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叫停“感频共振”艺术展览中两名艺术家黄宇轩和林志辉的作品《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六十秒的朋友》，被指政治审查。艺发局与策展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艺术家在没有知会策展人及局方的情况下，自行向传媒宣布将作品名称及概念更改为“倒数机（2016）”，解释为倒数距离2047年7月1日的秒数。
黄林二人其后发声明指策展人从今年2月开始，一直知悉及清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六十秒的朋友》中，最后一分钟的影像是2047年7月1日距今倒数的秒数，未曾改动过内容。而《倒数机》其实是由该作品延伸创作的新作品，认为展览期间艺术家有权继续创作和用不同方式谈论自己的参展作品。
面对外界政治审查的指控，艺发局电影及媒体小组主席鲍蔼伦其后发表个人声明，指环球贸易广场或艺发局并没有施下任何政治压力，没有要求停止展出“作品”。停止展出作品是她和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 女士的共同决定。黄宇轩其后在脸书上回应：“艺术家在完成作品后，演译一串数字，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因素，业界真的会那样紧张吗？这不是政治考虑吗？”
这场艺术“罗生门”至今尚未完结，到底谁是谁非？《端传媒》邀请了策展人何庆基和艺术爱好者唐健朗二人，从不同角度评论此事。
近日，两位香港艺术家黄宇轩和林志辉，在ICC外墙参展“第五届大型媒体公共艺术展”的作品被移除，事件本质非常简单，无奈传媒可能一时大意，没追踪到其中的细节。国际传媒反而旁观者清。香港记者Vivienne Chow访问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刊在国际媒体Quartz上，证实了移除作品的原因是作品变得政治化。
的确，艺术家在展览开幕后重新演绎作品，加上传媒报道和公众讨论，作品是被政治化了。但这构成合理原因要移除作品吗？策展人的声明中，提出移除作品的理由是作品的名字与概念转变了，但策展人对外跟记者说，移除作品是因为作品变成政治艺术。读过策展人和艺术家两边的声明，可知道艺术家机关算尽，有意识地找寻一个规则上没有漏洞、技术上完全站得住脚的表达方法。
的确，作品完成后，任何人都有再演绎作品的言论自由，包括作者本身。影像本来是中性的，而艺发局也曾在5月19日宣称，人们对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问题是，艺术家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在ICC上展示的2047倒数影像。策展人于是就说作者把作品政治化，然后在艺术家规则上没有漏洞的情况下，把大众拖进了抽象的概念性讨论之中，以艰涩的语言转移视线，遮盖了一个策展人坦白承认的事实：作品被政治化就不可以展出，艺术家并没有言论自由和对作品的诠释权。
破坏业界专业操守？
艺术家的创作，引来粗暴的打压，在这案例中是因为艺术政治化会让合作的赞助商生气，压力最终会转嫁到策展人身上。艺术家在技术层面站得住脚，但局方拖艺术家进入概念性的讨论，一般人消化不了，艺术家就被迫变成了要“解话”那方。也许意识到荒谬如“作品的名字与概念转变”的官方说法，抑或是更现实的政治理由都同样站不住脚，鲍蔼伦（艺发局电影及媒体艺术组主席）于是在5月30日以个人名义发声明，指移除艺术家作品的“真正”原因，是艺术家的创作行为，破坏了业界的专业操守。虽然鲍蔼伦不是展览的策展人，也让我们想想这样的指控是否有理据。
赞助商生气，艺术家技术上站得住脚，权力比艺术家大得多的体制一方，谴责艺术家破坏业界专业操守，可说是策展人和局方的“终极武器”。有趣的却是，使用这理据却把艺术家要挑战的现状，揭露得更分明。艺术家的行为，彻底冲击了“专业操守”，它隐含的价值观与现况是：只要赞助商出钱，业界只能乖乖就范，人家说不能谈政治，请你不要谈，更何况是在中央领导人来港的时候？遇上这样的情况，反而更要问，艺术家的天职，不是打破不合理的规则，争取创作自由，为真善美的价值努力吗？如果“专业操守”反过来束缚着他们做正确的事，艺术家刻意挑战这些“江湖规矩”，不怕抹黑和失掉饭碗，其实甚为可敬。
狭义谈诚信，漠视更重要问题
可惜，概念性讨论和一面倒地谈狭义的“诚信”，在香港轻易就把传媒与大众的注意力转移了。艺术家通过创作，提出更重要的问题，揭露艺术业界的状况，却一下子被无视。他日若有人研究机构如何处理公关灾难，以及研究制度的批判者如何被体制反噬，而成为受害者的过程，这将是重要的案例。策展人和艺发局动用资源及体制攻击艺术家，后者势孤力弱，强弱悬殊，是典型的打压。但是，艺术该是这样的吗？艺术界不应该只拥护协助维持现状的“专业操守”，艺术家是挑战现状和问问题的人，艺术界打压他们，就是要艺术家噤声，永远做“好学生”。
在全世界更多金钱涌入香港“发展艺术”，一片大好、纸醉金迷之际，艺术家挑战现状，测试艺术自由的底线，自然是扫兴。同时，业界的饭碗，往往就是靠“好来好往”，不指出国王没穿新衣而维系出来的。艺术界在这些关键时刻，反而不站在艺术家的一方，反映了艺术生态的腐化。反而，不在艺术业界的人，应该旁观者清，看到策展人不惜一切移除艺术品，是香港历史上罕见的。这样罕见，也因为挑战体制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太少。作为局外人，更应为他们发声。
不知是否因为《壹周刊》对这些情形见惯见熟，没被转移视线，在该杂志5月26日刊出的报导中，就明确指出这是“河蟹”（和谐）事件，质问为何到5月19日艺发局指作品无问题、不必移除，到了5月22日就大骂艺术家和移除作品：“为何艺发局忽然转軚出手河蟹作品？知情人士向《壹》仔爆料，原来因为背后有人发过功。负责借出场地嘅ICC，大业主是新鸿基地产，知情人士指新地事后曾跟艺发局成员就今次展览倾谈过，当然表面就不涉及施压，但对于是否保留这个作品，就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句话：‘你哋自己谂啦’……其实，艺发局内并不是人人都想河蟹，据知有人曾力撑作品，想坚持要保留，但可惜势孤力弱……”。《壹周刊》记者该不是唯一追查下去、提出怀疑的人，但更多艺术工作者，日常生计都来自艺发局资助，只得敢怒不敢言。
“江湖规矩”以外的情操和责任
艺术不该是这样的。在腐化的香港业界中，艺术家可能真的要守“江湖规矩”，在专业操守的名目下，不做挑衅性、打破行规的作品。但在艺术史的长河中，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要看穿这些虚伪的规则，用自己的作品唤醒众人，引出虚伪的脸孔：这是“江湖规矩”之外的艺术家情操和责任，他们打破规则来改变“专业”的现状。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操守。
策展人和公营艺术部门，公然移除艺术品，打压艺术家，是头号大事。传媒大意、艺术界拥护体制，但市民要清醒才是。在1984或2047来临前，不要被“假罗生门”骗倒，去攻击艺术家。涉事艺术家，同时成功做到三件事：提升了大众对2047问题的关注；在张德江访港、礼崩乐坏之时，道出港人真实的心声；最后，还揭露出艺术界的深层问题：只讲“行规”，不理会更重要的、封杀真正的创作自由的结构性问题。这作为一次公共艺术创作，效果之好，更显得遵循规矩在体制中创作的艺术家有多无力。
现实迫人，只有更多艺术家不怕权力的不平等，敢于打破规矩、挑战体制、做正确的事，香港艺术才有救。讲到底，现在人们发现的，只是艺术家在大厦外墙上放了一串数字，艺术界就非得把作品移除不可，在国际社会贻笑大方。事件反映，香港艺术界的道德和知识水平，有待进步。
（唐健朗，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生，一名艺术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