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難民極少獲得公眾關注，他們一直是躲在城市暗角生存的弱勢社群。直至這一年來，社會才突然把目光投向這群社會邊緣人，傳媒報導，加上特首梁振英多次點名批評，公眾終於看到他們了，不過卻把他們與「十惡不赦」的大壞蛋畫上等號。部份免遣返聲請人非法工作，甚至干犯刑事罪行，這些都是有證有據的事實，入境處也有公布相關被捕數字。然而，記者想知道的是，怎樣的社會和制度因素，才令本來算是逃出生天的人又走上這條違法絕路？
於是，我們找到2003年來港、來自非洲剛果的Ayodele。
第一次訪問時，我和Ayodele約在太子一間咖啡室。他和另一個來自非洲蘇丹、同樣正等候難民資格審批的朋友Kaarle一起來。兩人走進餐廳，不少客人都把目光投向這兩個黑皮膚的人。直到他們坐下，各人才把視線轉回自己的飯桌。
訪問約在下午三時，我先請兩人點飲品，Ayodele點了一杯咖啡，Kaarle卻一直猶豫着，最後以英語問：「我可以吃飯嗎？」我請侍應送來午飯的餐牌，Kaarle又再猶豫了一會，然後點了一個最便宜的雞肉焗飯。
就是一條大直路，沿着那條直路一直走就到了。
Kaarle原本是一名農夫，2004年逃難來港，和Ayodele在香港認識後成為好友。
焗飯送來，Kaarle似乎早已餓壞了，大口大口地吃着。他後來告訴我，他住在西貢偏遠地區，訪問這天，他由西貢坐巴士到鑽石山，再由鑽石山走路到太子——那是五個港鐵站的距離。根據港鐵網頁資料，單是鐵路車程也要11分鐘。「這麽遠的路怎麽走？」我很驚訝。「就是一條大直路，沿着那條直路一直走就到了。」他似乎難以理解我的問題。
Kaarle說，他每天上午7時起床，吃過早餐後，會花近兩小時走路到西貢市中心的圖書館看書，然後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下午5時，他再走路回家吃晚飯。這就是他每天的日程。這天，他吃了一個雞肉焗飯，是他日常以外的「異想天開」。
「我們每月只有1200元的津貼到超級市場買食物，那些錢只夠我每天吃兩餐，所以我平日都不吃午飯，餓了就喝水。」Kaarle說。
我看着Kaarle肩上破了一個小洞的襯衫，想起一齣名為《被偷走的十二年》的電影。2004年至今，Kaarle的12年被偷走了。我在想，即使有一天他真的獲確認擁有難民資格，可以到英美等難民收容國開始新生活，這12年光陰又有誰可以還給他？香港少有難民家庭，大部份免遣返聲請人都是隻身來港，他們大都正值壯年，這樣白白過12年，對他們會造成什麼心理影響？
之後Ayodele和Kaarle你一言我一語地向我訴苦。
他們兩人都不懂得中文，卻都清楚知道香港有報章大量報導「假難民」，指有人濫用免遣返聲請機制留港，期間非法工作和參與有組織罪案。
所謂「假難民」，是2015年才出現的新詞。但其實，如果經審批確認免遣返聲請人不符合難民資格，即是所謂的「假難民」，他們就會被遣返原居地；而由於香港不是難民收容國，如果聲請人獲批難民資格，他們會到歐美的難民收容國。
所以留在香港的，都是等候政府審批的人。
「我知道香港人討厭我們，說我們做違法的事，但我沒有做壞事，我一次法庭也沒有上過，為甚麽有人會把難民、罪犯混為一談？」同一番說話，Ayodele說了兩、三篇。
我有手、有腳、有腦袋，我很想工作，很想對社會有點貢獻。
第二次訪問，我和Ayodele約在早上七時，一同到西灣河一座教堂彌撒。Ayodele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與之前在餐廳訪問不同，Ayodele走進教堂，沒有任何一個人注意他：「教會裏的人不一樣，他們很接納我，我在這裏認識了很多朋友。」
在剛果，Ayodele是一名教師，擁有哲學和歷史兩個大學學位，同樣每天會先上教堂才開始學校的工作，不同的是，他在香港上完彌撒就無事可做了。「我有手、有腳、有腦袋，我很想工作，很想對社會有點貢獻。」「那有沒有想過打黑工（非法工作）？」我問。「我信主，我不做不合法的事。」他斬釘截鐵地說。
13年過去，Ayodele沒有工作，沒有家人，在香港可算是什麼也沒有，教會成為他唯一的寄託。但如果沒有信仰支持，一個青年人13年過著一無所有的日子，他會走上怎麽樣的道路？
「也許香港人太幸福，不能理解我們的苦難。」他輕輕地說。
「你感到絕望嗎？」
「噢，我還抱有希望，我希望⋯⋯」但Ayodele沒有說下去。
訪問刊出當天的早上，我們收到一位「有心人」的訊息。他托朋友找到我們，想請我們轉告Ayodele，跑馬地一座教堂有法文彌撒，還傳來相關教堂的資料。那剛好是Ayodele每個周末都會去參加的法文彌撒，而他平日只是為了省錢，所以到住所附近的教堂望彌撒。我還是把訊息轉達給他，對他說：「最少部份香港人會與你同行。」
Ayodele和Kaarle不願我們在報導中刊出他們的真名。寫稿時，我上網找非洲男性的名字，最後選了這兩個名字：
Ayodele解作 the return of happiness——重拾快樂，而Kaarle是free man——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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