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編讀手記

記者手記:聽難民傾訴白白等待的痛苦

這一年來,香港公眾把在港難民與大壞蛋畫上等號。記者想知道的是,怎樣的社會和制度因素,才令這些本來算是逃出生天的人又走上這條違法絕路?

端傳媒記者 趙燕婷 發自香港

刊登於 2016-05-28

#編讀手記

在香港,難民極少獲得公眾關注,他們一直是躲在城市暗角生存的弱勢社群。直至這一年來,社會才突然把目光投向這群社會邊緣人,傳媒報導,加上特首梁振英多次點名批評,公眾終於看到他們了,不過卻把他們與「十惡不赦」的大壞蛋畫上等號。部份免遣返聲請人非法工作,甚至干犯刑事罪行,這些都是有證有據的事實,入境處也有公布相關被捕數字。然而,記者想知道的是,怎樣的社會和制度因素,才令本來算是逃出生天的人又走上這條違法絕路?

於是,我們找到2003年來港、來自非洲剛果的Ayodele。

Ayodele請記者記下「難民不是罪犯」這句話,希望在報導中刊出。
Ayodele請記者記下「難民不是罪犯」這句話,希望在報導中刊出。

第一次訪問時,我和Ayodele約在太子一間咖啡室。他和另一個來自非洲蘇丹、同樣正等候難民資格審批的朋友Kaarle一起來。兩人走進餐廳,不少客人都把目光投向這兩個黑皮膚的人。直到他們坐下,各人才把視線轉回自己的飯桌。

訪問約在下午三時,我先請兩人點飲品,Ayodele點了一杯咖啡,Kaarle卻一直猶豫着,最後以英語問:「我可以吃飯嗎?」我請侍應送來午飯的餐牌,Kaarle又再猶豫了一會,然後點了一個最便宜的雞肉焗飯。

就是一條大直路,沿着那條直路一直走就到了。

訪問這天,Kaarle 由西貢坐巴士到鑽石山,再由鑽石山走路到太子

Kaarle原本是一名農夫,2004年逃難來港,和Ayodele在香港認識後成為好友。

焗飯送來,Kaarle似乎早已餓壞了,大口大口地吃着。他後來告訴我,他住在西貢偏遠地區,訪問這天,他由西貢坐巴士到鑽石山,再由鑽石山走路到太子——那是五個港鐵站的距離。根據港鐵網頁資料,單是鐵路車程也要11分鐘。「這麽遠的路怎麽走?」我很驚訝。「就是一條大直路,沿着那條直路一直走就到了。」他似乎難以理解我的問題。

Kaarle說,他每天上午7時起床,吃過早餐後,會花近兩小時走路到西貢市中心的圖書館看書,然後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下午5時,他再走路回家吃晚飯。這就是他每天的日程。這天,他吃了一個雞肉焗飯,是他日常以外的「異想天開」。

「我們每月只有1200元的津貼到超級市場買食物,那些錢只夠我每天吃兩餐,所以我平日都不吃午飯,餓了就喝水。」Kaarle說。

我看着Kaarle肩上破了一個小洞的襯衫,想起一齣名為《被偷走的十二年》的電影。2004年至今,Kaarle的12年被偷走了。我在想,即使有一天他真的獲確認擁有難民資格,可以到英美等難民收容國開始新生活,這12年光陰又有誰可以還給他?香港少有難民家庭,大部份免遣返聲請人都是隻身來港,他們大都正值壯年,這樣白白過12年,對他們會造成什麼心理影響?

Ayodele暫住在朋友的家中,因為朋友家中有不少書籍,看書成為了他唯一的消閒活動。
Ayodele暫住在朋友的家中,因為朋友家中有不少書籍,看書成為了他唯一的消閒活動。

之後Ayodele和Kaarle你一言我一語地向我訴苦。

他們兩人都不懂得中文,卻都清楚知道香港有報章大量報導「假難民」,指有人濫用免遣返聲請機制留港,期間非法工作和參與有組織罪案。

所謂「假難民」,是2015年才出現的新詞。但其實,如果經審批確認免遣返聲請人不符合難民資格,即是所謂的「假難民」,他們就會被遣返原居地;而由於香港不是難民收容國,如果聲請人獲批難民資格,他們會到歐美的難民收容國。

所以留在香港的,都是等候政府審批的人。

「我知道香港人討厭我們,說我們做違法的事,但我沒有做壞事,我一次法庭也沒有上過,為甚麽有人會把難民、罪犯混為一談?」同一番說話,Ayodele說了兩、三篇。

我有手、有腳、有腦袋,我很想工作,很想對社會有點貢獻。

來自非洲的Ayodele

第二次訪問,我和Ayodele約在早上七時,一同到西灣河一座教堂彌撒。Ayodele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與之前在餐廳訪問不同,Ayodele走進教堂,沒有任何一個人注意他:「教會裏的人不一樣,他們很接納我,我在這裏認識了很多朋友。」

在剛果,Ayodele是一名教師,擁有哲學和歷史兩個大學學位,同樣每天會先上教堂才開始學校的工作,不同的是,他在香港上完彌撒就無事可做了。「我有手、有腳、有腦袋,我很想工作,很想對社會有點貢獻。」「那有沒有想過打黑工(非法工作)?」我問。「我信主,我不做不合法的事。」他斬釘截鐵地說。

Ayodele每天都會帶上自己的法文祈禱集,參加一堂廣東話彌撒。
Ayodele每天都會帶上自己的法文祈禱集,參加一堂廣東話彌撒。

13年過去,Ayodele沒有工作,沒有家人,在香港可算是什麼也沒有,教會成為他唯一的寄託。但如果沒有信仰支持,一個青年人13年過著一無所有的日子,他會走上怎麽樣的道路?

「也許香港人太幸福,不能理解我們的苦難。」他輕輕地說。

「你感到絕望嗎?」

「噢,我還抱有希望,我希望⋯⋯」但Ayodele沒有說下去。

訪問刊出當天的早上,我們收到一位「有心人」的訊息。他托朋友找到我們,想請我們轉告Ayodele,跑馬地一座教堂有法文彌撒,還傳來相關教堂的資料。那剛好是Ayodele每個周末都會去參加的法文彌撒,而他平日只是為了省錢,所以到住所附近的教堂望彌撒。我還是把訊息轉達給他,對他說:「最少部份香港人會與你同行。」

Ayodele和Kaarle不願我們在報導中刊出他們的真名。寫稿時,我上網找非洲男性的名字,最後選了這兩個名字:

Ayodele解作 the return of happiness——重拾快樂,而Kaarle是free man——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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