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任总统蔡英文即将上任，新内阁成员也大致定案，然而在选战过程中透过大量设计与行销打造“进步”、“新颖”形象的蔡英文，其新团队的组成却是无比“传统”。
新内阁──包括政院三长、6名政务委员以及27名部会首长──平均年龄高达61岁，同时其中只有4名女性，仅占总内阁比例10%。此外，原住民、身心障碍者、性少数等其他弱势族群的能见度更是几乎零分。新内阁的组成重现了台湾政治一直以来最令人熟悉的风景：由熟龄、菁英的汉人男性所把持。
妇女与性别团体因此表示抗议，指出新内阁的性别比例，不仅不符合国际政治追求性别平等的趋势，更违背了民进党自身于1996年所提出的“1/4性别比例原则”；蔡英文不仅背弃了个人于2012年大选时声称“1/3性别比例原则”的政策白皮书宣告，更让内阁性别比例回到了20年前的水准。
对比于蔡英文初当选时，许多人对“台湾第一位女总统”的雀跃与想像，女性于新内阁中的缺席则提醒了我们，蔡英文似乎只是个“例外”：女人没有出头天，出头天的只是一个女人。
女性比例何以重要？
面对妇团的质疑，有人认为“选贤与能”比性别比例更重要，内阁成员需看重个人才能，而非性别。也有人提问，既然要“性别平等”，那么何以女性（或性少数）得以获得“特权”般的保障名额呢？
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理想世界里，不同性别者，自然能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与权力；在选择内阁成员时，男女的候选人数亦相当，彼此公平竞争，有才者胜出。然而，我们面对的不是这样一个理想世界。相反的，政治场域长期被男性所把持，女性因为个人、社群和结构性的原因，不得已从公领域缺席。而政治权力的集中，也进一步导致不同性别间资源与机会上的不平等。
因此，倡议女性在政治（或其他公领域）的比例，并不是对女性的“优惠”；相反的，这样的作法是为了“调节”与“修正”长期以来的不公不义。当女性从古至今经常性地缺少政治发声的机会，并在公领域被夺权，性别比例所欲达到的目的，是改变这个单一的叙事和权力分配，塑造一个新的性别平衡。
女性生涯发展的压抑
有人认为，内阁性别比例失衡的原因单纯是“女性人才不足”，具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女性人数少，导致在选择内阁成员时，女性中选的机会也比较低。假设这样的说法为真，我们应该留意，这样的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绝非女性能力不足或是女性较不适合从事政治工作，而是传统性别规范和结构上的不平等，如何阻止女性获得政治权力与发声机会。
例如主计处统计发现，尽管台湾地区介于25至29岁的女性劳动参率高达90.2%，但自30岁后就一路下滑，而25至49岁女性中，更有43.52%因“需要照顾子女”无法重回职场。因为同样原因而未就业的男性，比例却只有2.75%。这个数字说明：女性往往在工作数年后，因为婚姻与育儿而离开职场；相对的，男性却可以持续累积工作经验和升迁资本。
当女性在儿女就学或成年后，想重新回到劳动市场，之前工作经验中断可能导致她们与职场脱节，因此只能从基层工作做起。而这时候，当年与她们同时进入职场的男人们，却可能早已登上主管职位。我们不难想像，这就是导致“资历丰厚”的女性事务与政务官缺乏的原因之一。
男性中心的政治文化
再者，过去人们想到政治时，总是联想到权谋、力量、侵略，与阳刚气概，因此政治往往被视为男性的领域。对政治有兴趣的女人则可能被看作心机、算计和阴险的，或是必须透过各种方式将自己“去性化”，加入阳刚的阵营。
阴性的气质与表现，在政治领域中往往不受欢迎。男性政治人物若表现出太多阴性气质，很容易遭到调侃羞辱。女性更可能因为自己外表、情感关系和性别表现，而遭到各种嘲讽。例如2014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时嘉义市长参选人陈以真，就曾被台北市长柯文哲调侃“可以去当柜姐 ”，更被制作“爆乳照”，又如蔡英文也因为未婚身分，不断被质问自身性倾向。
台湾政治长期被男性中心的思维主导，并透过性别不友善的态度和制度（如缺少育婴政策），阻挡女性投身政治。而性别比例的重要性，正在于矫正这种不公平。
一个容纳多元性别的政治场域，一方面能打破过去固着的性别想像，另一方面可以将政策关怀延展到，过去较少被讨论到的议题和需求（如公共托育）。其更能打破政治场域内一味的阳刚崇拜，引进更多阴性的策略和价值。
给女孩们更宽阔的想像
最后，女性在公领域的现身，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世界观”的塑造。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小女孩，如果在她所见所及里，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男人，而他们的秘书都是女人，那她会怎么想像自己的职业生涯？
一个族群如果长期被某种故事样板笼罩，或是被排除在某些叙事之外，那么久而久之这个群体的自我认同也会受到影响。当我们只能从有限的范本中读取资料，那么我们对自己写得出什么样的故事，也会产生限制与质疑。性别比例的意义便在于为过去被单一叙事定调的弱势性别打造更多的样本，让性别的“想像力”得以延伸。
怀抱着这样的期待，我们就必须再追问，未来在培育女性政治人物时，我们可以、需要做些什么？如何让更多女性在公领域现身？如何改善女性在职场上所遇到的困境？如何鼓励年轻女性投身政治工作，好让未来的性别比例，可以不再是“强求”而来的结果？
性别，不保证性别意识
此次内阁性别比例的讨论，一方面指出弱势身份“现身”的美丽；但另一方面，从妇女团体对蔡英文的失望中，我们也可以重新反省身份所带来的一种哀愁。
在新内阁公布性别比后，出现了一种典型反应，直指蔡英文作为女性，“理应”更关心性别议题，在性别议题上表现更为出色，更“相挺”其他女人── 然而她却让人失望了，蔡英文并没有因为她的性别，而作出有利女性的决定。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蔡英文的其他身份，掩盖了她的女性身份。
这类“女人相挺”的口号其实很常见，从“只有女人最懂女人”到“女人当自强”，皆是。这类宣言可以揭示女性在男性掌权的社会中，共有的压迫经验；也提醒在面对权力不平等时，女性结盟的重要。在女性权益的讨论中，这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式的召唤，一直是重要基础。
正是基于“女人相挺”的信仰，让我们认定蔡英文会更懂得为女性着想，也让我们在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更感到受伤。这个受伤感受透漏了“女人相挺”逻辑背后可能的危险。实际上在政治领域中，女性领导人不一定代表在性别议题上的进步；同时，这种说法又可能简化、同质化了女人。
“女人相挺”逻辑的局限
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中，许多希拉莉（希拉蕊）支持者便以“女人应该支持女人”的口号为她拉票。尽管“第一位美国女总统”绝对有象征性意义，但希拉莉并未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而自动成为最“进步”的候选人。
事实上，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在妇女与性别政策上，不仅不逊于希拉莉，甚至可能更为积极。虽然桑德斯是位生理男性，但他的性别意识和左倾的意识形态，却让他有着对女性相对友善的教育、经济与劳动政见，也为他吸引了许多女性选民支持，尤其是年轻女性。
“女人相挺”的逻辑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许多女性不支持同为女人的希拉莉；其只能重复以身份认同建立某种约束力。例如两位支持希拉莉的资深女性主义者，就曾分别表示“地狱里有一个专为不挺女人的女人所预留的位置”，以及“年轻女性是因为不够基进或是想要认识男生才会支持桑德斯”。前者言论把“女人相挺”变成一种教条，而不再是共感与结盟后的结果；后者更严重“弱体化”了女性，让“性别意识”成为一种苍白的存在（当事人已在事后收回言论并道歉）。
从蔡英文在今年大选中模糊的性别政见，到对内阁性别比的缺乏敏感度，我们可以发现，“女人相挺”不见得是最好的策略。一来，天生的性别不能够保证任何启发，而蔡英文的经验，显然难以与其他女性共享；当“姊妹情谊”的粉红泡泡被戳破，我们看见的是性别如何与个人的族群、阶级、教育交织。二来，当一个人具有多重的身份，哪一种身份能够取得主导地位，会受到个人经验、环境和利益需求所影响。对蔡英文而言，她和菁英男性所共享的利益，或许已经超越她和其他女性一同经验的压迫。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生理性别无法保障性别意识，那么性别比例不就是个假议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身份与经验的复杂性，我们才需要更多的不同性别的政治人物，好在这些政治人物中，寻找、看见各种不同的身份和经验组合，从中产异性恋男性、劳工女同志，到跨性别原住民，好打造一个更多元的政治版图。
（V太太，共笔部落格Queerology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