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野島剛收到朝日新聞的調任通知,擔任駐台北特派員。當時他已在新加坡五年,負責報導東南亞事務,中間兩年被派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地。
2008年政黨輪替,馬英九執政後冷戰結構下的兩岸終於「和解」了,台灣社會同時也在與中國高密度交流下,迅速起了變化。故宮在兩岸交流大開之初,擔負了重要的統戰角色。
「我看到陸客在台灣開心和中華民國國旗拍照,覺得有點感動,中華民國過去對中國是禁忌,時代真的變了,」野島剛說。但同時他也看到台灣社會的另一個面向,「 我每次去看棒球比賽,台灣人拿著中華民國國旗,球隊名字是『中華台北』,但喊的是『台灣加油』。我每次想跟日本朋友分享這個發現,卻沒有人懂。」野島剛發現台灣既是「中國」也不是中國,國家定位還在變化。
近代以來的中日對抗正是「中華民國/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複雜情節的歷史機緣。於是,從中、日、台的現實與歷史對照,讓野島剛找到了獨特視角的支點:故宮。 他透過故宮這個過濾器,描寫中國、臺灣、日本有關的亞洲近代史及現代政治。2016年4月出版的《故宮90話:文化的政治力,從理解故宮開始》,正是他十年來研究的完整梳理。
「我開始研究故宮是從很單純的疑問開始。我當時覺得很怪,為什麼有兩個故宮?」野島剛說,「後來發現,故宮對於兩岸問題和台灣政治很有代表性,只要有兩個故宮,就代表國共內戰還沒有結束,兩岸還是分裂。」
成立於1925年的故宮,是中華民國的「革命戰利品」,也是中國長達數千年帝制結束的表徵。1949國共內戰以國民黨來台為結局,抗戰時保存的部分文物又從大西南一路東遷渡海來台,存放在台中北溝山洞。直到1965年故宮和中山博物院合併,於台北外雙溪復院,這些北京紫禁城的文物,才正式和台灣社會產生關係。
2000年,杜正勝作為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本省籍院長,以打破中華文化獨尊、注重本土為理念,對故宮進行一系列的組織改造,並訂立故宮南院計劃。文化統戰和本土意識產生了激烈衝突。
馬英九政府下的故宮,卻成了兩岸「團圓」的歷史機遇。2008年兩岸故宮首度交流之際,野島剛同時專訪了北京故宮及台北故宮院長,《朝日新聞》在報紙版面並列呈現,廣受兩岸好評。
從故宮入手,理解中國、理解兩岸,野島剛用「第三隻眼」打破了兩岸的思維死角。這些揉和著戰爭,政治,人性流轉的時代故事,並將日本的角色放了進來,將故宮命運詮釋得更為廣闊。
他將蔣介石詮釋成「寂寞的蔣公」:千辛萬苦將故宮文物遷來台灣,是故宮最大貢獻者,卻在民進黨執政後,連塑像都從故宮正門被移走,即使馬英九上台,也只能孤單待在圖書館大樓。這種對台灣人而言政治不正確的幽默,是一個外國人的特權。
從2011年的《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到《故宮90話》,野島剛對細節和細節背後的細節仔細追究,建立起「野島的故宮學」。
從蔣介石的心境,歷任故宮院長、被否決設計案的建築師,到負責文物遷徙的守護者,佛像收藏的台灣捐贈者,他都一視同仁講述他們與故宮的故事;從四川樂山的臨時故宮、南京及沈陽的故宮博物院到日本的故宮收藏及研究,無論地點,他追索故宮留下的痕跡。
《故宮90話》當中還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37件台北故宮文物。「台灣有故宮這個寶,應該要珍惜,」但他也很能理解台灣人的矛盾心情,「去年台北故宮慶祝九十週年,但它在台灣是1965年成立的,怎麼不是慶祝五十週年呢?所以故宮在某個政治意義上,還不屬於台灣吧。」 他自問自答地說。
《故宮90話:文化的政治力,從理解故宮開始》
出版時間:2016年4月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
作者:野島剛(Tsuyoshi Nojima)
譯者:張惠君
訪談摘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2011年您出了第一本關於故宮的書《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這本和《故宮90話》有什麼不同?
野島剛(以下簡稱「野島」):當時覺得《兩岸故宮的離合》沒有完整寫下自己採訪的全部,一直還想再寫 。第一本書重點放在政治和歷史,《故宮90話》的內容較豐富多元,除了政治歷史外,也有文化藝術,還有參與故宮的人物都在裡面,算是留下一個紀錄。
後來中國有簡體字版,在中國出版當然有很多部分被刪掉,特別是和中華民國相關的部分,改成台灣地區,台灣總統寫成台灣地區領導人這些麻煩的修改。國共內戰的部分也是,但大體上編輯還是算寬鬆了。我本以為中國討厭日本,應該連出版都不行吧,但不但可以出版,賣了四萬本,中國文化界還一面倒贊揚,我真的很意外卻蠻開心的。
端:你上一本書寫兩岸故宮的故事,而新書很厚卻有花了三分之一篇幅都在故宮講文物,融合文物藝術美學歷史的見解,您過去就在研究中華文化嗎?
野島:我原本不是藝術的愛好者,我以前不去美術館。我真的是從故宮開始,現在還是對其他美術沒有興趣,我最初是因為政治性喜愛上故宮,與藝術無關。
越了解故宮後,慢慢發現文物背後的故事很吸引我。我不喜歡像藝評家那樣探究一個藝術品的美學,但我會去想,這些藝術品或書畫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被創作出來?為什麼創作者有這種思想和動力?
後來慢慢發現,很多中國藝術上留下來好的作品,都是失敗者的。因為中國文人藝術基本上是官僚生涯的業餘,文人是一種素養。當官時基本上無法這麼投入藝術,但如果不順利就會把精神放在藝術表現上。
我覺得自己也是一樣吧。在《朝日新聞》我的新聞專業應該是很好的,但在人際關係和官場上,就沒這麼如意。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天份該用在哪裡,雖然我的寫作不是文學家那種,但我自信抓重點還有直白的能力,也喜歡介入比較敏感的東西。我感覺這種天份不是在組織升官的,而是個人寫作的。
就這樣我在中國傳統的文人畫中,得到強烈共鳴,因為發現這些文人也跟自己很像(笑)。
端:書中也看得出來您對故宮文物有很龐大的研究系統。當初怎麼選擇要書寫的文物,又是怎麼做研究的?
野島:其實原則很簡單,就是能引起我的好奇,背後有特殊故事的。
我主要靠三種資料,一個是故宮每個月的刊物,內容非常好。再來是日本國立圖書館的資料,日本人很喜歡研究故宮,對於中國文物的了解很深入。最後是台灣的國家圖書館,主要是查閱戰後關於故宮的報導,雖然報導是片段的,但這些史料都很有用。
我很喜歡到故宮的圖書館,一早到放了行李開始找資料或寫作,累了去逛逛展覽,然後用完餐之後,再回來做研究,然後待上一整天。主要是去一趟要花太久時間了,但我也特別喜歡這種一整天在故宮的日子。
端:這本書介紹的文物有哪些是你特別有感覺的?
野島:書中三十七個文物,只有我研究的三分之一吧。當然,這些都是出於台北故宮,這是一本台北故宮為主的書。我2008年第一次看到「散氏盤」時特別有感覺。
當時第一直覺是看到裏面的漢字,覺得要刻這麼多,在那個年代真不容易。我有很大疑問,如果是詛咒或讚美,文字應該不需要這麼多這麼完整才對。後來查資料,才發現這是兩個國家對立後談判的結果,需要簽合約。「散氏盤」事實上是一個公文。
我也因此發現了漢字的意義。因為中國太大,語言無法溝通,但是有青銅器有漢字,才能溝通互相理解,現在也一樣。講台語講廣東話的人,是透過文字來彼此理解,文字可以超越不同語言的人。我看過很多研究,但大多數對青銅器的研究都是美學的,對漢字的功能,理解就沒這麼深刻了。
另外我們也看到,殷代的青銅器很恐怖,很多是動物或是人,那是祭祀用的,比較野蠻。到了周代成了歷史的紀錄,也是人類的進步。故宮也讓我理解中國歷史,什麼是漢族?什麼是漢文化?
《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
出版時間:2012年7月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作者:野島剛(Tsuyoshi Nojima)
譯者:張惠君
端:從你的兩本故宮書,和您對故宮的歷史以及文物的瞭解程度,都讓我感覺到你對中華文化的著迷,這和身為一個日本人,中華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體有關嗎?
野島:其實我剛開始採訪故宮時對中華文化也沒有這麼重視。我本來是想要挑戰故宮權威,抱著一種叛逆的心情來研究中華文化的(笑)。
只是我後來發現,中華文化的文化力真的很大,很豐厚,日本不能比。我還是覺得應該要珍惜這個人類文明的資產。
日本文化的根源是中華文化,江戶時代以前日本知識份子都念漢字,學習中文。當時的日語只是語言,文字只有平假名,所以基本上都是學漢字。 明治時代才結合平假名片假名。過去日本的知識份子都要念論語,孟子,我們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很深。
明治維新時我們開始西化,但事實上當時的知識份子都懂中文,對中華文化也有很深的理解,寫很多關於中國文化的文章。日本戰敗之後,我們全面接受美國文化,完全放棄中華文化,我覺得很可惜。現在日本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很淺,基本上沒有什麼漢學研究可言。我常常都要找回明治,大正,昭和時代的日本學者研究。
端:你覺得台灣人應該怎麼看故宮和台灣的關係?
野島:我對台灣社會的建議是,台灣既然有這個故宮,中華文化的殿堂,就把它當成一個寶。
我個人覺得,發展台灣本土文化,和亞洲連結是對的。但故宮是故宮,這是一個好的博物館,台灣社會要建立一個更多元更複雜的台灣文化論述,有日本,有中華,有東南亞,有南島。我覺得不要把故宮拉進來,太政治化了。我覺得杜正勝的問題就是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
但我和藍營的人也不一樣,我認為他們應該要放棄文化優越感,不該給故宮這麼多特權,院長不要做閣員,應該要隸屬文化部,一定要制度改革,讓故宮回歸為一個專業的博物館。
其實故宮也和中華民國體制一樣,中華民國已經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故宮也是台灣的故宮了。如果要否認,整個政府體制都要改變。但故宮變成國家命運的寶貴文化殿堂,象徵中華民族苦難的無聊論述應該要放棄。雖然外省人會不開心,但台灣現在大多數的主流意見都是這樣了。民進黨上台應該要往這個方向,但作法上應該要學到過去的教訓。
端:你參觀過故宮南院後,怎麼看南院的定位,和目前有的策展和文物?
野島:過去中國人以天朝自居心中沒有亞洲,中華和亞洲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故宮沒有反應出實際的交流史。如果南院真的能建立起亞洲概念,那真的很有創新意義,我很期待也很支持。南院這十五年在台灣很波折,整體方向是對的,但又和故宮的中華概念是矛盾的。
南院接受成龍送的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複製品就是個例子,我個人是很反對的。圓明園是中國的東西,不是南院定位的亞洲,成龍的身份也很爭議,更別說十二生肖獸首是複製品,故宮太沒有政治敏感度了。我希望民進黨上台後應該把它撤下來(笑)。
南院的策展很不錯,但大部分文物都是借來的,自己文物還是太少了,我有點擔心。而且還是放了翠玉白菜,雖然我可以理解是地方的需要。
但南院政治問題太多了,很多施工問題沒有完善,還持續有問題。為了馬總統的政績急急忙忙在十二月底開幕,這種文化建設為政治目的服務的例子在台灣實在太多了。
南院沒有好的開場,現在看來還是很可惜,因為沒有在一開始就將南院的亞洲論述完整清楚的建立起來,定位還是有點模糊。另外,南院在嘉義如何吸引觀光客?文物不夠的問題還是要解決,我感覺未來台灣要支撐南院不容易,我擔心會是台灣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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