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难民极少获得公众关注，他们一直是躲在城市暗角生存的弱势社群。直至这一年来，社会才突然把目光投向这群社会边缘人，传媒报导，加上特首梁振英多次点名批评，公众终于看到他们了，不过却把他们与“十恶不赦”的大坏蛋画上等号。部份免遣返声请人非法工作，甚至干犯刑事罪行，这些都是有证有据的事实，入境处也有公布相关被捕数字。然而，记者想知道的是，怎样的社会和制度因素，才令本来算是逃出生天的人又走上这条违法绝路？
于是，我们找到2003年来港、来自非洲刚果的Ayodele。
第一次访问时，我和Ayodele约在太子一间咖啡室。他和另一个来自非洲苏丹、同样正等候难民资格审批的朋友Kaarle一起来。两人走进餐厅，不少客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两个黑皮肤的人。直到他们坐下，各人才把视线转回自己的饭桌。
访问约在下午三时，我先请两人点饮品，Ayodele点了一杯咖啡，Kaarle却一直犹豫着，最后以英语问：“我可以吃饭吗？”我请侍应送来午饭的餐牌，Kaarle又再犹豫了一会，然后点了一个最便宜的鸡肉焗饭。
就是一条大直路，沿着那条直路一直走就到了。
Kaarle原本是一名农夫，2004年逃难来港，和Ayodele在香港认识后成为好友。
焗饭送来，Kaarle似乎早已饿坏了，大口大口地吃着。他后来告诉我，他住在西贡偏远地区，访问这天，他由西贡坐巴士到钻石山，再由钻石山走路到太子——那是五个港铁站的距离。根据港铁网页资料，单是铁路车程也要11分钟。“这么远的路怎么走？”我很惊讶。“就是一条大直路，沿着那条直路一直走就到了。”他似乎难以理解我的问题。
Kaarle说，他每天上午7时起床，吃过早餐后，会花近两小时走路到西贡市中心的图书馆看书，然后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下午5时，他再走路回家吃晚饭。这就是他每天的日程。这天，他吃了一个鸡肉焗饭，是他日常以外的“异想天开”。
“我们每月只有1200元的津贴到超级市场买食物，那些钱只够我每天吃两餐，所以我平日都不吃午饭，饿了就喝水。”Kaarle说。
我看着Kaarle肩上破了一个小洞的衬衫，想起一出名为《被偷走的十二年》的电影。2004年至今，Kaarle的12年被偷走了。我在想，即使有一天他真的获确认拥有难民资格，可以到英美等难民收容国开始新生活，这12年光阴又有谁可以还给他？香港少有难民家庭，大部份免遣返声请人都是只身来港，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这样白白过12年，对他们会造成什么心理影响？
之后Ayodele和Kaarle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诉苦。
他们两人都不懂得中文，却都清楚知道香港有报章大量报导“假难民”，指有人滥用免遣返声请机制留港，期间非法工作和参与有组织罪案。
所谓“假难民”，是2015年才出现的新词。但其实，如果经审批确认免遣返声请人不符合难民资格，即是所谓的“假难民”，他们就会被遣返原居地；而由于香港不是难民收容国，如果声请人获批难民资格，他们会到欧美的难民收容国。
所以留在香港的，都是等候政府审批的人。
“我知道香港人讨厌我们，说我们做违法的事，但我没有做坏事，我一次法庭也没有上过，为甚么有人会把难民、罪犯混为一谈？”同一番说话，Ayodele说了两、三篇。
我有手、有脚、有脑袋，我很想工作，很想对社会有点贡献。
第二次访问，我和Ayodele约在早上七时，一同到西湾河一座教堂弥撒。Ayodele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与之前在餐厅访问不同，Ayodele走进教堂，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他：“教会里的人不一样，他们很接纳我，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
在刚果，Ayodele是一名教师，拥有哲学和历史两个大学学位，同样每天会先上教堂才开始学校的工作，不同的是，他在香港上完弥撒就无事可做了。“我有手、有脚、有脑袋，我很想工作，很想对社会有点贡献。”“那有没有想过打黑工（非法工作）？”我问。“我信主，我不做不合法的事。”他斩钉截铁地说。
13年过去，Ayodele没有工作，没有家人，在香港可算是什么也没有，教会成为他唯一的寄托。但如果没有信仰支持，一个青年人13年过着一无所有的日子，他会走上怎么样的道路？
“也许香港人太幸福，不能理解我们的苦难。”他轻轻地说。
“你感到绝望吗？”
“噢，我还抱有希望，我希望……”但Ayodele没有说下去。
访问刊出当天的早上，我们收到一位“有心人”的讯息。他托朋友找到我们，想请我们转告Ayodele，跑马地一座教堂有法文弥撒，还传来相关教堂的资料。那刚好是Ayodele每个周末都会去参加的法文弥撒，而他平日只是为了省钱，所以到住所附近的教堂望弥撒。我还是把讯息转达给他，对他说：“最少部份香港人会与你同行。”
Ayodele和Kaarle不愿我们在报导中刊出他们的真名。写稿时，我上网找非洲男性的名字，最后选了这两个名字：
Ayodele解作 the return of happiness——重拾快乐，而Kaarle是free man——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