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问题既是专业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医疗体系的管理和运作，繁复琐杂，牵涉到专业和社会各个领域。
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曾这样梳理其中的脉络：政府对卫生系统的投资、医生薪水及业务培训费用、媒体对医生的报道、公众对医学知识的了解、患者对疗效的期望，以及贫困家庭是否能够支付医疗费用……
在中国的现实中，这些问题化成了一个个流传于社会上的“俗语”或者“暗号”。端传媒精选其中的关键词，试图归纳无数的中国医疗从业者和病人，每天在医院面对的最大困境。
号贩子
领取号码按次序看病——俗称“挂号”，原本是医院里最稀松平常的程序之一。但由于很多大医院的号源永远紧缺，就有人做起了倒卖“号”的生意，这些人就是“号贩子”。
有的号贩子会整夜在医院门外排队挂号，有的会通过网络渠道抢占号源，甚至有的号贩子与医院的工作人员勾结，将通过内部渠道得来的“号”高价转卖给患者，从中赚取差价。
中国公立医院的挂号费一直较为低廉，由政府进行价格管制。综合不同省市的价格规定，普通门诊的挂号费从0.5元到15元（人民币）不等，专家门诊的挂号费从10元到20元不等，极少数的知名专家挂号费会达到50元。因此，有经济学家指出，“号”的价格远远低于医疗服务的实际价值，而供给量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量，就为号贩子提供了巨大获利可能。
以北京同仁医院的“王牌科室”眼科为例，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80%至90%的号源被号贩子垄断，这意味着如果不想忍受漫长的排队，就必须从号贩子手中买“号”，否则患者极难见到医生。每个“号”通常会被贩子加价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若是知名医生或王牌科室的“号”，很有可能被炒卖到数千元以上。
医疗服务价格差距，通过号贩子的交易转嫁到了病人和患者身上。同时，医生的劳动也没有得到合理的价格激励。
2016年初，因几起围绕挂号引发的医院暴力冲突，中国政府开启专项行动打击号贩子，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均有警方进行集中整治。另外，随着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发展，很多中国的移动医疗APP开通网上挂号、诊前咨询的功能，但被官方认为“干扰了医院正常的挂号就诊秩序”，已被叫停。
小病大看
诸如感冒咳嗽这类的普通病症，病患也一定要在三甲医院就医（三甲医院指按照中国现行《医院分级管理办法》中级别最高的医院），而不愿意在社区医院就诊，这就是所谓的“小病大看”。
在中国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观：大医院人山人海，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特别是大城市的大医院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及其家属，随时都处于“临战状态”，长期超负荷运转。
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例，据媒体报道，其“王牌科室”变态反应科共有10名医生，一年要接待约6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
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上海的医生压力最大，日均诊疗15.2位病人，其次是天津、北京等地。这些数字仅是平均值，而据端传媒记者的实地考察，在一线城市的大医院，每日诊疗上百个病患才是医生的真实工作量。
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优质医疗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而三甲医院与基层医院并不存在价格差价，对患者来说，无论医院大小，都是花同样的钱。
普通患者缺乏医疗常识，也因信任感缺失，常常不相信基层医院的医资力量，即便是普通病症，也要去大城市、大医院，要看级别最高的医生。导致一些真正的疑难重症病患，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医治。
以药养医
中国的公立医院收入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加成收入。由于因政府补贴有限和医疗服务的价格低廉，医生与医院只能依靠产品来盈利。
以药养医——这个药厂和医院、医生之间的隐性利益输送关系是中国医疗行业的常态。长期以来，医院都是以药品的高利润拉动经济效益，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
2015年之前，公立医院使用的药品，由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管理部门统一竞价采购，形成药品目录及招标价格。医院从省级政府核定的药品目录中选择，并可在药品招标价格基础上加价出售给患者，但加价幅度由国家发改委指导，一般不能超过15%，中药饮片加价率可适当放宽。
药品需经过药厂、医药代表、医院、医生等几道程序，通过药品招标，才会到达患者手中，其中产生的权力寻租和由此滋生的公关费用，最终都会进入药价，由患者买单。“药价虚高”自然不可避免。
药品回扣是医生的收入来源的非正常渠道之一。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效率与公正研究》，“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至25%，高的回扣率能达到40%以上……若保守一点按15%计，2011年全国中西药零售总额为3718亿元，据此估算全国一年的药品回扣额可达560亿元之巨。”
从2015年起，价格管理部门-发展改革委员会取消了中国绝大部分药品的政府定价，但医院靠“卖药赚钱”的现状没有改变。除了药品，在使用医疗设备、器械和耗材方面，医生亦有可能收受回扣。
十余年来，尽管政府一直在监管药价，但药品支出逐年上涨，过度用药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这就是普通患者眼中的“看病难、看病贵”。
医闹
一群专门通过在医院闹事而获利的人。通常受雇于患者一方，采用各种打闹手段，向医院施加压力，为患者索取高额赔偿。
“医闹”的闹事手段多样，通常有在医生的办公室滞留、殴打医务人员、在医院设灵堂、打砸设施，设置各种障碍阻拦其他病人就诊。一个“医闹”团伙少则几人，多则数十人、数百人，大多都是无业游民，常年盘踞在医院门外，四处打听病人患者与医院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声称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索要赔偿，然后就各种“闹”。
中国当下的医患矛盾十分严重。出现医患纠纷或医疗事故，患者及家属往往不愿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维权，而是雇佣“医闹”胁迫医院给予赔偿。
究其心态，患者自认弱势，对司法救济没有信心，投诉无门，会发现出现医疗纠纷必须通过“闹”来假扮强势。而实际状况是如此，医院往往病人众多，医生工作繁忙，没有精力应付“医闹”，宁愿赔钱了事，息事宁人，这也让更多的病患认为“只要闹，就有钱”，“医闹”愈演愈烈。
近期轰动全国的“医闹”事件发生在2016年1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的患者杨女士因子痫前期主动脉夹层破裂，抢救无效死亡。杨女士的家属数十人索赔1000万，滞留医院，医院日常运作颇受影响。杨女士所在的单位中国科学院连发两次公函向医院施加压力。
“医闹”一词——Yi Nao，已进入了PubMed数据库（这是目前世界上查找医学文献利用率最高的网上免费数据库，其收录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600多种重要生物医学期刊的摘要和部分全文），成为一个“中国创新”。
从2015 年末开始，《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医闹”被正式纳入刑法制裁的范畴，最高可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媒体指出，“医闹入刑”或可以发挥震慑作用，但在当下司法标准适用模糊，执法不严的环境下，究竟能带来多大改变，仍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