌也表达了自己的焦虑，“每年要花很多时间跟台湾人沟通为什么会要办六四晚会，很多人会说‘中国关我屁事’，每年都要面对这样的质疑真的让我们感到很困扰。”但是他很清楚，台湾作为邻近中国的国家，又无时无刻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必须要面对中国，且时刻提醒台湾人民中共的本质。另一方面必须重申台湾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核心价值。
六四事件的亲历者，现取得台湾身份，居于台中的吾尔开希在今年以刘晓波之友会的名义赞助六四晚会。他说，作为一个事件亲历者，27年之后，依然有人对六四事件表达纪念，光凭这一点，他已经很感谢了。在谈到台湾为什么还值得纪念六四事件？他说许多人倡议“向中国说‘不’”，这不是看不见中国社会、中国人民。而是向中国政府不符合普世价值、违反台湾核心价值的行为说“不”。“而纪念六四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向中国说‘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