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中没有谁可以代表其他人。”在4月17日巴黎共和广场（place de la République）上的全民大会中，台上一名社运分子提出这个说法，在场群众举起并摇动双手，表示赞同这个直接民主的精神。
共和广场由3月31日以来，历经多次警察驱赶，民众仍然于傍晚聚集广场，参与“不眠之夜”（Nuit debout）的行动，4月11日这周起，运动扩展至下午开始，直到晚上。所谓“不眠之夜”，是法文的日常用语，指晚上没有躺下来，有彻夜难眠之意。英国《卫报》译成rise up at night，因当中法文debout（英文rise up）亦有站立、挺身、不屈和勇敢的意思。因此，Nuit debout这个名称，同时寓意人民不屈和反抗。
这场持续了半个多月的运动，已扩展到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国超过一百个城市。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认为，法国的“不眠之夜”继承了2011年以来反抗全球1%权贵统治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99%人民团结起来，对抗巴拿马文件所披露的1%权贵。到底这场运动为何在这个时刻发生？是否对巴拿马文件的即时回应？对当下仍处于恐袭后“紧急状态”的法国社会，有什么意义？
反对紧急状态箝制言论
首先，根据笔者在共和广场跟社运分子（militants）的访谈，“不眠之夜”这场运动并不是对巴拿马文件的即时抗议，也不是民众突然自四方八面前来而成的，而是本年二月起一群社运分子开始构思的行动。此行动承接了三月多次反劳动法改革（code du travail，或称loi El Khomri）的动员，目的在于建立人民自由议政和抗议政府的空间。共和广场上设有接待处（accueil），免费派发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民间团体刊物，同时向前来的市民解释为何集会，每日的流程（如全民大会、各委员会的报告和讨论，以及全民大学的课程等）。
其中一名社运分子对笔者说，集会希望体现直接民主。因为越来越多人不满近30年来法国的政治和社会──政党脱离人民切身的问题，社会由大财团控制，法国民主受到威胁。他们认为，这次集会并不是专门抗议巴拿马文件所针对的逃税权贵，也不是纯粹抗议政府提出的劳动法改革，而是希望令人民在广场上聚会，共同讨论法国社会现有的问题，解放人们日常生活的话语，令政治辩论成为生活。
自从去年11月巴黎恐袭后，法国总统奥朗德（欧兰德）颁布“紧急状态”，政府有权完全禁止游行和集会。过去数月，民间多次发起反对“紧急状态”的集会，批评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人民言论自由为实，但行动均受政府严密管制，甚至禁止。
去年11月底，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气候峰会（COP21）的游行和集会，政府强行驱散示威者，向国际社会营造了法国的美好形象，促成国际处理气候问题上迈进一步，然而却引起民间团体和示威者的巨大不满。“不眠之夜”在共和广场举行，那里原本是政府有意营造悼念恐袭死难者的地方，现在民众却通过集会，改变了这个空间的意义，变成人民自行管理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批评政府和政党，也可以公开抗争。
“有大会，无代表”
几个月来，社运团体不满政府藉反恐遏制言论自由，于是在2月23日一场电影放映会后，萌生了在3月31日占领共和广场的念头。他们这个想法，来自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西班牙的义愤者运动（Movimiento 15-M，又称为movimiento de los indignados)，不跟任何政党合作，主张人民自发参与。
2月23日，左翼报纸Fakir记者François Ruffin放映了其最近拍摄的记录片《多谢老板！》（Merci patron !）。电影讽刺法国大企业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LVMH），为了减轻成本，把法国的工厂迁移至波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因而大量解雇工人，反映了法国工业外移和失业的社会问题。电影同时呈现工人借助虚构的工会行动，向企业成功追讨培偿和重夺职位。整个3月，法国民间社会不断发动抗议劳动法改革的游行和罢工。直至3月31日，正值全国工会、学生组织和民间团体游行和罢工的日子，社运团体决定在游行后，呼吁民众不要回家，前来共和广场，一起观看和讨论《多谢老板！》，借此引起民众关注资本家如何造成社会不公义。
这群社运分子成立了“凝聚斗争”联盟（Convergence des luttes），顾名思义，就是要连结不同的社会抗争，令占领共和广场的民众可以了解到不同的抗争议题，壮大抗争力量。其中一名成员就是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弗雷德里．洛尔敦（Frédéric Lordon），他一直批评资本主义对工作的扭曲，反对欧盟不公平对待希腊债务危机。同时，“凝聚斗争”联盟发动文宣工作，建立电台和电视，直播全民大会讨论，鼓励民众用手机程式Periscope直播，令法国和全世界都可以进入“不眠之夜”，超过2011年那些占领运动在网上传播的效应。另外，联盟每天都会记录全民大会的讨论和表决结果、所收捐款和各委员会的报告，上载网络供人浏览。
由此可见，虽然“不眠之夜”强调民众自发参与，但实际上有赖社运团体策划，才得以在短时间内组织全民大会所需的物资，准备持续抗争。用香港流行的说法，就是“有大台”，但“无代表”──没有任何工会或学生领袖可以代表群众，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参与讨论和表决，这是代议民主不会做的事，而现在直接民主就在广场实现了。
因此，“不眠之夜”这场运动并非像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那样，具有单一目标。它也不是用来取代其他抗争方式，其本身意义就是要令群众自我组织，促进各种抗争的交会，通过广场上的委员会、大会讨论、音乐会、普及大学（Université populaire）和自发的聚会，令更多人投身抗争。洛尔敦认为，“不眠之夜”的意义在于连结城市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工人和民众，这样才能令各自的抗争不容易被政府打败。
按运动目前的形态来看，与其说“不眠之夜”是进攻1%权贵的行动，不如说是团结99%人的行动，是防御社会精英和资本家夺走人民自决的堡垒。
“不眠之夜”看似没有马上挑战权贵，但并非毫无效用。它第一个效应，相信是有助巩固反劳动法的运动，因为政府一直企图缓和这场抗议运动。一方面，法国政府跟学生组识会谈后，为了回应青年对就业问题的不满， 4月11日总理瓦尔斯（Manuel Valls，台译瓦尔）就公布一系列援助青年的措施。措施包括增加高中生的奖学金10%，为文凭毕业生提供四个月的资助，改善他们求职期间的生活。目前法国18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23.3%，这些措施能否真正改善青年失业和贫穷问题，言之尚早，但至少可局部缓和青年对劳动法改革的不满。
和平抗争团结群众
另一方面，警察多次在清晨时分驱赶“不眠之夜”的群众，但群众在傍晚又回到广场。有部分群众曾到巴黎第六区堵路抗议（4月6日），要求警察释放被捕游行人士，又到第十一区（4月10日）总理瓦尔斯的住所抗议，沿路焚烧垃圾和破坏商店。警察企图驱散广场上的人群时，有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4月16日）。警方批评这些滋事分子为破坏者，意图谴责“不眠之夜”会引起暴力行径，引起公众对“不眠之夜”的坏印象，分化支持者。全民大会曾讨论应否采取暴力行为来抗议，但大会并无共识。为了维持参与群众的团结，暂时议决设立接待和平静委员会（commission accueil et sérénité），鼓励更多参与者采用和平方式抗议。本周日4月24日，“不眠之夜”更安排了一整天的活动，与参与者共同思考暴力的各类现象，警察、政府和和社会体制有哪些暴力，让人们看到社会抗争的必要。
香港的“本土勇武派”也许会质疑“不眠之夜”的和平抗议方式，视之为无效的抗争。事实上，法国三月多次反劳动法改革的抗争，当中有些人破坏银行提款机和商店，被警察推撞，继而双方激烈冲突，事后数十人被拘捕。这在民众看来是示威经常出现的暴力场面，并无因而改变反劳动法的形势。反而是民众集体地占领广场，被驱散后又再聚集，这种态度令“不眠之夜”成为反劳动法运动的一个据点，多次学生发动的游行均以广场为起点，又以广场为聚集和讨论的场所。
这其实反映了，暴力行为之所以出现，出于政府强硬推动法案、群众愤怒无处渲泄的后果，但并不能体现民众对直接民主的渴求。他们讉责警察对群众的挑衅，主张和平的集体行动，才能令更多群众愿意前来参与全民大会，巩固抗争的群众。可以说“不眠之夜”持续，甚至酝酿全民罢工的行动，才能有效地阻止劳动法改革。（注一）
政治的不明飞行物体
“不眠之夜”初出现时，被一些传媒称之为“政治的不明飞行物体”（ovni politique），因它将会如何影响法国的政治局势，目前仍然不清楚。“不眠之夜”跟西班牙的义愤者运动极其相似，而且新左翼“我们可以党”（Podemos）亦有成员到巴黎支持，因此许多人提出，“不眠之夜”会否发展成法国新的左翼力量，改变政治版图？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言之尚早。事实上，由2011年义愤者运动，到“我们可以党”在2014年首次参选就大胜，今天成为第三大党，中间经历了四年时间；而到下年五月法国总统大选，不过剩下一年。
右派政客普遍对“不眠之夜”漠不关心，甚至主张警察清场。事实上，参与者普遍左倾，而且反对劳动法改革，因而倾向反对执政社会党。至于他们会否加强了左翼阵线（Front de gauche）以至极左的支持度，目前尚未有足够证据断定，因为政党立场一直不在议程上面。
从全民大会的内容来看，平日较少受关注的社会抗争议题都得到讨论，如监狱侵犯人权的措施、移民受到不公平对待、气候问题、巴西民主问题、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的社会公正问题等，有望做到“凝聚斗争”的目的。加上，部分群众和学生也会去不同地方支持抗争，由此引发更多人参与各类社会抗争，如4月12日就有约200名集会学生和群众到圣拉扎尔（Saint-Lazare）火车站，声援火车工人抗争。
直接民主冲击政党
比利时社会学家杰弗里．比利耶（Geoffrey Pleyers）认为，我们不应把社会运动的成败视为政党选举的成败，也不应把义愤者运动等同“我们可以党”。事实上，义愤者运动有很多在地运动并没有加入政党，参选角逐政治权力，但仍然持续地抗争，改变了地区的面貌，如设立多达120个地区全民大会、运用空置土地建立社区种植园圃，与成立注重生态平衡的农业合作社。加上，很多地区社会份子对“我们可以党”有不少批评。他强调，社会运动的力量在于不断扩大各种斗争的层面，感染更多群众来参与。占领华尔街、义愤者运动和“不眠之夜”三者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参与者不满传统政党的组织方式，不满代议民主缺乏人民参与和向人民问责。
“我们可以党”之所以在两年内成为西班牙第三大党，因为它参考了直接民主的方式，增强成员参与，令更多原本不是专业政治家的人愿意投身抗争和竞选，令政治人物年轻化。（注二）换言之，义愤者运动在数年间冲击了传统政党的组织方式，政党必须回应民众对直接民主的诉求，左翼的年轻化同时会带动右翼的转型以面对竞争。
有趣的是，在2014年经历了大型社会运动的香港和台湾，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台湾的“时代力量”，香港的“青年新政”和新成立的“香港众志”等，都可以看到政党带有最初对社会运动的关注、政治人物年轻化和非专业化。值得观望的是，“不眠之夜”运动持续下去，能否推动政党更新，采纳更多直接民主的组织方式？
号召全球抗争，需在地连结
在法国的脉络里，“不眠之夜”运动同时希望促进社会平等。一方面，4月13日起，巴黎郊区圣坦尼（Saint-Denis）终于开始了“不眠之夜”。从这个角度来看，值得关注的是，在充满社会排斥和族群怨恨的郊区，“不眠之夜”运动能否令更多民众跨越肤色和宗教团结起来，养成直接的民主经验，甚至改变社会不平等的面貌？
另一方面，运动的第十天起，在广场上设立普及大学，由不同专业的学者参与小组讨论，令知识走出象牙塔，主题包括法国大革命、1968社会运动、法国殖民历史、女性充权、东欧共产历史、极右历史等。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家Ludivine Bantigny认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去教育人们，我们建基于以下原则：所有人都可以运用某些跟其职业、处境、热情和多样化行动相关的知识。”
目前，“不眠之夜”呼吁5月15日为国际行动日，发起“全球站起来”（Global debout），号召全球“不屈之民”团结一致地站起来。笔者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不眠之夜”观察，人数远比巴黎少，而且相对欠缺组织。国际大团结如果不至于沦为口号，各地的“不眠之夜”必须连结在地的抗争，社会运动不是殖民计划，绝不能“出口”。
（刘况，目前旅居法国和比利时）
注一：劳动法改革本身是个很复杂的议题，本文无暇谈论。《人文杂志》（l’Humanité）的特刊〈劳动法专题──一场历史性的倒退〉（Loi travail : une régression historique）分析了法案全文，并提出几个反对法案的关键理由：更容易辞退雇员、雇员可签订合约延长35小时以外更长的工作时间、劳动的弹性成为关键词和削弱工会获雇员授权的力量。
注二：Héloïse Nez, Podemos, de l'indignation aux élections （Paris: Les Petits Matin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